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之雅”与“物之哀”——梁实秋与周作人散文文风之比较

　　受白璧德哲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中庸思想，使得梁实秋的文章里处处展现出他的优雅，如《医生》一文中写到医生看病，虽然也对庸医进行了调侃，但是文章的重点是分析人们不尊重医生的原因，“不病时以医生为不祥，既病则不能不委曲逢迎他，病好了就一脚把他踢开。”(本文所有梁实秋的引文均出自花城出版社2008 年版《梁实秋集》，以下不注)所以在整篇行文当中，梁实秋并没有单方面地批判医生，而在同时也批判了忘恩负义的病人，由此而显得全面，公正而中庸，他既没有偏袒病人也没有偏袒医生，可见这一种态度这一种精神最能使人坦言，处处散发出优雅的气息，与人无尤，的确值得向往之。

梁实秋的雅更体现在他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上。一是物质的雅，例如“舍”。他所居住的“雅舍”实为“陋室”，因为它“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而且地处荒远，室内高低不平，更有甚者是不断受到鼠蚊的骚扰。但他却总能找出如此“雅舍”的优点来。他说：“‘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这样的环境让梁实秋在精神上享受不已，“雅舍”又何陋之有呢？梁实秋说：“我有一几一椅一沓，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已不复他求。”足以看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他的清高淡雅，不为浮云富贵所迷惑，只为精神财富所着迷。艰难的岁月，在梁实秋心中却因“雅舍”而变得有情有趣起来。无人来访时，他就钻进小书房里，通宵不眠不休。在这里他以悠然超脱的笔调写下了著名的《雅舍小品》。“梁实秋关注生活、关心人类，对身边事物总是怀着一种平和心态，保持乐观旷达的态度。无论是重庆的‘雅舍’,还是台北的小猫，都是随缘而遇，绝对不刻意追求。作家认为有缘便有情，随缘相遇报之以爱心，但也不偏执；情感有度，凡事随缘，对身边的事物态度是温馨而又旷达的。”⑥二是日常活动的雅，例如下棋。《下棋》中描写一个人观棋时怎么也憋不住要说，挨了下棋人的耳光后，“还要抚着热辣辣的嘴巴大呼‘要抽车，要抽车！’”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又例如写一个人要悔棋，另一个人不许悔时，他们“在门后角里扭做一团，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在他的口里挖车呢。被挖者不敢出声，出声则口张，口张则车被挖回，挖回则必悔棋，悔棋则不得胜，这种认真的态度憨得可爱”。寥寥几笔，形神毕现，趣妙横生。此文通过描写下棋中发生的各种场景，深入地挖掘了人的心理，棋格即是人格，有的人是为了消遣，有的是为了发泄好斗的本能。总体上，这篇散文可谓小处着笔，大处着眼，语言细致幽默，生动传神。

周作人大病之后于1923 年出版了第一个散文集《自己的园地》，接着在1925 年又出版了《雨天的书》。这两部散文集真正代表了周作人小品文的风格，不仅因为作者的整个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都融进了这些散文当中，更因为这些文字是周作人生命思想的见证。周作人的散文集可以借他曾经写过的一句诗来形容“惜无白粥下微盐”。意思是一碗下了少量盐的白粥，稀得甚至看不到盐，或许未必每一粒米都沾上了盐，每一粥汁里都含有盐，但是那一撮盐的确溶在这碗白粥里头，每尝一口，都能感觉到淡淡的咸味。而这里的淡淡的“咸味”则是指周作人的文风，蕴含着一层淡淡的哀伤、淡淡的忧愁，这就是“物哀”风格。

周作人一生当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钱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着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它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⑦而这种难以言传的情调或者境界，就是“物哀”。细读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间，深深浅浅的情思当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绪。“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叶渭渠所指出：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⑧

“物哀”在周作人的作品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一是关于“人”的哀。《雨天的书》收录了周作人1921 年至1925 年创作的杂感随笔，当时的周作人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先是经历了一场大病，有九个月的时间是在病床度过的；随后又与自幼保护、指导自己的大哥鲁迅永远地决裂，遭遇了精神上的巨大幻灭；而爱女若子又患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几近死而复生……这些切身体验带给周作人情感和心灵的震动是强烈而持久的，而他尚存的社会责任感亦使他陷入彷徨与苦闷之中。这里悲痛的人生经历无疑让周作人身上的“物哀”思想愈发强烈。他于是谈病，谈死，谈爱罗先柯，以及被屠杀的尸体。

其二是关于“物”的哀。例如“雨”，在《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里面，周作人说：“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气闷的光阴罢了。”⑨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道出了书名的由来，也把自己心中对雨所生的感情抒写到书中来，在他缠绵悱恻的文字间渗透着雨天的阴沉，皆因“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⑩。这实际上是周作人内心的一种哀情，他把阴雨幻化成自己内心的阴沉。

“从佛学心性思想入手致力于人格修养，周作人特别推重佛家‘忍’的精神。周作人认为，佛家的所谓‘忍’，其实是一种历尽磨难而终不为所动的强韧意志的表现，所以对他人是宽和，对自己是坚忍。”輥輯訛于是他懂得了在阴冷的雨天里用笔去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和焦虑，把磨难当成一种磨练。他的所谓“苦雨斋”者，其实是佛教的苦谛、坚韧的苦忍与以苦为乐的苦趣的复杂交合罢了。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輥輰訛正是这样的周作人，才能在他冲淡的笔调下“哀而不怨”地谈到苍蝇的传说、江南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以及平安的吻，更在忧伤的笔调下谈到水乡的乌篷船以及被屠杀的尸体。在这些或深或浅的阐述中，周作人用他忧伤的笔调向世人展示了深刻的意味及其一生的苦质情结。如果说，前期的忧患意识给周作人散文的“物之哀”添上某种貌似相近实则相悖的色彩的话，那么可以说越到后期，周作人的隐逸的思想更为浓厚，隐逸的风格更为明显，其散文的“物之哀”越发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斗争，转入个人的内心与自己的园地，一变为纯粹，也变为狭隘。

由此可见，周作人身上的“物哀”情结不单单是建立在日本的文化熏陶上，而是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环境条件下产生的。而梁实秋的“物雅”也一样，都是各种各样复杂条件下形成的独具个人特色的文学风格。……

(《名作欣赏》，黎保荣，罗丽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