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为《青春之歌》定音

　　1958年1月《青春之歌》出版以后，引起轰动，据说初版竟有94万册！但是刚刚经历过反右运动的评论界对小说反映、评论不一，莫衷一是，有的文章说它是“一部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有的评论文章以绝对的党性净化和极端的阶级立场质疑了《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认为这个人物的阶级意识存在严重问题，以及这个人物形象还存在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这其中以郭开的评论为代表，他在1959年第2期《中国青年》、第4期《文艺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对《青春之歌》进行严厉尖锐的批评。这在当时的语境下，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当时的报纸、刊物参与的热情很高，纷纷开辟专栏，针对郭开的观点展开讨论，当时轰轰烈烈的讨论文章有百篇之多。其中《中国青年》在1959年3、4、5期上连续发表文章，展开对《青春之歌》的讨论。茅盾应约撰写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的评论文章，就发表在《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上。

茅盾的这篇文章，首先肯定这次媒体对《青春之歌》的讨论，认为很有意义，“因为这次讨论不但提出了对于一部作品正确评价的问题，而尤其重要的是提出了评价作品时的思想方法的问题。”同时直接呼应郭开同志的评论文章，表达自己对《青春之歌》的看法，为《青春之歌》定音。

茅盾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而深刻的正面分析。一是“为什么我们肯定《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围绕这个问题，从政治角度肯定这本小说，认为这部小说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指出，“评论一部反映特定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不能光靠工人阶级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观点，还必须熟悉作为作品基础的历史情况；如果不是这样做，那么，立场即使站稳，而观点却不会是马列主义的，因为在思想方法上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在评价作品时就不可避免地会犯反历史主义的错误。”“而我们之所以肯定《青春之歌》，也因为它没有反历史主义的毛病。”二是“我们怎样评价林道静这个人物？”认为这个人物形象是真实的，也是典型的。她的成长过程是真实的，符合实际的，“熟悉那时候的社会现实的人，特别是在那时候领导过和参加过学生运动的人，都会觉得林道静这个人好像是见过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同时，茅盾又辩证地指出，这个人物身上流露出来的“幻想和温情”，是值得我们鉴戒和警惕的。到这里，茅盾有感而发，为作者说公道话了，认为作者对这个人物是抱同情态度的，因为这个人物是值得同情和爱护的。他说：“如果不看到这些主要的方面，而只就林道静是地主家庭的女儿、受到资产阶级教育、曾经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等等，武断地判定作者对林道静的同情和爱护便是作者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流露，那是十分不公平的！这种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也成为正确理解一部作品的最大的阻碍。”今天我们读到茅盾评论《青春之歌》的这段话，仿佛感觉茅盾的思绪回到了自己当年写《蚀》三部曲时受到指责、批评时的感觉，个中况味，有点夫子自道的味道。三是“《青春之歌》有没有缺点？”茅盾认为“不能说这本书没有缺点”。但也不能把没有表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等等当前的要求当作这本书的缺点。那么，这本书的缺点在哪里呢？茅盾认为主要在人物描写、结构、文学语言三个方面。认为人物描写中除了林道静之外，有些人物仿佛作为“道具”而存在，显然是个缺点。在结构上，茅盾认为“作者的手法有点凌乱”。说明作者“在构思时只着眼于一枝一叶而未能统观全局、大处落墨”。至于这部小说的文学语言方面的不足，茅盾以他精深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写出他自己的看法，认为《青春之歌》的“词汇不够多”、“句法也缺少变化”，尤其在描写环境方面，“作者的办法不多，她通常是从一个角度写，而不是从几个角度写；还只是从循序渐进地写，而不是错综交叉地写；还只能作平视而不能作鸟瞰”。认为“全书的文学语言缺乏个性，也就是说，作者还没有形成她个人的风格”。但是，茅盾同样也认为，“这些缺点并不严重到掩盖这本书的优点”。茅盾在评论《青春之歌》的艺术得失时，既充满着艺术智慧又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茅盾的这篇评论文章是他阅读了《青春之歌》之后，又经过认真思考后落笔的。但是他自己的观点非常鲜明，针对性也非常强，为《青春之歌》定音，尽管是一家之言，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语境里，作为共和国文化部长，是很少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从现有的史料来看，1959年茅盾两次阅读杨沫的《青春之歌》经历，第一次是在1、2月之间，读过之后，写了这篇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评论；第二次是在12月，读过之后随手写了一些札记，这些札记在茅盾生前没有发表，直到1984年才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