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致郭小川的一封信

　　贺敬之与郭小川，新中国十七年诗坛上的一对双子星座。他们一起从延安出发，带着《讲话》精神滋养的才情，带着一个战士诗人对祖国对人民对共产党领导 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与忠贞，豪情满怀地从解放区走进新中国。一样的理想追求，一样的美好向往；一样的革命情思，一样的战士襟怀；一样的意气风发，一 样的热情奔放……他写《回延安》，他写《致青年公民》；他写《西去列车的窗口》，他写《昆仑行》；他写《桂林山水歌》，他写《青纱帐——甘蔗林》……视角 不同却一样宏阔高远，风格有异却一样能沸腾血脉。他们吟唱的是创世纪时代的华夏最强音，他们抒写的是必将在中华文学艺术史上占有光辉一页的民族正气篇。

两匹骏马奋蹄振鬛并肩驰骋，是神州大地上一片永远靓丽的风景，却不是小文想要谈论的话题。这里要说的，是贺敬之写给郭小川的一封信。请看：

小 川：

两信均已收到。冯恺生病的情况我比你知道的晚。她怕我担心，老不告诉我。今天收到信，才告诉了我真实情况。看来，病是不可轻视的。但她坚持不回 来治病，也不愿在本地去住医院。目前就是暂时停止了劳动，工作照常。她的精神是好的，老实说，使我有些感动。我回信给她，没有说别的，只是鼓励她以共产党 员的态度对待一切困难。我只建议是否可以春节时回京来检查一下病(目前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实现这一点。我上次信上说要给乔羽写信，现在来不及写了，你 是否就此事和乔商量一下，给我出个主意？)。你来信说已经给她买了药，真谢谢你。我还想到一点：肝炎需要营养，特别是糖。目前她们在乡下每天只有两顿糊 糊。你可否给她买些巧克力，以补病之急需？如雷平未走，可仍托她带去。如雷已走，可寄去。但要注意：一、事先不使她知道。二、包装要严，最好和药品在一 起，注明是药品，以免弄出不好的营养(影响)。——你看可以吗？如可以就再麻烦你一下！

你信上说二月中下来，不要这样。身体无论如何还要一段休养时间。杜惠查病结果，望告。不知怎么的，一下子你们三个健康的人都病了，我倒还算是“壮丁”了。可见，事物的发展，常常会走到他的反面的，不要紧，都会好起来的，一定！

这几天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工作又往前走了一步。春节前可能更忙一些了。春节时大约要回京几天，据说还要留京整训几天。

不多写。祝你们

健康！

敬 之

元月二日

上面这些文字，用最普通的钢笔墨水书写在最普通的红格稿纸上，最家常的话语述说着最家常的内容，甚至连文人简牍中最常见的一句格式性套话都没有，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正所谓随意中见熟稔，急切中现真情——贺敬之与郭小川的朋友情深，由此可知矣。

如果推断无误的话，这封信应该写于1974年。那是“文革”的第7个年头，各项工作都因为头年春天邓小平的出山而面貌一新。贺敬之信中所言“工 作又往前走了一步”，估计与此大有关系。但全面整顿的工作毕竟刚刚开始，许多差错尚未及纠正，所以贺敬之还只能继续“下放劳动”着，也只能继续与妻子冯恺 (即诗人柯岩)像牛郎织女般相望难相聚。这封信写于“元月二日”，再过20天就是1974年的春节。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贺敬之当时的思念之情可以 想见！“春节时大约要回京几天，据说还要留京整训几天。”对于一对长期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的夫妻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千金难买的团聚机会！贺敬之不想错失良 机，他希望正在乡下体验生活的柯岩能在“春节时回京来检查一下病”，这是他能想到的夫妻聚首的惟一办法，却“还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实现这一点”。曾经想过 给乔羽写信求助，但“现在来不及写了”；请郭小川帮忙“出个主意”，明知道也不过是说说而已。焦虑啊，焦虑！不独因为对领导能否准假的担心，更因为害怕柯 岩根本就不会去请假。几十年一路走来，贺敬之太了解自己的妻子了。她意志坚定、刚强乐观、真诚正直、胸怀坦荡，对祖国对人民的一腔深情，让她把一个巨大的 “责任”揽进怀里挑在肩上，“工作第一”从此成了她永远不变的选择。她高度的党性原则给了她高度的自觉自律能力，时代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小车 不倒只管推”，她就得了病却“坚持不回来治病，也不愿在本地去住医院”，只是“暂时停止了”重体力劳动而其他“工作照常”；组织要求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 同劳动”，她就坚守着“每天只有两顿糊糊”的日子而绝对不搞特殊化。柯岩的这些行为，让贺敬之很是“有些感动”，因为他和她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革命同 志，他们既有着相同的思想境界，也有着相同的品格标高。所以他“回信给她，没有说别的，只是鼓励她以共产党员的态度对待一切困难”，再就是想到“肝炎需要 营养，特别是糖”，因而商请郭小川“给她买些巧克力，以补病之急需”。为避免“弄出不好的营养(影响)”，还特别嘱咐邮寄时务必注意：“一、事先不使她知 道。二、包装要严，最好和药品在一起。”

