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鲁迅

　　2012年11月22—23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举办了“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尼采第一次出现在中文的出版物是1902年，也就是说，2012年是尼采的名字进入中国文化圈的110周年。南洋理工大学重视文化传播交流的研究，以“新丝绸之路”研究为大学的四大支柱之一。“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之所以得到支持，并非偶然。

这次研讨会的与会者，分别来自中国、日本、澳洲、斯洛伐克、奥地利及新加坡本地，其中多位是国际知名的“尼采在中国”研究专家和开拓者，更多的是新近取得突破和成果的研究新进。会议规模不大，应邀参加的学者和宣读论文者共11人。会议分四场，一场“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一场“尼采在中国：翻译与文学”，两场专门讨论“尼采与鲁迅”。由于会议规模不大，宣读和讨论时间充裕，因此大家交流很深入，也很尽兴。

高利克的《我的〈尼采在中国四十年〉》一文，回顾了他的先驱之作《尼采在中国》发表后的研究发展，以及他推动这项研究的各种努力，其中有学术总结，有亲身经历，有个人感受。高利克近年的研究重点其实已转移到基督教和《圣经》。这次能够请到他与会，实是十多年前的学术承诺。对于他，似乎已成了一次总结，一个句号。

在“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一组中，梅贝尔·李(陈顺妍)作为推动“尼采在中国”研究的先驱之一，也是高行健的翻译和研究专家，她的《高行健对尼采的对立态度》一文是理解高行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尼采热”很重要的文章。高行健的尼采似乎更靠近卡缪的尼采。他对尼采的批判跟高利克的回顾和总结隐约有某种精神联系或时代共通性，可能会构成世界“尼采接受史”的新篇章，或最后一章。也许“尼采已死”，也许尼采真该死了。

黄怀军算是尼采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进，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现代作家与尼采》(2007年)，后来修订出版。黄怀军做博士后期间，仍努力开拓尼采与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他这次会上提交的论文《沈从文与尼采》，是对一个几乎全新领域的开发，相当扎实。若继续下去，估计还会有更大的研究成果。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尼采似乎还不会死。

两组关于“鲁迅与尼采”的讨论，文章最多，成了会议的重点，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鲁迅可以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与尼采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二是鲁迅学的发达是其他作家无法相比的，深厚的学术积累容许更深入的学术探讨。张梦阳的《从鲁迅学史看鲁迅与尼采关系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神联系》，从鲁迅研究史的宏观出发，以独立自由、天马行空的大精神横向连结尼采“超人”与鲁迅，纵向连结当代文学作品和学术思想，气魄很大。李冬木的《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慎密细致地揭示围绕着“鲁迅和尼采”的历史和文化氛围。比起伊藤虎丸的“个”的偏向哲学的视野和“美的生活”论战的直接思潮背景，李冬木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的信息，如丸善书店、德语在明治日本等，补充了“许多曾经存在于历史现场，并且实际发生过作用而且会为今天带来启示的细节”，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鲁迅所接受的尼采有很大帮助。

谭桂林的《尼采影响：鲁迅国民信仰建构思想的特征与深度》和闵抗生的《尼采：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思想资源》要探讨的问题有点接近，都是中国国民精神的问题，但重点和角度非常不同。谭桂林首先从尼采在中国的影响出发，归纳出三种类型的人物，提纲挈领，一下子把脉络理清。李林荣的《鲁迅尼采的踪迹意蕴》针对鲁迅的杂文，力图从鲁迅的文本本身梳理出他对尼采的看法。比起20多年前陆耀东和唐达晖的工作，李林荣的梳理自然更进了一步。文章有不少看法很值得研究者深思。我特别欣赏他用《两地书》原信去解读《拿来主义》。

张钊贻的《“折射”成黑色的“超人”》则是探讨尼采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尼采与鲁迅文艺创作的比较研究很少，《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也谈得不多，这篇算是一个补充。其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本来想避重就轻，偷工减料，不幸在会上被人提起，只好硬着头皮补上，也算是提供了鲁迅的“尼采”的“周边”的一些信息。自然，更详尽的信息恐怕还有待李冬木的挖掘，因为又牵涉到一个日本人，而且挖下去肯定不止一个。这“周边”的问题，随着大家“视界”的增长和变化，真可以没完没了，其乐无穷。

这次研讨会“尼采与鲁迅”部分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请到一位研究《野草》的专家提供一篇关于尼采与《野草》的文章。还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原来设想是尼采与现当代华文文学，但可能是组织者人脉的局限，主要还是现代文学，至于当代则连研究信息也几近阙如。我在一些国际研讨会的交流过程中，偶尔听到研究者评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跟尼采的联系，但真正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起步。希望只是我孤陋寡闻。

最后一组“尼采的中译”。在中国，尼采的译介主要都是由作家来完成，是作为介绍外国文学的部分努力，所以其跟文学界的关系比哲学界的关系要更密切。冯铁的《重复的〈茶花女〉与侵犯版权：尼采翻译在中国》和崔峰的《翻译与政治之间：五六十年代中国译介尼采的语境》两个发言配搭很有意思，一微一宏，可谓相得益彰。

一个小小规模的国际研讨会，能够就讨论的学术议题做出多项突破，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实在感到非常难得；作为文集的编者，有机会读到那么好的文章，也禁不住要用一句网络常用语：学习了。对于当初的开拓者来说，这次会议也许是个总结，但从与会和赐稿的年青一代学者看来，也许是继续迈步的新的开端。不光是“鲁迅与尼采”，不光是“尼采与华文文学”，不光是“尼采在中国”，实际上是整个“尼采与华语世界”，其实都是值得大写特写的题目。尼采不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