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人谈“左联”事之信函简介

　　1980年前后，时任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正、副所长的沙汀和陈荒煤，曾经为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发动撰写过一批回忆性文章。这种抢救史料的工作，得到了广泛支持。参与者们基本上都是“左联”当年的老人，都想把自己“记忆中有把握的”东西写出来，以“使读者真正了解‘左联’的历史”。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实堪敬佩。然而横岭侧峰，见仁见智，即便是亲经亲历的事情，也难免因时空宥范而生瞎子摸象之虞。所以随着“抢救”工作的逐步展开以及相关文章在《新文学史料》等刊物上陆续发表，就又产生了一批带有批评性质的信件。信件基本上都是寄给沙汀和陈荒煤的，写信者则有白曙、林淡秋、林焕平、柳倩、马子华、任白戈、王西彦、吴强、吴天祐、吴奚如、向思赓、周立波、周巍峙等多人。信件内容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勘误订正型。例如老作家周而复的信。周而复(1914—2004)原名周祖式，安徽旌德人。1933年秋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在校期间即参加左翼文艺活动，1936年参与创办《文学丛报》和《小说家》两种进步刊物，除担任编委外还为其重要撰稿人之一。当他读到文研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所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大事记》中关于“本日王元亨、马子华编辑的《文学丛报》创刊”的记载时，认为“与事实有出入”，随即以当事人身份予以订正：“《文学丛报》编辑有聂绀弩、马子华、田间、李**(后来当了汉奸，判刑入狱)、王元亨和我(周而复自指)。该刊出版经费主要是王元亨支出多，他同时是发行人。”周而复在信中写道，“1936年欧阳山、沙汀、艾芜、草明、吴奚如、陈白尘和我等十人以上组织编委，出版《小说家》(月刊)。欧阳山同志主编，每期编委座谈小说，记录在刊物上发表，有一定影响。特此奉告，以供参考。”

二是补充说明型。以周巍峙的信为例。周巍峙原名周良骥、何立山，江苏东台人。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组织领导了新生合唱队等许多进步群众音乐团体，从事救亡歌咏宣传及其他革命工作。这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用不到半个小时工夫就谱出千古名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音乐家，“偶阅《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大事记》，发现仅《国防音乐特辑》(名称似叫《论国防音乐》)无作者名”，考虑到编撰者有可能“未见原本”，便赶紧写信提供相关信息：“我记忆中第一篇是吕骥同志化名写的文章(似为“允青”)，可向他核实一下。其中有一篇是我写的《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附上我从中央专案组给我看的原文影印件抄下来的稿子。”类似信件中有一封为向思赓所写，其内容的直白随意倒更像是接受访谈时的一种即席答问：“复旦‘左联’小组的‘向浦’就是我。当年我在学校注册是用的这个名字。不过在‘左联’、‘社联’以及发表文章时都是用的‘向思赓’或史庚。”“我参加左联是在1931年‘九一八’以后(大约是11、12月间)，介绍人是谢冰莹和她当时的爱人颜凤城。我记得他当时在光华书局。还有一个名叫李白英的也是属于我们那一组的。谢现在国外，顾凤城已于前几年在北京去世……李白英是江苏无锡人，沈松泉是知道他的。但不知道沈松泉现在是否活着(沈松泉在30年代是上海光华书店的老板，光华书店当年曾出版过许多‘左联’作家的书籍。)……”

三是批评建议型。这一类可以吴奚如的信为代表。吴奚如(1906-1985)原名吴席儒，湖北京山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主编《讨蒋周刊》。1928年冬被捕，1932年秋出狱，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大众工作委员会主席，工作中与胡风等多有交往。在纪念“左联”50周年活动中，他“应《新文学史料》编者之约”“写过一篇长文”，因“其间涉及到胡风的生平”及吴个人对胡风的评价，“稿子寄去后，引起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内部争论，解决不了，就向中宣部请示。据说，胡耀邦、朱穆之两同志阅稿后曾作了一个批示，说文章还可以，但目前不宜在刊物上发表云云。”针对这种情况，吴奚如坦言相告：“我个人认为：现在纪念‘左联’的史迹，如不客观地纪述当年‘左联’内部思想和理论斗争的史实——在矛盾和斗争中存在和发展，就不甚真实。为此，我现在又把那长文压缩，把有关当年党的秘密删去，以期可以公开发表，使读者真正了解‘左联’的历史。”

四是独立见解型。这就要说到任白戈的信了。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1926年入党。1927年四川“三·三一”惨案后的白色恐怖中毅然挑起党团四川临时特委书记的担子，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1933年加入“左联”，长期担任执行委员和常务负责人，与鲁迅、胡风、何谷天等多有工作联系。1930年“左联”解散，文艺界随即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正在日本的任白戈写文章支持“国防文学”，为此得一“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攻击鲁迅”的罪名，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斗争。十几年过去，任白戈从未屈服，应邀为“左联”而写的回忆文章中，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我给《左联回忆录》写的东西(已寄交现代文学研究室)，比过去别人访问时记的要详细一些，其中所涉到许多与别人所述不同的情况，但我相信自己的记忆不错。如‘左联’的组织与工作以及负责人等，记不清楚的我都未写。”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的收信人，“我知道现在还有人在‘左联’问题上、特别是在两个口号争论问题上作文章。我在此文中放了一炮，表示对另一口号就在鲁迅发表文章之后我还有意见，这可能又引起一些人的攻击，但我不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十年的事实证明，‘左联’是有功绩的，‘国防文学’口号并未产生什么恶果。”他甚至断言：“今天有些还在反对‘国防文学’口号的，其实并非‘左联’的人，亦不了解‘左联’的情况……”与此信风格相类似的信还有一封，那一封出自周扬夫人苏灵扬之手。苏灵扬(1914-1989)，原名苏美玉。江苏常熟人。1932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因秘密参加革命文艺活动而与“左联”党团书记周起应(周扬)相识相爱，在周扬的影响下于 1935年5月加入“左联”，进而以“左联宣传部干事”之职成为周扬的工作助手。大概是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砺所致，出现在她笔下的文字简洁而硬挺：“我的那篇回忆录已遵照你的意见改了一下。但再要我把其他的事实改掉，我是不同意了。你可以不发表，本来我也不是为了发表才写的，只是接到了你们的通知，要我写回忆我才奉命交卷的。这些都是我记忆中有把握的，没有把握的我没有写。”

