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缘何影响四方(2)

　　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创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的杂文总是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剐刊》，以及20世纪 3O年代的《萌芽》《太自》《申报 ·自由谈》等，这决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或者说，它是现代作家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它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由地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接纳、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及时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随着现代传媒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杂文也就更加触及和深入到现代生活中，并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比拟的。正因为杂文与“现在时”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杂文“魁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对此，鲁迅先生非常自信，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儿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鲁迅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这种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斟的‘人史” 。可以说鲁迅的杂文不仅是现代 中团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哲学、道德、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的“百科全=}弓”，更是对中国现代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有人甚至说，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国情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历史文献。

鲁迅杂文对自由创作具有重大意义。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一种叫做杂文的东西”。他还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们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 ’的规定 ，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 ，他就这样写。” 这就是说，杂文是一个未经规范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无体之文。“无体”固然会给它的学习、推广、再产生造成困难，却同时提供了特别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问“以为非这样写不可，就这样写”，一切出于内心 自由欲念的驱动，最方便地表达 自由。可以说，正是因为杂文这种“无体的自由体式”才使得鲁迅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诗的、戏剧的、小说的、散文的、绘 的，以至音乐的… …熔为一炉。鲁迅正是利用杂文这一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确实具有某种先锋性。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如此，鲁迅的杂文，才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鲁迅杂文的“个人性”，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这一基本特征，利用它可以更直接地与现实对话，也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鲁迅杂文富有创造力的语言运用 : 与其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尤拘且极富创造力的。例如，在《纪念刘和珍君》里，鲁迅是那样自如地驱遣着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旬、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荚与气势，真可谓“声情并茂”。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敛。同时，鲁迅杂文的语青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讲青对思想的束缚，用以达到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这都是鲁迅为表达自己对外部事物的独特反映、内心世界的“离奇和荒芜”所需要的。在鲁迅杂文中，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示深刻，例如：“有理的压迫”“豪语的折扣”“跪着的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人们所看到 的是他对现存秩序(社会、文化的秩序，思维逻辑的 秩序，以及语言的秩序)的大不敬与随意戏弄，以及明知戴着镣铐，仍渴望着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表达的挣扎。鲁迅的杂文，正是集中体现了始终没有走出奴隶时代的鲁迅的叛逆性与异质性。

鲁迅杂文的思艺术特质在于其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鲁迅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车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两类，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当翻开鲁迅的杂文集细看时，可以看到一部不停地批判、论战、反击 ……文化思想斗争的编年史：“五四”时期对封建旧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热风》；“五四”后期对中国历史、国民性的解剖《坟》；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革命青年的杀戮的抗击《而已集》；20年代末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三闲集》；30年代初对国民党政府支持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与新月派的论辩《二心集》；对民清思想、文化、学术，以及儒、道各家的重新审视与清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等。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不扰的批判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因此，几乎从诞生那天起，鲁迅的杂文(连同它的作者)就遭到否定、抗拒，一致辱骂，从当年的“刀笔吏”(“现代评论派的君子”语)，“睚眦必报”(“创造社的才子”语)，“不满与现状的批评家”(“新月派的绅士”语)，直到今日明里暗里、口诛腹诽的“鲁迅骂人”之类：这也是从未停息的。

但是鲁迅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当初，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辱到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

鲁迅杂文的思艺术特质还在于其在“反常规”的“多疑”思维烛照下批判的犀利与刻毒。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反常规”，又是如何的“多疑”？为何说其笔锋犀利、刻毒？那是因为鲁迅的批判不同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就是文学家的观照。而且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的习惯不太好，没人肯相信表面上的事，常有”“疑心”。因此，鲁迅最为关注、并且要全力揭示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也未必完全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正如他的一篇杂文《论“他妈的”》，就是从中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骂国”的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应该说鲁迅的杂文思维是非常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想象力。人们最感到惊讶的是，鲁迅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联接在一起。

