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的人格魅力与《红旗谱》的经典价值

　　中国革命斗争的史诗式多卷本长篇巨制《红旗谱》从上个世纪50年代诞生之日起不知影响了几代人，支撑当今社会栋梁的“50后”、“60后”，都是读着《红旗谱》长大的，它对那个时代人情风物典型的成功书写，为当今读者留下了难能可贵的时代影像，这便是《红旗谱》对文学史的贡献和经典价值所在。

梁斌已长眠在他的家乡元宝山庄，作为人民的作家他是不朽的。梁斌因《红旗谱》得名，也因《红旗谱》而受辱，但他面对人生的荣辱，保持了他宽容与豁达的人格魅力。我们从他创作《红旗谱》的经历中看到了他对文学的诚意和敬重，为创作《红旗谱》三辞官，他是抱定不写好《红旗谱》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决心而进行创作的。“文革”时梁斌与他的《红旗谱》亦在劫难逃，《红旗谱》被打成大毒草，说他走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反派批斗他，他不承认不低头。梁斌的人格有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刚烈、倔强，但他更懂得恕道，比如他原谅和保护了在“文革”中批斗他并把他从凳子上摔下去的年轻人。

梁斌还是廉政亲民的楷模。今天我们讨论《红旗谱》，不但把它当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书来读，更要学习梁斌这样的老革命干部老作家为人为官的优良品质和作风，这就是梁斌和这部经典巨制的现代意义。1985年梁斌离休按国家规定享受正部级待遇，可他却说“房子、车子、秘书我一概不要”。梁斌人格中有平等思想、亲民作风、仗义豪情以及爱国情操，这是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自律，这是我们今天重新讨论他和他的作品所不容忽视的。比如说“文革”中他与送煤工、卖菜人的交往和感情，替住院欠费的老干部仗义直言的豪情。特别是他对手稿的处理，外国收藏家花10万美金收购他的手稿他都不肯卖，而将手稿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显示了其不为金钱所动的民族气节。陈建功说他是“堪称中国文学工作者的光辉典范”，一点都不为过。

他的人格中有执著勤奋的美德是值得我们今天做官、为人、为文效仿的，梁斌不仅是一个勤奋的文学家，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画家，陈师曾说文人画的四要素是：“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性，第四思想。”梁斌的画是公认的画人画，他的文也具备这四要素。所以我们研究梁斌，不仅仅要研究他的文学经典，更要研究他以德养文以德为人的人格精神。

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有时代局限性，所以我们要客观地历史地看到某些特殊时期的经典作家，不能用今天的文学标准和眼光把某一时期的作家从历史中抽离出来，提出超出时代特质的文学要求，这不是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态度。有位文学评论家撰文对《红旗谱》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完全否定，甚至用个人主观的好恶代替了文学批评，失去了文学批评家的理性和知性。这位文学评论家用亵渎的语言评判梁斌的《红旗谱》，我们从中并没有看到一个文学评论家应有的宽容和智慧。这位文学评论家称：“文革”时上中学初读《红旗谱》是“嚼蜡般的感觉”。2004年二读《红旗谱》读到三分之一，就下定义这“是极其拙劣的不堪卒读的”作品。 “以梁斌的叙事才华，即使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也不可能写好的。”“《红旗谱》通篇都是由经不起推敲的情节组成”，“拙劣的细节则可谓俯拾即是”。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和他的作品，“十七年文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可以说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作家和作品，我们也不应该仅仅以今天的标准去对梁斌这样优秀的作家评头论足，说他的作品“还不具备什么能力，文学水平和文学修养欠缺，不可能写好故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习惯，其实我们读鲁迅的语言也能挑出一些毛病，尤其他的语言不尽符合今天的语法。地域语言也有区别，这里有个方言习俗的问题，我说这些并不是为梁斌作品中的一些问题开脱，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对待特定时代的典型作品的问题。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表现平凡的人物火热的生活。今天又有怎样的作品能印刷到600万册呢？应该说超过5万册的都是少有的现象。

《红旗谱》是那个时代史诗般的英雄主义经典的地位是不容否定的。

有人说：“《红旗谱》是一个基本上不会写小说的人写的小说，是一个不具备起码的叙述能力的人讲的长篇故事。”据此他怀疑“洛阳纸贵”和“经典”的可靠性。虽然他在文中援引小说文本的分析论证不能不说有一些是经得住推敲的，但是完全否定就偏颇了，就不是客观的态度。文艺批评应该运用系统的文学理论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介入文学作品的内部，指出作品的历史担当责任，客观公正、中肯冷静地进行分析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对作者学问能力提出怀疑。说梁斌在当时“应算是知识分子”，说他“还不具备创作小说的基本能力”，这样的结论是不是缺少调查研究？分析论证是不是不太严密？真正的文学批评不能过多掺杂个人好恶。梁斌15岁就读于保定第二师范，相当于现在的中等师范学校，属中专学历，梁斌在烽火硝烟中出生入死干革命，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才完成这部120万字的恢弘巨制的，仅这一点就是令人极其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