五是学术研究型。严格说来这一类信件还不成其“类”，笔者所见其实只有一通4页，为时任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林焕平教授所写。林焕平，1930年参加“左联”。1933年赴日本留学期间任“左联东京支盟”书记。解放后一直在高校工作，同时身兼多个文化机构的名誉职务。1992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评为“80年代最受尊敬的人”；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评其为“20世纪世界杰出作家”并授予“20世纪成就奖”——此是后话。林教授此信内容十分丰富，史料价值很高，故而不厌其长，照抄如下：

荒煤同志：

昨天座谈会，因时间不够，我未发言。我想谈的，关于周扬同志报告的点滴意见，已另告诉他。关于“左联”的，简要写给您，备参考。如果需要，我可另外写成文章。

一、关于初期在上海参加“左联”的同志，有一个颇为显著的特点，即除原来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和语丝社的同志外，很多人都是从参加剧团如艺术剧社、大道剧社、南国剧社等，从事戏剧活动，随后加入“左联”，后来又加入剧联的。

二、左联在政治策略上，随着斗争的发展，形势的发展和本身经验的逐渐丰富，也是逐渐进步的。主要特征，我以为有如下两点：

1、从1930年到1933年，主要是自己办机关刊物，利用中间性的刊物比较少，圈子小些，颇有孤军奋斗的味道。从1934年到1936年，自己办机关刊物较少了，尽量利用带中间性的、进步的刊物，发表左翼作家的文章，扩大影响，那些刊物，据我所记忆，有：

①《译文》，黄源主编，影响很大。

②《文学》，傅东华主编，除作品外，每期有几篇短论，是该期的主要内容，大多数是鲁迅或其他左翼作家写的。

③《太白》，陈望道主编。

④《光明》，洪深主编。

⑤《中流》，黎烈文主编。

⑥《申报月刊》俞颂华主编，这是综合性刊物，也登一些左翼文化人的文章。

⑦《自由谈》，黎烈文主编。在黎主编时期，登了许多鲁迅、茅盾等人的文章。连我远在东京，也曾给它写过文章。

以上两刊，是属于申报馆的。申报老板史量才被暗杀，背景不明，不知是否与发表了一些左翼文章有关？这须调查。

⑧孙师毅同志在良友图书公司工作(很像担任总编辑)，协助和推动赵家璧，出版了好些比较好的左翼作家的作品。

⑨开明书店，生活书店，也是这样。

从以上的情况看，“左联”的圈子和影响大大地扩大了。

2、受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影响，许多工作靠“左联”本身，很难甚至无法进行，因而逐渐依靠宋庆龄、蔡元培、叶圣陶、郑振铎等进步人士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做了许多工作。

从以上两种情况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左联”前期圈子比较小些，后期圈子扩大了。假如说，前期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气味比较浓些，那么，后期这种缺点就有所克服了。

三、文研所写的大事记，前详后略，前面较充实，后面较单薄，这也许有实际困难。此外，对“左联”东京支盟的评价，似乎低了些。以下数事，是否可以列入大事记：

1、《东流》月刊是“左联”东京支盟第一个机关刊物，在上海出版，共出十几期，虽着重登小说习作，影响不如《杂文》，总算一个小阵地。

2、《新诗歌》，略与《杂文》同时在东京创刊，蒲风、林林等都在这里面。是《参考消息》似的小型版，在东京也相当活跃。

3、在日本左翼戏剧家积极支持下，演出《雷雨》，郭老为此写了文章，见郭老文集。

4、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小丛书，郭老、林林、魏猛克、陈辛仁等均有译作，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5、鲁迅追悼会郭老出席讲话，大概是郭老第一次公开给鲁迅以极崇高的评价。

6、七八位同志被驱逐回国，日本报纸都有登载。为要核实，是否可请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查阅1937年5月份日本报纸，影印寄来，想非难事。

7、大事记记到七月七日为止，是否可记到七月下旬郭老回国为止？这样，左翼十年，恰好是始于郭老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文学，止于他从日本回国。

四、左联东京支盟当初并没有建立党组织，1955年8月间林基路由日返上海，找到周扬同志，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再回日后，与崔亦民等数人建立小组。我当时患严重肺病在乡下治疗，情况不清楚。这是我回国来以后才听说的。林基路已牺牲，崔亦民全无消息。不知任白戈同志知道一些情况否？

以上所写，未必都对，仅供参考。并致敬礼！

林焕平

1980·4·1

既是“简介”，只能点到为止。最后要说的是：以上诸信，如今都已殊途同归，齐集中国现代文学馆。依照档案学的“来源原则”，他们被作为一个“全宗”，装进一个(或几个)特制的手稿档案盒里，悄无声息地睡在铁质密集书架上。它们都是为了述说它们之前50年的那个辉煌一瞬而生，如今它们自己也已走进“30多年前”了。今后不论人们再如何述说， “左联”两个字，都将是它们共同拥有的名号。这是光荣，也是骄傲，因为“左联”曾经以“脊梁”的硬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历史增添了光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