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创业文学”

　　柳青在《创业史》开篇的“题叙”里，花了不少笔墨来叙写1929年陕西的那次可怕至极的干旱(《陕西省志》记载有88个县大旱，受灾人口650万，死亡250多万)，描写梁三怎样在逃难的人群里找到了快要饿死的一对母子，从而有了自己的婆姨和继子，一起挣扎着生存了下来，并开始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业”之路。从梁三到成长起来的梁生宝身上，长期“潜伏”农村的柳青看到了中国农民对创业的持续追求及其引起的各种纷争。由此诞生了柳青的名著《创业史》以及他所精心建构的“创业文学”范式。

创业，无疑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且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无疑是中国人自近代以来最为热衷的一个“关键词”。无论是企业家、政治家还是文学家甚至普通民众都对此充满了期待。然而在列强欺凌、战争频仍、内乱不断的岁月里，这种热切的期待常常只能沦为幻梦，无论是个体创业还是集体创业都很难获得成功。但在20世纪中叶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却重新唤起了全民从事创业的热情和希望，其中还充盈着“实验”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和大胆实践合作化道路的勇气。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领域，前沿性实验的尝试常常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屡次失败的记录还可以成为最终试验成功的难忘而又光荣的记忆。但在社会科学及其实践领域，某种学说或主义的大规模社会实践却可能带来难以预期的结果，民众也很难容忍和承受相应的失败。这在学理层面大概也可以归纳为“文理学科的特点及不同”。但历史证明，无论是侧重于集体创业，还是侧重于个体创业，抑或二者兼容并重，都要经历“艰苦创业”确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宿命”般的严峻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艰苦创业”同在的“创业文学”便应运而生了。

在中国大陆提起“创业文学”，人们自然就会想起柳青的《创业史》。这部著名长篇小说的诞生确实为创业文学提供了一种基本范式。这种文学的基本范式与集体创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史诗等时代话语密切相关。也正是由于这种鲜明的文学取向，造就了它作为“红色经典”的辉煌(当代文学史有所谓“三红一创”之说，指的就是《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这四部长篇小说均被视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在共和国60年文学史上也都是被公认的红色经典)和不朽的文学史价值，但也引发了持久的争议甚至是满怀仇恨的批判。通常“后人”观“前人”，揣想他们的失误或局限也许是必要的，但笔者以为，我们更要努力理解和阐释其历史必然性和作家敏锐性的一面。

《创业史》是一部全面反映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从创作构思来看，柳青对中国这一亘古未有的集体创业的巨大实验显然满怀信心，立志要给予忠实的也是艺术的记录，为后世留下一部恢弘的集体创业史。柳青原来构想中的《创业史》分为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第二部写初级社，第三部写两个初级社，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的联合，即高级社。但现实是残酷的，巨大的实验确实屡屡出现了严重问题，创作历程也被迫中断。即使后来复出的柳青重新拿起笔来，他也并没有完成或者根本无法完成这个宏伟的写作计划。人们现在看到的《创业史》，只是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上卷及下卷的前四章。仅这样，这部作品特别是第一部，还是获得了某些权威文学史家及部分国外汉学家的赞誉，某些文学史家始终将它作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并充分肯定其为现代集体创业文学的开创之功。但也总是有人不断指责柳青是在图解政治。其实，柳青是一位重生活、重实践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充满激情、渴求新变的作家。他的《创业史》相当真实地将中国农民渴望创业的愿望表达了出来。其间虽然着重弘扬的是创集体之业，但客观上也对那些渴望创私有之业的人进行了真实地描绘。这诚可以作为一种真实的历史文本来看待。历史也许会证明：创集体之业因其基础薄弱、条件甚差(物质与精神都未能跟上)，尤其是因为左倾冒进、急于求成而违反了客观规律，有些悲壮地显示了它的严重挫折，但是，既然是“创”，就会带有尝试的意味，探索的挫折并不一定会彻底否定探索的命题本身。

如前所说，柳青是那种自觉融入农民群众中的作家，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农民化”，尽管这只是一种深入生活的方式，也带有某种“实验”的意味，但事实证明，恰恰依赖这种扎根农村、贴近土地、融入民众的方式，使他获得了难得的真情实感，倾心创作出了《创业史》(第一部)这样的杰作，在同期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任何时代的文学哪怕是最杰出的文学文本都会有它的局限性(譬如李白不可能撰写出《红楼梦》，“古典”不会有“今典”的气息，明代文学也少有唐代文学的大气等)，而柳青自然也不例外(他不可能写出赌王的创业或现代职场小说的纷杂)。但柳青在文学领域仅仅抓住“创业”这样的时代“关键词”进行文学创作和形象塑造，却为后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心”或“影因”。我们很难忘却《创业史》这样的文学命名，很难忘却柳青对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强烈体验和无限关切，很难忽视他对创业者的重点描写。他对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形象塑造以及对传统个体“发家”的小农式创业的批判，充分体现出了他对现代合作化式的集体创业的热情关注和精心书写。其以《创业史》为代表的一些作品，真实记录了梁生宝们从事集体生产的创业轨迹，反映了当年火热时代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与生活经验，凝聚了进入新社会的民众空前的创业热情。作为书写“农业合作化”这种巨大社会实验的“创业小说”，柳青在面对土地革命及合作化这种破天荒的历史巨变时，殚精竭虑地创构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叙事的“创业”范式，在家国叙事、爱情描写及个人集体化的文学叙事中，体现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及责任心。

