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中的未名社

　　关于未名社，一个独特的文学社团。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本身存在非常多的研究面向，小小一个社团，却具备很多话题的衍生点，这些衍生话题在对话过程中往往就变为了争议性的话题。

首先，从考据学的观点来看，未名社的文学史现场是凌乱而模糊的，无法形成相对清晰的文学史知识。它的成立时间、起因、命名以及成员变动、与莽原社的关系等，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疑问，学术界在经过反复争论之后，话题往往被搁置起来。

未名社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作为鲁迅扶持下诞生的文学社团，与鲁迅扶持下诞生的另一个社团莽原社存在平行交叉关系，两个社团之间又夹着一个来历不明的《莽原》杂志，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纷繁复杂。一般以为，莽原社是以《莽原》半月刊和《莽原》周刊为依托的，这两个杂志与未名社应无太大关系，而其实恰恰不然，《莽原》杂志和莽原社并无直接关系，反倒几乎成为未名社的阵地刊物。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细致地研究鲁迅对于《未名》半月刊和《莽原》半月刊的拟名过程，发现《莽原》刊物从一开始便是未名社出版的刊物，与莽原社并无任何关系。未名社骨干成员李霁野的回忆文章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文章一出，学术界争议四起。《莽原》杂志和莽原社真的毫无关系吗？对此，有学者凭借扎实的史料功夫重返文学史现场，试图解开这个文学史疑惑。其中，学者汤逸中在《鲁迅和未名社》一文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未名社的韦素园、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四个人作为未名社的主力成员，实际上也是高长虹分裂前的莽原社的成员，因为《莽原》杂志大量的供稿甚至编辑业务，很多都是由这四个人来担纲，所以《莽原》杂志是和莽原社有关系的。该文还提到，当高长虹与韦素园等笔战时，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书信中对这次笔战的定性是“莽原社内部冲突”，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然而，这种说法一出，也颇受学界质疑，最有力的质疑声来自李霁野、台静农等文学史当事人，他们认为他们作为未名社成员，与莽原社的关系是经由鲁迅而产生的，与莽原社并无直接关系，“入社”一事更无从谈起。物证和人证相互矛盾，逻辑与现象纠缠不清，这个话题就此也只能打了一个悬而未解的结。

未名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独特之处，更在于它和鲁迅的关系。众所周知，鲁迅对新文学和新青年的扶持力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身体力行地组织了几个新文学社团，未名社、莽原社等就是在鲁迅的大力扶持之下诞生的，其中又以未名社贡献最大。所以在学术界，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的关系也成为一个学术关注点。之于鲁迅研究，这是一个可以近距离考量鲁迅与文学社团之关系、鲁迅与青年之关系、鲁迅的文学精神与文化人格等相关问题的入口。而之于未名社，研究价值更为巨大，因为鲁迅本人，正是未名社成员。

翻检各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笔者发现专门讲述未名社的几乎没有。那么，未名社是从哪些角度被纳入元文学史视野的呢？综合来看，大约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其作为新文学社团的性质，一个是其文学创作的成就。关于第一个角度，绝大部分文学史都有涉及，未名社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一同作为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学社团，共同拼合成了现代文学的版图。不过由于未名社并不具备文学研究会、新月社等如此重要的事件性意义和文学史意义，因此常常在叙述中被一笔带过。然而谈到文学创作，未名社及其成员则经常被提起。

未名社在创作上的表现，并不像创造社、新月社、湖畔社等那样惊艳，不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刊印了《朝花夕拾》，出版了丛书《未名新集》，出版了台静农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出版了李霁野的散文小说集《影》和韦丛芜的《君山》《冰块》诗集等。不过，各文学史对未名社的文学创作的表述，经常将其与“乡土文学”的概念绑定在一起。关于“乡土文学”，鲁迅总结其特征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简而言之，彼时的乡土文学就是作家侨寓在北京怀念故乡之作。未名社几乎所有社员都是在北京求学的安徽籍学子，然而他们的许多创作，如李霁野、韦素园等人，其乡土题材往往和爱情题材结合在一起，缺乏那种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浑厚之感。未名社中真正被公认为是纯正的乡土文学水准的，大概只有台静农了。即便只有台静农，也足以使未名社在乡土文学世界中留名。钱理群认为台静农的小说“少而精，似乎一本《地之子》的集子就能够支持他成为出色的乡土作家了”。而鲁迅也尤为欣赏台静农，认为他在未名社各位同人之中，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身体力行地“贡献了文艺”。台静农在他的成名作《地之子》的前言中说：“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所以台静农笔下的中国乡土的情感基调正是酸辛和凄楚的，简直毫无一丝亮色。他小说的一大特色是乡土味道特别浓重。其绝大多数作品取材于安徽农村，所刻画的又是农村中处于生死线上的贫苦农民和凶狠残暴的乡绅阶层，所运用的又是白描的手法，所使用的语言又多借鉴了土语，因而具有郁结的民间味道。其小说另一特色是对于中国乡土的灵魂本质和中国农民的精神特质的挖掘和表露，对几千年来中国农村权力秩序和世俗陋习的揭示与批判，这是使他的小说创作成为“乡土文学”的最重要的品质。以《拜堂》《新坟》《天二哥》等作品为代表的《地之子》，是中国20世纪乡土文学的证明和硕果。正是因为鲁迅和台静农在乡土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未名社才借此二人的光耀在创作方面为人所知。

尽管未名社有台静农这样优秀的创作家，但未名社并不以创作作为着力点。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有文学社团不是以文学创作为重的话，未名社要算一个，而且很可能是惟一一个。

虽然绝大多数文学史著作没有提及未名社在文学翻译上对新文学的贡献，但是未名社的确为新文学贡献了大量的翻译文学。翻译不仅是未名社成立的初衷，也是日后未名社同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方向。然而，其翻译文学对现代文学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至今未有较有信服力的成果加以论证，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未名社翻译文学的一个特点是杂，即文学体裁和作家国别繁多。其翻译的作品长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童话、理论、散文诗等无所不包，美国、英国、苏俄、法国、波兰、丹麦、荷兰、日本等国家应有尽有。未名社翻译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专，即集中为新文学翻译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几乎每个成员都参与到苏俄文学的译介中去。李霁野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幸的一群》，他与韦素园一起翻译了托洛斯基著名的《文学与革命》，韦素园翻译了果戈里的《外套》，韦丛芜也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如《《罪与罚》《穷人》，曹靖华翻译了爱伦堡的《烟袋》等等。在当时看来，未名社几乎成为一个以翻译苏俄文学为主的新文学社团。未名社之所以选择苏俄文学为重点译介的对象，是因为19世纪的苏俄与中国乡土有很高的相似性，另外，19世纪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极为辉煌的成就。未名社将苏俄文学译介到当时的中国来，不仅为诞生不久的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作品，更为其提供了艺术技巧和范式。

所以，对苏俄文学的译介才是未名社对新文学最突出的贡献，也是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的重要收获。鲁迅在1927年曾断言“现在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可知未名社翻译文学在当时影响之大。然而一直以来，重创作轻翻译的文学史著作对这一点的表述不足，使得后世对未名社的认识也相应不足。鲁迅也有所预言，他说未名社这些辛苦的翻译者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在当时，各个文学社团注重文学创作以彪炳文学史，而未名社选择了翻译作为安身立命的职责，从中便能看到未名社文学精神之一斑，它代表了现代文学浑厚质朴的一脉。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点也将为代代学人所深知，正如未名社之名，不是无名，而是未名，即还未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