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饭”，我吃定了

　　凡熟悉我的朋友，都说我是“吃鲁迅饭”的人。

也好，我很乐意接受这个雅号。因为，能“吃定鲁迅饭”，又能为鲁迅工作，无疑是光荣的。

早在读小学五六年级时，语文老师就给我讲鲁迅“踢鬼”的故事，并借《鲁迅作品选集》让我硬啃。因而，我幼小的心灵就慢慢竖起鲁迅的形象，觉得“迅哥儿”真可爱可敬。于是，中小学时代，我读了鲁迅的小说、杂文，并做了许多读书笔记。读大二时，张向天的《鲁迅旧诗笺注》出版，引起海内外一片热议。我感到更大的兴趣，广集有关资料，摘编几大本注释、探索鲁迅诗的各种观点，随时写下自己的见解，并去信向名家请教。没想到，竟收到许广平热情的回信，给我莫大的鼓励。大学毕业前，我终于编写了一本18万字的《鲁迅诗集释》，后来我一边工作一边研究，1982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著的20多万字的《鲁迅诗浅析》。从此开始，我坚持不懈学习、研究鲁迅。至今，我已有多部鲁研专著问世，如《鲁迅与青年作家》《鲁迅学论稿》《鲁迅与郁达夫比较论》《难雕的塑像》《鲁迅作品赏析与教学》《鲁迅作品人物图曲》等，我还连续编辑出版了《广东鲁迅研究》《鲁迅世界》《民族魂》等鲁研杂志。其中《民族魂》是我与友人自掏腰包，送给鲁迅与鲁研的礼物，得到了海内外鲁研界的赏识。

朋友们都说：“没有鲁迅就没有郑心伶的今天。”其实，大凡与鲁迅有不解之缘而又乐于吃“鲁迅饭”者，不知怎的，也都多少沾上一点鲁迅式的“华盖运”。

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在课堂上引用鲁迅的话，说从大石头底下爆出来的芽芽最壮最旺，借以勉励青年学生不要怕困难与重压，经受磨难的人会更坚强。岂料，“文革”一发生，就说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满，“大石头”的比喻是别有用心的。于是，押我戴高帽游街，备受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待到“文革”进入大批斗、大清队，要我“深挖灵魂”时，我为了不吃“眼前亏”，又假借鲁迅讲的故事，说我个人主义已膨胀到极端，妄想地球上只剩下我和我老婆，还有一个卖烧饼的。此语一出，立即受到工作组的“表扬”，号召老师们都要像我这样“敢于斗私批修”，并让我继续工作。但好景不长，1975年年底，我到省里开会，回来大力宣传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谁知马上又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说我是“邓小平的吹鼓手”，又要公开批判我。恰好，我的书稿《鲁迅诗浅析》连同别人的控告信，几乎被同时送到刚从省委派来兼任区党委书记的李尔重手中。他经过一番调查之后，不但立即撤掉专案组，还亲自到学校表扬我，安抚我，不久便特地推荐我到广州从事鲁迅研究工作。他还亲自写序，出版我的第一部鲁研著作。从此，我真的变成专吃“鲁迅饭”的人了。几十年来，每当有什么困难，我都想到“为鲁迅工作是美丽的、幸福的！”虽然曾有人笑我：“咦，这年头还搞鲁迅研究？”有升职、出国、下海的机会，我都不以为然，仍坚守鲁研岗位，与同伴们一齐发出“人在阵地在”的誓言，把普及宣传鲁迅的工作深入到课堂、基层，让“学习、研究、宣传鲁迅相结合”，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难怪有不少鲁研专家著文说我们此边“风景独好”。林非还特别“戏说”我是“南天一柱”呢。

当然，此一时彼一时。我们的鲁研工作，要从“公办”转为“民办”，尚有漫长曲折的路，前景难测。但我们碰上天大的困难，也能撑得住。有鲁迅的硬骨头与韧性精神在，鲁迅研究是不会萎缩不前的。何况，我们的“鲁迅探寻”仍在持续。如今，我虽已“退场”(退休)，但鲁研决非“退役”。是鲁迅让我们这些“吃鲁迅饭”的人，真正着了魔。其思想、精神、人格是最高尚，最有魅力的。鲁迅是一面旗帜、一部经典、一种力量、一个目标，“真”与“爱”永远铭刻在我们的生命版本上，以续不老的鲁迅情缘。

“吃鲁迅饭”有啥不好？我是吃定了。但愿此碗“鲁迅饭”吃得更香更饱，让鲁迅之“魂”，真正附体、入心、开窍。也希望更多的同道者，携起手来，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并肩前进。管它风云如何变幻莫测，“民族魂”鲁迅及其文化地位，在全世界是不会褪色、退席的。

(作者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鲁迅研究会会长、《民族魂》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