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联”的书刊出版

　　鲁迅是“左联”的盟主，他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及作用无人能替代。“左联”中的三派人——太阳社与创造社同仁、鲁迅及其追随者、少量中间派或同情革命的自由作家——能够聚集在一起，很大程度上不是简单地因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仰和斗争需要而走在一起的，而是这个组织自身以文学的名义所展现出来的彰显弱者权利、反抗政府专制、预示新的未来所展现出来的强大感召力。这尤其对那些落魄的、流亡的、底层的青年作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如果没有鲁迅的存在，这一切都会大打折扣。鲁迅对国民党所推行的文化专制及其文化官僚、文人帮凶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也非常厌恶“左联”内部的派系斗争，对小圈子主义、教条主义素有反感。他不赞同“左联”以党团组织的名义大搞张贴标语、飞行集会等政治活动，认为那样的结果必然是暴露自己，削弱力量。不过，他把前者看作敌人，要像痛打落水的叭儿狗那样，不留一点情面；把后者看作友人，以最大的诚意和最持久的耐心，最大范围的结成联合战线。如果没有鲁迅，“左联”的这个凝聚作用也将会大打折扣。

关于鲁迅晚年的处境，很多学者都认为他处于孤立状态，如果将之放置于“左联”这个团体内，这大体符合事实。从鲁迅书信、杂文中可知，他对以“四条汉子”(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为代表的年轻人的处事方式，特别是他们拉帮结派、排除异己的做法极为反感。鲁迅曾对这一派年轻人寄予很大希望，但是，创造社、太阳社骨干成员对他尖锐的批判，周扬派对他无原则地孤立，都曾让他感到事态的炎凉，遂对他们的做法颇感失望。晚年，他在书信中称他们为“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己则是“苦工”和“奴隶”，其愤怒与失望可见一斑。晚年，他只与萧军、萧红、胡风、叶紫、冯雪峰等少数几个年轻人保持着来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鲁迅就成了孤家寡人，只在“左联”这一亩三分地上进行绝望的抗争，如果这么认为，我们似乎没有读懂鲁迅。他的眼界、学识远超一般人，他的立足点也不绝不会在一党一派，他始终在不断地探索与质疑找寻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这一点，正如陈思和所分析的：“鲁迅从来就不是一个习惯于孤军奋战的独行侠，他在反抗黑暗的环境的一生中，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同盟军。他的一生是寻找结盟的一生：早年投身于辛亥革命，中年加盟于《新青年》，后来又南下广州参加国民革命，最后又担任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责任，成为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鲁迅总是寻找到社会上最有活力、最有革命性的力量，尽管他本人的思想之前卫可能已经超越了那些思潮，但他仍然愿意与它们建立统一战线，结为盟友，共同担负起战斗的责任。”(陈思和：《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即使到了1936年鲁迅逝世前，他对盟友的寻找也一刻没有止息。他在左翼阵营内发现了萧军、萧红、叶紫、胡风等可以信任的年轻人，在“左联”组织外找到了巴金、赵家璧、黎烈文、黄源、吴郎西、孟十还、章靳以等年轻作家。如果鲁迅不过早去世，他们可能结成了一个更广泛、更有力量的统一战线。

“左联”的书刊出版系统非常复杂，其书籍与期刊的种类、风格、发行渠道等等各不相同。“左联”的书刊发行根据情况的不同，可分为公开、秘密、隐蔽、合作等四种方式。公开发行“左联”的书刊，是带有极大危险性的；秘密发行的大都是“左联”的机关刊物，比如《秘书处消息》(左联秘书处主办)、《文学生活》(胡风主编)，其发行面较窄，只在盟员或友人之家发行、传阅，故影响较小；隐蔽发行是左联书刊出版的常态，或者采取更换刊名，或者虚拟出版社名称，以躲避当局者的检查；合作发行是“左联”向外拓展宣传渠道、扩大左翼话语权力所常用的出版书籍或发表文章的策略。像袁殊主办的《文艺新闻》、施蛰存主办的《现代》、巴金等人主办的《水星》、晨报副刊、申报副刊、良友画报等报刊，都曾成为左翼文学发表的园地。“左联”书刊的出版、发行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其顽强的生命力及传播效果，也在中外传播史上创造了奇迹。而且，“左联”期刊备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也是书刊出版史上少有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不仅以其创作深深影响了左翼文坛，也以其资深作家的号召力和卓越的书刊策划能力和出版策略，对“左联”的书刊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民党及其政府制定、颁布了极为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设立了专门的书报检查机关，对带有左翼倾向，甚至同情革命的书刊进行了严厉的查处、惩罚。民国报人史良才的被杀足以证明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管制的严厉程度。鲁迅因此也屡屡遭受来自国民党当局的警告或恐吓。鲁迅超拔于他人的前卫思想，在书刊出版方面的表现之一就是 ，他比“左联”的周扬派们更有效拓展宣传阵地。