显然，迄今“创业”也应是共和国文学的一个中心主题。笔者曾于1997年出版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中指出柳青是用毕生的心血投注于“创业”主题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创业史》从文化意蕴上看也许并不怎样丰富，但是在集中揭示农民的生存经验和合作化道路的历史合理性方面，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创业史》昭示着一种诱人的理想，揭示着相应的探索与实践。虽然后来政策有所变化，但却不能否定《创业史》的“创业”精神。至今笔者的这种看法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有了进一步给予强调和申论的愿望。如果重新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场景，就会看到那时也确实有很多作品简单化地图解着政治，而柳青最大的功勋乃是他在当时政治氛围下却能够奋力为文学开辟一席之地，在生产劳动生活中展示了一幅幅家庭伦理的图景。同时，它又颇具汉唐雄风的气度和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的精神，这也正是我们这个“人民”时代所始终需要的灵魂或“文心”。正所谓“文心可以雕龙，民心更可以雕龙”。亦如贺敬之诗云：“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作为“人民作家”的柳青自然会对人民创业的宏愿给予最为热切的关注。而当人民群众包括中国广大农民力图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创业的冲动和激情是如此强烈和充沛，当代中国作家也当竭力追求、潜心经营，为大时代留下更加辉煌的“新创业史”，而不是一门心思迎合市场或某些人的低俗趣味，通过所谓“文学创业”谋求个人发财发福的机会。

人类从物的崇拜进至神的崇拜，再到以人为本，进而以“命”(广义和狭义的生命)为本，其思想发展史充满了上下求索的困惑和豁然开朗的欣悦。但其间总是会伴随人对“创业”的渴望及努力。只是在有的时代，“创业”会被某种特定的“运动”所遮蔽。柳青就经历过这样的历史时期，“运动”遮蔽着“创业”，或者创业总是面临着过多的政治限制。难能可贵的是，柳青却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创业叙事”上，其他方面的叙事则大抵只是陪衬，而且总是能够显示出历史乐观主义的基调，并将希望寄托在更具有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身上，使其“创业小说”还不期而然地带上了励志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柳青的文学就是创业文学，不仅当年启迪了一代读者，如今仍可以继续感动读者，这深层原因恰恰是他那心系土地、心忧民生的“创业”情结使然。他在小说艺术语言上的追求，他的创新意识，以及他对中外文学的借鉴等，都只是为了更好地叙写创业历程、抒写创业情怀和弘扬创业精神。

自然，我们也不应忽视柳青创业文学与延安传统的内在关联。在当年的延安，最流行的话语中便有“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艰苦奋斗”；“大生产运动”；“劳动光荣”等。我们遥想当年，在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艰苦奋斗了13个春秋，他们以坚定不移的崇高信念和勇于开拓的创业实践，使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武装斗争的统帅部，并在拯救民族危亡和争取人民解放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创造了辉煌业绩，培育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奋进之魂——延安精神。此后共产党人依然积极提倡和坚持着对延安艰苦创业的精神信仰。事实上，在战争的烽烟和创业的艰难中，延安人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并逐渐成熟起来，形成了一种合金般硬朗的“延安精神”。而延安精神的核心就包含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而伟大的“创业”也确实可以改变现实，包括可以改变延安。柳青曾在《延安精神》一文中动情地写道：“……十年一梦，现在是三川辉煌，四山灿烂，不是当年点煤油灯和麻油灯时的神气了。电，使得任何偏僻地区的城市现代化起来；延安这个精神上的国际大城市，现在在物质上逐渐地强大起来了。”如今的延安乃至整个陕北，可以说都印证了柳青的预言。

言说柳青与延安传统的关联，还要注意这样两点：一是共产党人原本来自民众，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而《创业史》恰恰继承了“延安精神”这一优良传统，创构了经典文本，并通过满含生活气息的农村叙事和人物形象塑造，生动展示出一条与民同在、与民同心的历史轨迹；二是柳青来自陕北，在延安时期便创作了《种谷记》，这仿佛是《创业史》描写合作化运动的前奏。这部将种谷劳动行为作为描写中心的创业小说，以陕北农村王家沟集体种谷的事件为叙事线索，生动展现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柳青由此创构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村互助合作的长篇小说。

令人欣慰的是，在陕西，柳青身后有“陕军”或“白杨树派”，尽管后者在创作上有新探和新变，但创业文学的血脉在《平凡的世界》(路遥)、《浮躁》(贾平凹)、《白鹿原》(陈忠实)及《村子》(冯积岐)等名作中继续流淌。在全国，柳青身后有关于《创业史》的持续关注和讨论，激活了诸多关于延安文学、共和国文学、“创业文学”范式以及新旧人物塑造等众多话题的思考，这本身就表明了“柳青现象”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