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健吾看京派文学的超地域性

　　正是地域性问题引发了有关京派的命名和界定等问题。从1934年初的“京海论争”起，“京派”与“海派”就经常在被并列或对举中彰显各自的地域色彩。鲁迅的《“京派”与“海派”》《“京派”和“海派”》，曹聚仁的《京派与海派》，师陀的《“京派”与“海派”》，杨晦的《京派和海派》等，都是将“京派”与“海派”对比论析的著名文章。至于沈从文的《论“海派”》《关于“海派”》，苏汶的《文人在上海》，姚雪垠的《京派与魔道》等文章虽然没有把“京”与“海”连在一起，但其讨论的参照系仍然是另一方，没有“海”，讨论“京”也便失去了意义，反之亦然。就京派本身而言，地域性显然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主要方面，超地域性或许更能体现京派的本质。但问题要从地域性说起。

一 “京派”的地域性

的确，像京派、海派这样的文学流派，无论是当初他们自己宣言成派，还是后人为他们追加成派，既然以“京”、“海”命名，当然就少不了“京”与“海”的地域特征和内涵，否则怎么不叫天派、地派呢？但问题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学术界对“京派”的界定与考量就不是仅以“京”为核心内容的。首先，京派作家的构成不是以与北京关系的亲疏为着眼点的，最典型的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家老舍，以及以描写北京社会生活而闻名的小说家张恨水等通常都被拒之“京派”之外，而那些与“京”没什么亲密关系的一干外乡人，诸如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林徽因、师陀、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等却被认作是“京派”。这自然引发了很多争议，比如京派到底是不是一个流派？京派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老舍凭什么不是京派作家？当然也有反过来说老舍进了京派反而地位很尴尬，成了一个异类等等。京派的论争，命名只是表面现象，更为本质的是京派作家的审美追求。其实，关于京派命名的问题并不难说清。如果把京派的思想主张与审美追求分为两个层面的话，那么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等，追求的是质朴优雅、田园牧歌、古典沉郁的精英文化的一路；而老舍等人则追求的是北京底层市民的精神气质，着力展现的是老北京的风情民俗，使用的是纯正的北京方言土语。分，则前者是京派，后者是京味；不分，就是大京派，从周作人到老舍都是。

此外，京派的起止时间也不是以在北京或离开北京为标准判定的。1937年抗战爆发后，原来活跃于京津等地的“北方文学者”四散全国各地，其中一大批成员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重建“京派文化的大本营”，延续京派的创作风格与文化理想，有不少学者提出，抗战爆发后，京派虽然离开了北京，但京派文学并没有终结，而是延续到战时的西南联大及朱光潜等任教的成都大学、武汉大学等，文学新人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可谓京派的后起之秀。近年来，更有学者主张进一步拓展视野，强调“要‘打通’战前、战后，深入揭示京派及其传统在‘跨越’1949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地位和价值”。因为“战后‘京派’的影响通过两部分青年作家得到了延续，都以原西南联大学生为主。一是当时聚合于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冯至等周围，包括穆旦、郑敏、袁可嘉、杜运燮、汪曾祺、盛澄华、王佐良、金隄、周定一等在内的北方青年作家群；一是当时从国统区出国继续学业的青年作家，他们中后来卓有成就者有鹿桥、程抱一、熊秉明等，其艺术追求明显延续京派影响，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们50—70年代在海外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建’”。我认为这种叙述强调了京派的文学流脉与文化传承，强调了京派一直延续到当下的现实价值，有积极意义。但这种强调也会扩大甚至模糊对原本意义上的京派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1937年以后的“京派”，已经不完全是当年鲁迅所批判的那个地域上的“京派”，也不完全是那个留居帝都的“官的帮闲”的“京派”了，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符号被固定下来的“京派文化”的代名词了。

在所有的现代文学流派中，京派的地域性相对来说是最不明显的，北京对大部分京派作家而言更多地只是一个生存空间与地域空间的概念。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京派的创作和存在与北京没有关联。作为一个“地域文学的共同体”，京派作家形成了与当时的左翼革命文学及海派文学显然不同的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