以笔名代替真名。鲁迅为躲避国民党的文化审查，常常采用笔名发表文章，甚至一篇一个笔名，从而有效躲过了一次次审查。这在文章发表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鲁迅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和《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了许多杂文，用的全是笔名。1933年和1934年用笔名最多，这也和国民党的极端文化审查制度有关。“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学者最新考证，鲁迅一生共用笔名达150多个，每个笔名都颇为讲究，有其特定的语境义和引申义。(周清叶：《关于鲁迅笔名的研究》)

以翻译代替创作。鲁迅与野草书屋、联华书局、同文书局、兴中书局、现代书局等书局合作，以“文丛”或“译丛”形式，亲自翻译或主持了大量译著的出版。在经济效益和文学价值之间，在审美意识和文化影响之间，鲁迅更看重后者，因此，他并不斤斤计较译著的版税，基本相当于自费出版，目的无非是：以翻译代替写作，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而且，这些翻译作品无论在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手法，大都和译者本人的艺术思想和中国的现实密切关联。鲁迅对俄国、日本及东北欧等国家反映现实、反抗压迫与专制，尤其是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作品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翻译的《死魂灵》(果戈理)《表》(班台莱耶夫)《毁灭》(法捷耶夫)等作品备受各层次读者欢迎。《表》1935年7月由生活出版社出版，截止1937年2月已再版四次。1948年9月生活出版社又再版5000册，1949年7月山东新华书店一次印刷1万册，其备受喜爱程度可见一斑。另外，鲁迅还陆续发表了《关于翻译的通信》《为翻译辩护》《关于翻译》(上、下)《论重译》《非有复译不可》等理论探讨方面的文章，批评了“信达雅”的理论，主张“直译”，以“信”为主，以“顺”为辅，以求“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方法”。而且，其译作的思想内容也直指旧中国的现实。这都说明，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主动选择那些与1930年代中国现实生活具有极强针对性的作家作品。在文化极端专制情况下，他们以翻译外国作品的形式继续进行着创作，不但表征了左翼文学顽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表现了优秀的“左联”作家对“中国问题”深刻的思考力。

以主编或参编的期刊为阵地，及时发表文章。“左联”成立前后，鲁迅曾经主编《巴尔底山》《萌芽》《奔流》《文艺研究》等刊物，支持或参编《拓荒者》《文学》《文学导报》《世界文化》《译文》《海燕》等期刊，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大力介绍苏俄文艺理论、文艺作品。他着手翻译并在《奔流》上刊载《苏俄的文艺政策》，在《萌芽》上发表译作《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日本 岩崎昶)，连载法捷耶夫的《溃灭》(即《毁灭》)，《“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流氓的变迁》等极富影响的理论文章、杂文也在《萌芽》上刊载。《海燕》于1936年1月20日创刊于上海，鲁迅亲自题写刊名，其小说《出关》、散文《阿金》和杂文《“题未定”草》等文章在该刊发表。这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鲁迅是当时中国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文章或书籍从来不缺乏读者，所以，各大期刊、书店、书局、出版社都愿意发表他的文章，出版他的书籍，以获取利润。《海燕》创刊号(1936年1月20日出版，“海燕”二字为鲁迅题写)首印2000册当日即卖完，后又经读者要求，不得不再版加印。《文学》月刊(创刊号)一版迅速销售完毕，后又再版，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购买力，后又三版，竟然达到六版，其销售之红火可见一斑(祝寿臣：《创刊号一版再版了五六次的刊物——〈文学〉》，《新闻与写作》)。这样的销售业绩与鲁迅的参与及其作品的刊登，是有着重要的关系的。