冯恺(柯岩)“生病的情况”，郭小川能早于贺敬之知道，是因为头年里他曾受邀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务是帮助修改《友谊的春天》 剧本。柯岩自参加工作起即在该剧院供职，贺敬之信中提到的“雷平”就是她的同事。《友谊的春天》是赵云声与邢益勋主创的一部以“乒乓外交”为题材的作品， 旨在歌颂周恩来总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外交政策，故尚未出生就已为“四人帮”所不容，相关工作在数月前已被迫停止。郭小川长期患有肝炎、动脉硬化等 疾患，心脏也不好，本该借此无事可做之机好好诊治一番，但他不忍岁月蹉跎，稍做休整便急于离京投入新的工作。贺敬之对其决定不以为然，劝他“身体无论如何 还要一段休养时间”，淳厚中肯的话语里透着一份真诚的关爱。

这封信，读后的第一感觉，竟是朦朦胧胧的“恍如隔世”。人的健忘真是一种可怕的疾患，短短40年弹指一挥，曾经的一切便都归于忘却。真得感谢贺 敬之这份手札，它用直白朴素的述说，于毫不经意之中为历史摄下了一帧影像，不仅人物灵动鲜活，写在人物背景中的标语口号也清晰可见，诸如“革命加拼命，拼 命干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 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等等。这些气势高昂节奏铿锵的话语是那个时代的“形象代言”，虽因时过境迁而屡遭嘲讽，但它教化的毕竟是一种引体 向上运动，比之那些诲淫诲盗怂恿人不择手段去搏取一己私利的“励志箴言”，应该说还是大有高尚纯粹之处，因而不可同日而语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当年的贺敬 之与柯岩才会抛却个人利益，用自觉自愿的行动为之做出了形象的诠释与图解。

晚年的柯岩也曾闲坐话当年，谈起曾经的一切，轻松的话语中洋溢着无怨无悔的自豪与欣慰：“我们那个年代搞创作是很艰苦的，每年要打着背包下去八 至十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论恋爱、结婚、生孩子……雷打不动。”“我的孩子出生才两个月，我就打背包下去了，一去一年，同吃同住，浮肿、肝炎就是那时 候得的。”“我以前身体可好了，下部队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跟铁道兵比着扛枕木，他们照顾我们，只让扛一根；可真干起来，他们扛两根，我们也就拼命去扛 两根；他们逗我们，有的就扛三根，三根我们是死也扛不动的，就气鼓鼓地，连长、指导员就批评他们……下温泉工读学校时，在黑山岵过去温泉那儿，我从来都是 骑车去，穿过几个城区来回，跟小伙子一样干，但是觉得天经地义，你去了能不跟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吗？当然你说有没有点幼稚？也有点幼稚。但那时的我们确实是 心比天高，壮志凌云，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至今想起来还是很美好、很真挚、很充实的。”问其为何能这样，得到的回答是：“我见过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同志， 见过被鲜血染红的山头，见过山头被削平几尺的焦土；我见过土改农村的干部、边防哨所的战士干部、工读学校的老师。我生孩子大出血，医生一救救好多个钟头， 血库里的血浆不活泼了，医生、护士现抽自己的血救我……生活里这些平平常常的、但又是英雄的事迹使我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生活光明是主要的。”“生活就 是有美好的东西，有值得你活下去的东西，有值得你去为之奋斗的东西。我觉得社会主义事业就是这样，它值得我活下去，为它奋斗，值得我为它受苦受难，值得我 为它又哭又笑……”

