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

　　我初次听说鲁迅是在60年前。那是1953年，我刚开始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汉学与远东历史。但是鲁迅在捷克等国家为人所知应该更早一些，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之前，因为1937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1906-1980)出版了他翻译的鲁迅的《呐喊》，并撰写了后记《鲁迅及其作品》。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对中国并没有太大兴趣。我是在奥古斯丁·帕拉特 (1923-)教授的劝说下才致力于汉学的学习的，帕拉特是普实克教授的密友。我在布拉格学习的5年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处都可以找到有关鲁迅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中国研究系里有，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位鲁迅研究专家贝尔塔·克莱布索娃(1909-1973)教授的私人图书馆里也有。

在斯洛伐克问世的第一部鲁迅作品的翻译名为《白光》，1952年由斯洛伐克文化协会在马丁出版。《白光》由费德林(1912-2000)作记，是由两位斯洛伐克译者Ján Frli ka和Eduard V. Tvarožek从各种俄语和世界语版本的鲁迅作品翻译所转译而来，包括《呐喊》中的8个短篇小说、《彷徨》中的3篇小说以及《野草》中的4首诗，除此之外并没有收录鲁迅的其他作品。他们对鲁迅短篇小说的选取主要遵循费德林的建议，但是在《野草》4首诗的选取上却具有完全的自主权，因为这个领域还没有“权威”的苏联专家涉足。

直到1960年，又一本鲁迅的作品选才以斯洛伐克语在斯洛伐克问世，这也是最后一本。该书名为《火与花》，由克莱布索娃教授的学生───斯洛伐克汉学家(1935-1992)博士翻译，布拉迪斯拉发的出版社出版。在我看来，这本书更忠实于原著，小说选取更佳，克莱布索娃的序言也比费德林的后记更令人可信。在这本书中，除了同样选取了《呐喊》《彷徨》和《野草》中的部分内容之外，还增加了第一本译著中所没有收录的《狂人日记》《朝花夕拾》中的5篇文章以及《故事新编》中的《奔月》一文。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奔月》就价值论而言并不是鲁迅最成功的故事之一，为何入选这本译著着实让人费解。

在我读大学的5年期间，我在布拉格图书馆大量阅读了有关鲁迅的作品和资料，还经常去克莱布索娃的家中与她探讨鲁迅这个她最喜爱的作家。我写的第一篇有关鲁迅的短文题为《鲁迅─青年之友》，于1956年9月20日发表于斯洛伐克青年报刊《变革》，彼时正值鲁迅逝世20周年。这一天后来也成为我学术之路的开端。

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阅读的第一本鲁迅的原著是《故乡》，那是1954年，之后的几年里我阅读和研究的更多的是茅盾的作品，主要是他的小说以及关于他的书籍和文章。那时在捷克斯洛伐克，除普实克和克莱布索娃外几乎没有人能写鲁迅，而我的那篇短文则是个例外。

我从1971年起开始撰写一篇长文，题为《尼采在中国(1918-1925)》，探讨了鲁迅对尼采的态度。1982年，我的斯洛伐克语文章《鲁迅早期小说的文学间性(1918-1920)》中探讨了俄罗斯作家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1871-1919)、弗谢沃洛德·米哈伊洛维奇·迦尔询(1855-1888)以及尼采对鲁迅明显的影响。1986年，我的第二部专著《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出版(中译本分别于1990年和2008年出版)，该书的第二章题为《呐喊：与迦尔洵、安德列耶夫及尼采的创造性对抗》。

1985年，我另一篇研究鲁迅的长文发表，主要探讨青年鲁迅及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文章分析了鲁迅从1901年到190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的文章，认为鲁迅教导人们要自强的“自树既固”思想牢牢地扎根于他在留日期间的整个存在和意识，体现在他发表第一篇文章《人之历史》时所用的笔名“令飞”上。“令飞”这个笔名可能来源于《创世纪1:20》，即“让雀鸟飞”。这种思想同样体现在他发表并未完成的《破恶声论》一文时所用的笔名“迅行”上，“迅行”一词暗指一头腿脚受伤的野牦牛，在与恶声的战斗中败下阵来，便垂头丧气，不再继续思考。

1986年10月17日鲁迅逝世50周年之际，德国波恩大学的顾彬教授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我在会上分析了《彷徨》中的一篇短篇小说，后来文章以《鲁迅的〈长明灯〉与迦尔询的〈红花〉两部短篇小说的文学比较观》为题用中文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5期上。与迦尔询《红花》中的狂人不同，鲁迅《长明灯》中的狂人全神贯注于“沉寂垂死”的中国的种种代表，是一个反抗的象征，但是由于其国家的封建思想，这种反抗无济于事。

2006年10月18日至19日，李夏德教授在维也纳大学举办了纪念鲁迅逝世70周年的国际论坛，我有幸在论坛上读到了一篇名为《青年鲁迅及其伦理观》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对鲁迅留日期间研究的一个接续，尤其是对《破恶声论》以及《摩罗诗力说》这两篇文章的研究。

2012年11月8日至11日，我参加了由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国际鲁迅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论坛：北京论坛”，会议的主题为“世界鲁迅与鲁迅世界：媒介、翻译与现代性书写”。在会上，我宣读了《朱利乌斯·泽耶尔(1841-1901)和鲁迅(1881-1936)谈后羿：旧神化素在现代文学中的变化》一文，探讨了捷克作家泽耶尔和鲁迅的作品中有关后羿和嫦娥的传说。

今年我已年满80，我想未来鲁迅的研究还是更多地交给年轻一代吧。

(作者为斯洛伐克科学院教授，译者徐娟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