以个人影响力促进图书出版。(1)“奴隶丛书”的出版。《丰收》(叶紫)《八月的乡村》(萧军)《生死场》(萧红)组成“奴隶文丛”，以“奴隶社”的名义，由鲁迅作序并资助自费出版。这三部书分别被列为“奴隶丛书”之一、之二、之三，是有其深刻的目的的。一方面，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左联”内部某些党团领导者：“奴隶总比奴才强”，“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的很，非常小心”。另一方面，他也将矛头指向国民党文化专制：“这奴隶，是受压迫者，用来做丛书名，是表示了奴隶的反抗。所以，统治者和‘正人君子’们，一看到这类字样就深恶痛绝，非禁止不可的。”(2)《草鞋脚》的出版。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记者伊罗生之委托，编选了一本中国现代作家小说选集，命名为《草鞋脚》。由他俩共同选择篇目，鲁迅亲自为小说集作序，并题了书名，茅盾写了《〈草鞋脚〉部分作家作品简介》。巴金、冰心、张天翼、艾芜、沙汀、丁玲、葛琴、魏金枝、吴组缃、草明、欧阳山、丘东平等左翼青年作家或进步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国外。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部书一直搁置了近50年，才于1980年11月在北京出版。茅盾在他逝世前的9个月，还为《草鞋脚》写了新的序言。(3)鲁迅和内山完造私交甚厚，内山书店为鲁迅出版了很多书。1930年，鲁迅依托上海神州国光社，亲自编辑了一套“现代文艺丛书”。该书店还发行当时被禁售的《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并代售鲁迅自费出版的《铁流》等6种文学读物。(4)“现代文艺丛书”的出版。该丛书由鲁迅担任主编，上海神光书局出版，原定为10本：《浮士德与城》，A。卢那卡尔斯基作，柔石译；《被解放的堂·吉诃德》，A。卢那卡尔斯基作，鲁迅译；《十月》等，但是，后来由于“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是一天一天的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骇怕了。”(《〈铁流〉编校后记》)，所以，该丛书只出了四种：剧本《浮士德与城》柔石译，1930年9月版；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贺非译等。(5)“文艺连丛”的出版。该文丛均为译本，联华书局出版，原计划有：曹靖华《不走正路的安德伦》(苏联 聂维诺夫 )、易嘉(瞿秋白)的剧本《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苏联 卢那卡尔斯基 )等。除了上述丛书之外，鲁迅还亲自编辑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长篇序言，内收33位作者的59篇作品。1934年又和郑振铎合编“版画丛刊”，为美术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版画也多为现实主义作品，也有其鲜明的现实考虑。

哈罗德·拉斯韦尔(1902-1980，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 曾提出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个模式简明而清晰，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基础。如果以此来分析鲁迅在书刊传播中的角色功能，我们可以概括如下：以鲁迅及追随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联合同情革命的进步作家、自由派作家，以期刊、著作为主要传播媒介，以书店、出版社、报纸期刊社为主要活动空间，向上海这座城市里以小市民、大学生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和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青年，宣传他们批判黑暗社会、反抗文化专制、寻求社会进步的理念，从而达到了远超政治现实和媒介现实的高效率的传播效果。同时，“左联”期刊的存在及传播效果也符合拉斯韦尔对传播学三大功能的界定——“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以及文化传承”。“左联”书刊所及之处，不但令当局感到恐慌，从而间接起到了监督与互动的政治目的，也有效整合了一切寻求进步、呼唤自由的文化团体。“左联”所创造的文学成就，所开创的文学传统，不但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至今，也是一笔值得好好继承与发扬的宝贵遗产。不过，“左联”书刊的出版与发行也有违传播学的经典定义，即它首先面向的不是“大众”，而且，信息源的发送与接收也没有规律可言。这一切都是由1930年代上海这座城市复杂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及犬牙交错的政治力量合力造成的。另外，传播学还有一个功能——娱乐功能，“左联”文人、左翼传统也在1990年代以来“全民娱乐化”、“跑步向钱看”的市场化语境里，被彻底的游戏化了。比如，文学界陆续出现对经典作家重排名次现象，茅盾被排除出前十名，金庸被请上第2位的宝座；文学界假借“文学史重写”、“作家作品重评”的名义，企图完全否定左翼文学成绩；近些年来，一些媒体和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合谋，大私炒作鲁迅作品撤离语文教材事件……这些事件实际上都与传播学的第四大功能——娱乐功能有关，和作家、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等似乎并无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