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文学遗产

　　1952年5月25日下午，柳青辞别《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此后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长安县乡村生活，从而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投入社会生活的劲头，看到了中国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艰难而义无反顾的历程，他决定以自己全部精力来描写中国农村所发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在长安14年，不仅他创作的著名《创业史》，而且他直面现实生活，书写时代大变革的写作精神，民族化形式的追求，以及所开创的“柳青道路”，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后世一代代作家，尤其是当代陕西作家。显然，柳青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

柳青的文学遗产首先是一种精神财富。尽管1949年以来，有关柳青及其《创业史》存在的合理性都有着极大的争议，但是《创业史》描绘出了中国农民告别私有制走向集体化道路的时代大变革，勾勒了历史演变的洪流，也展示出社会变革时期的一些冲突矛盾，描摹出其中隐藏着的种种潜流，塑造出了像梁三老汉、王二直杠这样的中间人物。与写同类题材的同代作家相比，柳青似乎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他把自己的艺术视野放置在人民大众所普遍关心和迫切期望解决的社会问题上，仅此一点，就可以肯定地说，柳青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而今柳青离开我们已经40余年了，但是柳青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仍需要当代作家继承和发展。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在现代化进程里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在进行着嬗变，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写出这个时代社会的变迁与人们心灵的裂变历程便是中国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就以柳青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来讲，今日的乡村已经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农村了，农民也已不是鲁迅小说中的阿Q、茅盾笔下的老通宝、柳青文中的梁三老汉、路遥作品里的高加林，而更多的是孙少平、刘高兴之类的人物。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农民与他们父辈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们生活的空间和遭遇的时代也与历代农民不同。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本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今，人员的流动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流动引发了婚姻家庭的不稳定问题。乡村中的伦理秩序在逐步解体。传统乡土中国是由士绅阶层来进行掌控，然而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绅士阶层式微并退出了历史舞台，农村出现了新兴势力。怎样重新建立乡村秩序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当年柳青在《创业史》里展现了共产主义思想占据了乡村的统治地位，传统的宗族、宗教、民间信仰逐渐退出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的状况，然而改革开放这30余年，连这些共产主义信仰也瓦解了。显然，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是处于一种混乱、多元并存的样态。农民的社会文化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究竟是怎样的，是当代文学需要关注的焦点。

作家有责任展示出社会变迁中的矛盾冲突，描绘出我们在现代化转型中遭遇的种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困境。在这方面贾平凹始终是走在前列的，抑或说他继承了柳青的精神遗产。《带灯》通过讲述一位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的“维稳”经历，写出了当下底层社会不断涌动和深刻隐伏着的各种利益纠葛与人际矛盾，及其与此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的弊端。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贾平凹一再强调：“几十年的习惯了，只要没有重要的会，家事又能走得开，就邀请朋友到农村去跑。”诚然，今天的乡村问题太复杂了，尤其是科技极大地改变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作家要想静坐书斋，凭借着遐思便能创作出撼动人心的好作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至此，我们就不得不提及当年柳青所开创的“柳青道路”。这本是中国知识分子渴望摆脱小资情调，弃绝感伤情绪所走的思想“改造”之路，在柳青则被视为走进“生活学校”，即通过拥有深厚的生活积淀，从而创造出伟大之作的必由之路。在柳青看来，社会冲突在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情绪和感情上反映出来的速度、强度和深度，标志着作家气质的特征。每一个时代最先进的世界观水平即最先进的政治觉悟水平，它要求每一个时代最先进的作家气质总是与群众同生活、同感受、同爱憎。为此，他抛弃了大城市的繁华生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后来，路遥学习他，提着一个装满书籍的大箱子四处奔走搜集写《平凡的世界》的资料，力求多接触农民，倾听农民的心里话。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扎实的“到农村走走”的田野调查，才有了深切而独特的乡村体验和感受。也只有深入最底层的生活，作家才会有不竭的创作源泉。

柳青的文学遗产还在于对民族化形式的探索。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为世界学者所公认，它曾经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过诸多外国学者的关注，但是展示中国问题的任务必然是由中国作家来完成的，而我们需要展示的则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和气派。尽管有关民族化形式的探讨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大话题，但是对民族形式的探索至今仍然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时隔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柳青《创业史》里强烈的立史意识，史诗性的写作方式，感受到他写关中农民拉家常话时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体验秦地方言里所透显的一种慷慨激昂的审美风范。柳青是把中国史传传统与地域文化，即这些民族化形式转化为自己写作的一种资源，并经过创造之后，变成后辈作家取之不竭的文化遗产。从路遥到陈忠实、高建群都写下了史诗性的作品，陈忠实的《白鹿原》则通篇都采取秦地方言写作，并将秦腔作为表现小说叙事节奏和塑造人物的重要元素。显然，柳青遗留下的文学遗产无论是写作理念，还是生产方式、写作技巧都是后世作家创作取之不竭的资源。

柳青这一代作家在革命队伍里成长，之后又赶上了社会政治运动，所以他们的创作必然会出现配合党的路线方针的政治倾向，他们有自己时代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但是，他们还是做出了成绩，这成绩就是放置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够长期和群众在一起，有一种努力探索的精神。所以，今天我们谈及柳青的遗产，就是要继承前辈作家的优良传统，摒弃他们因为时代的特征而滋生的缺陷。当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徙的时代，这是一个富有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时代。柳青这一代作家显然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时代任务，展现乡村新变的重任就自然落在新一代作家的肩上。那么，一个空巢的、寂静的乡村该如何进入文学书写的新境界？在我看来，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广泛、最基层的群体，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观念信仰是最能反映当下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晴雨表”。因此，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还是要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来展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且要考虑如何对这些日常生活进行审美化。这不仅能紧扣住时代最敏感的脉搏，改变旧有的农民形象塑造单一的缺陷，而且有助于从深层次揭示出农民心理的嬗变过程和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