红学的要务在回答“如何看《红楼梦》”尽管周作人说“关于这书谈的人太多了,多谈不但没用,而且也近于无聊”,然他还是情不自禁地说“《红楼梦》自然也不得不一谈”②。周作人没有多少专文系统地谈《红楼梦》,其红学观是细细碎碎拉拉杂杂,散见于不同主题的文章甚至是诗歌里,绵延于1918 年到1951 年数十年间他的各个人生段落里。而其理论依据始终是“人的文学”。周作人的红学观在红学史上当有一席之地,然而现存所有红学史的著述中几乎只字未提。

他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红学家。如何看《红楼梦》,鲁迅曾有高论: “但是命意,就因读书的眼光而有种种: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③。而周作人另有读者学观念,他说: “看法原来可以有几种,其一是站在外边,研究作品的历史、形式与内容,加以批判,这是批评家的态度。其二是简直钻到里边去,认真体味,弄得不好便会发痴,一心想念林妹妹,中了书中自有人如玉的毒了。此外有一种常识的看法,一样的赏识他的文章结构,个性事件描写的巧妙,却又多注意所写的人物与世相,于娱乐之外又增加些知识。这是平凡人的读法,我觉得最为适用,批评家我们干不来,投身太虚幻境又未免太傻了。假如用这种读法去看《红楼梦》,以至任何书,大概总是可以有益无损的。”④不愿站在作品的外边以超然的批评家冷眼去看,也不愿“钻到里边去看”,譬如“《庸闲斋笔记》所说的杭州贾人女,《三借庐笔谈》苏州金姓,迷恋宝黛而生病发痴的”⑤; 乐钓《耳食录》还记载“一痴女以读《红楼梦》而死”的故事。对此,鲁迅也发表过与周作人相近的观点,他说: “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 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⑥。

周作人坚持以普通人、平凡人的视角,把玩其中人物与情节的巧妙,品悟世间万象,娱乐并充实自己。这是以“人的文学”观看待《红楼梦》,关注的是文学与人生的密切关系。周作人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将此意发挥得更为详尽。他说: “文学于我们,当作一种研究以外,还有很重要的意义与密切的关系,因为表现自己和理解他人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是极重要的部分。所谓艺术的常识并不是高深的鉴赏与批评,只是将艺术的意义应用在实际生活上,使大家有一点文学的风味,不必人人是文学家而各能表现自己与理解他人; 在文字上是更通畅的运用国语,在精神上能处处以真情和别人交涉。”①周作人认为,在人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比文学更能让人满足的了,没有什么比文学更能让人在寂寞、孤独的漫长岁月中得到些许安慰,也没有什么比文学更能帮助人理解他人同时让他人理解自己。尤其是“人的文学”的典范《红楼梦》更能如此。他从文学尤其是《红楼梦》中尝到的人生愉悦,不愿独自享受,他希望人人能分享,希望人们的生活因文学因《红楼梦》而平添诗意与乐趣,有了生活情趣的人就更能理解善待别人。

以平凡人的“常识”心态去看《红楼梦》,还能引申出个普通读者观来。周作人于“人的文学”之外尚有名文《平民文学》,指出平民文学的标志,就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周作人深知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小说,都是写给普通平民读者看,诉诸平民读者,希望平民读者看得懂,看得有趣,看得有益的。试想,当日曹雪芹于悼红轩中,辛苦十年,呕心沥血写成《红楼梦》,是为谁写? 写给谁看的? 难道他预知或者期待将来有一门“红学”,特地写出来以供专家钻研考索吗? 曹雪芹舍诗词歌赋之“文学正宗”,弃八股时文之“科举正途”,以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将自己“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他借 “石头”之口说: “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者避世消愁之际,把此一玩。”可见曹雪芹大旨是要面对天下世人即广大普通读者说话,让他们爱看,从而“令世人换新眼目”。红学不是不要专家,而是红学专家须有平民意识,使红学成为“人的文学”、“人的红学”。红学的要务是让普通读者更爱读《红楼梦》,而非弃常识不顾,故弄玄虚,让红学远离人生,远离普通读者,使之成为“红外线”,乃至被人贬为“红水泛滥”。这才是当代某些红学专家应从周作人那里引出的教训。

……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郭春萍,石钟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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