鲁迅杂文思维中的“个”于“类”。鲁迅的思维起点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这“一个”)，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能够从听接触的纷繁的事物中，发现(区别)具广阔思想内涵、可供开发的人与事，以此作为他的杂文的材料。通过学习有关鲁迅的文章和他的一些作品后，觉得鲁迅的作品来源于他的“不同一般”，何谓“不同一般？”愚人的见解是：鲁迅心和现实的会社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人们，一般不被别人注意的人和物事就成了他的好题材，他善于观察、体恤，而作品也是实实在在的、想说什么就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写，真实性很强。把自己置于时代、社会、历史的更大空间里进行剖析和开掘，衣一种非凡的思想透力，竭力排除其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快刀斩乱麻地迅速切入本质，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整体概括，并加于简括的名称，将“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又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而勾画“个”与“类”统一的类型形象(“社会相”、“共名”)，可以说是鲁迅杂文基本的艺术手段。愚人就以鲁迅的一篇著名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来理解“个”与“类”的统一。文章是由林语堂、周树人提倡“费厄泼赖”精神，主张“不打落水狗”引起的，有具体的针对性；但鲁迅却由此概括出“叭儿狗”的类型形象。什么是“叭儿狗”的类型形象呢？那就是：“它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叭儿狗”这概括，既十分形象，又“神情毕肖”地概括了中国社会某一类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迅速地在中国社会流传，成为这一类人的“共名”，就像是取了一个“绰号”，“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

鲁迅的杂文是鲁迅将自己所遇到的、想到的、所要所得、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无论是在何时何地、无论是悲都一一记下。从鲁迅的这些行为可以看出，鲁迅的杂文确是由某一外在客观人事引发的，但它所关注与表现的，却是作者自己的主观反应。一切客观事物都要通过主观心灵的过滤、折射，才成为他的杂文题材；因此。出现在鲁迅杂文里的人事，已不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而是在过滤、折射过程中发生变异的主观化了的，是鲁迅的写作风格具有其鲜明独特之处：体裁的独特性；具体形象的参与；思维的非规范化；独特的情感；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鲁迅杂文擅长分析，他的论辩能制强敌于死命，揭露矛盾的方法也多种多样。鲁迅在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寥寥几笔，逼真传神。鲁迅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他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鲁迅还有一部分杂文，通过“曲笔”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揭露和批判封建礼教乃至整个封建文化和制度的罪恶；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的野心，指斥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卖国的罪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批判复古逆流；歌颂人民群众，歌颂中国共产党，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是讽刺往往和幽默连在一起。不过幽默指的是一种轻松的讽刺，也就是用诙谐有趣、含蓄有力的语言进行批评。如：《登错的文章》指出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往往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不过这两位，却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写的文字，不知怎麽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这段话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言行不一的丑态，对他们出卖祖国、屈膝投降的罪行进行了猛烈的鞭笞，而写得却非常幽默。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还表现在其语言上面。他的杂文篇幅往往比较短小，但分析问题透彻，容量很大。特别是在语言上尖锐泼辣、准确优美、含蓄有力，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特色。“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比喻生动，语言辛辣精炼，深刻有力。

纵观鲁迅的杂文，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感应的神精，是攻守的手足”，“对于新的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语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的杂文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讽刺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鲁迅杂文具有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这是从《纪念刘和珍君》中随意拈来的句子：“四十多个青年的雪，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有什么言语？”始终微笑着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躺在医院里呻吟；” “惨像，已使我目不忍睹；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是这、那样自如地去驱遣着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或口语与文言文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文的华美与气势，真可谓“声情并茂”。鲁迅的杂文可以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同时，鲁迅杂文的语言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延奇峻的美学效果。也有很多的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如：《外国也有》《公理之所在》，这些，人们所看到的是对现寸秩序(社会、文化的秩序，思维逻辑的秩序，以及语言的秩序)的大不敬与随意戏弄，以及明知戴著镣铐，仍渴望着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挣扎。鲁迅的杂文，正是集中地体现了始终没有走出奴隶时代的叛逆性与异质性。(文/保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