柯岩的这些自述，可以说是对贺敬之手札的最权威注解。还有一些可作注解看的文字，则是郭小川收藏的另外一些信件。它们同样产生于1970年代， 那个年代里郭小川的生活最是起伏不定动荡不安。人如浮萍倏忽西东，这些信件却能于“南征北战”之后完好无损，可见他对它们是何等珍视。杜甫说“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而在动荡不安的非常岁月里，朋友信中那种“志同道合”的理解、信任、支持和鼓舞，对于郭小川来说应该更是一种格外的心灵慰藉。请看：

1970年6月，郭小川获得“解放”。旋即被五七干校军宣队调到大队搞“专案”工作。女作家丁宁得知，特意写信鼓励：“小川同志：在京时听说你 留干校搞专案，只不知是短期还是长期？我原希望你早回《人民日报》，早投入工作，看来一时走不成了。专案工作很重要，老同志做这工作，有经验，有常识，一 定会做得很好。”

1972年9月，郭小川被国家体委从湖北咸宁借调回京，几个月后写出了报告文学《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栋的训练生活》，拟发表于复刊的《新体 育》1973年4月号。消息传开，作曲家田歌的贺信从数千里之外的乌鲁木齐飞来：“小川，亲密的同志：听说你的文章即将问世，在此向你祝贺。四月号《新体 育》望能寄给我一册。一篇文章，你反复六稿，时历三个半月，足见你对文章锤炼如此精心，真是一丝不苟。这种严肃的创作作风，尤值得我很好学习。”

1973年7月17日，郭小川的新作《万里长江横渡》完成，这是为纪念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73岁高龄在武汉第17次横渡长江而写的一 首长诗。作品尚未面世，诗人严阵先已“鼓掌”：“您善于抓住并表现重大题材，《万里长江横渡》，光看命题已使人感到不同凡响，我希望能早些读到它。您 1970年的横渡，迎风击浪，胜利地登上彼岸，在一生的政治历史上和创作上，都是带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的。我一贯坚信：不论在政治上或是在创作上，您经过 大风大浪的锻炼考验之后，都已面临着一个更新的更光辉的起点。我简直心热得也想写这样一首诗。”

1973年8月24日，郭小川突然接到体育报社要求他“停止写作关于庄则栋文章续篇”的通知，形势突如其来急转直下，各种谣传随之纷纷扬扬。远 在内蒙古的大学教授杨匡汉生怕郭小川顶不住吃不消，鸿燕传书殷殷劝慰：“社会是个复杂存在，有点小风即刮大浪，也不奇怪。作为老同志，望您正确对待，经住 考验，稳定情绪。像马克思一句名言所说，任它去吧，照样走自己的路！只要无愧于党，只要为人民做好事、写好诗，群众眼睛是亮的。”

1975年10月，从1974年8月开始的隔离审查宣告结束，郭小川再次获得“解放”。作家浩然从朋友处听说时虽已是“旧闻”，却依然喜悦之情 “难以言表”，早晨6点就爬起来，“坐在这晨光初照的桌头”给他写信：“要说的话非常多，到如今又似乎无须多说了。大概是前半个月吧，一位关心你的同志， 知我们关心你，把你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从那时起，我觉得党已经给了你新的生命，我们就并起肩头，一同沿着革命的大道前进吧！群众、朋友 和领导，都不会忘记你，这点，我从许多文学爱好者对你津津有味地议论，想方设法地打听你的‘下落’，甚至某些谣传等等现象上，都深深地体会到了……希望你 千万不要急躁，趁机会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包括各方面的；做好准备，以便参加新的战斗，为党再立新功。”

……

无需赘述，仅此几例，已足以展示出属于那个时代的话语特点与精神风貌。若以之为背板底色，与其匹配最和谐不过的前置词，就应该是郭小川当年写下 的那段颇有影响的文字：“我们的诗人的义不容辞的战斗任务，就是用热烈的爱国精神，以及为了祖国的优越而有的骄傲感，歌颂自己的伟大祖国，歌颂祖国人民的 伟大生活，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心。”“投入火热的斗争，是我们这时代的人的庄严职责。”“如果我们的诗人真正担负起这项光荣的任务，他将发挥其独特 的、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