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与湖畔诗社

　　“五四”文学革命中新诗的奠基，不仅是胡适、郭沫若等少数人的努力，而且还得力于一批新诗人在处女地上的开拓与耕耘。其中，朱自清(1898-1948)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1919年他以《睡吧，小小的人》这写给襁褓中长子的第一首新诗，登上了“五四”诗坛，成为一位新文学初期有着重大影响的诗人，并且影响着一批年轻诗人的成长。浙江杭州的“湖畔”诗人深受其影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朱自清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即到杭州一师教书。1920年8月至1925年8月，中间除短期在中国公学和扬州省国立八中执教外，近4年的时间他在浙江的杭州、台州、白马湖的中专和中学做教师。他把自己的这段生命称之为“我的南方”。除了教书之外，在这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实施文学理想的活动。与叶圣陶、俞平伯、刘延陵、朱光潜、夏丏尊等一批现代文化名人结交，与朋友们办刊物并进行诗歌与散文的创作交流，等等。同时，还因天时、地利、人和，与湖畔诗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2年4月，湖畔诗社成立于杭州。这个社团的成立是一个充满温馨的传奇故事。在上海中国棉业银行当职员的应修人，看到汪静之发表的爱情诗《定情花》并被这篇作品深深地吸引；于是他写信给汪予以鼓励，并在信中表示，很迫切地希望结交和见面。这种未见如故、文人相敬的纯情与信任，成为随后年轻诗人们结社的思想基础。应修人自己拍了一张右手拿礼帽、左手拎皮箱的照片寄汪静之，要汪也如此装束在车站接他。3月30日，应修人赶到杭州，住在湖滨清华旅馆11号房间。他们四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仿佛故友重逢，畅游西湖，以诗作进行心灵的交流。第二天，应修人把自己带来的诗稿与汪静之把他准备付印的《蕙的风》的底稿，拿出来相互传看。第三天，潘漠华、冯雪峰也把自己的诗稿拿来一起切磋。在四人交流诗作之后，应修人提议四人合出一本诗集的建议，立即得到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的赞成。于是由应修人着手编选，到4月3日辑成四人合集，题名《湖畔》，准备出版。那时出版书籍时兴取个名义，4月4日便在应修人提议、众人赞同下成立了湖畔诗社。4月6日，应修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离开杭州，汪、潘、冯到车站送别。应修人回到上海后，自筹款项195元自费出版《湖畔》。5月上旬《湖畔》出版，印行3000册。诗集共收作品61首，其中应修人22首，潘漠华16首，冯雪峰17首，汪静之6首。1923年年底，由应修人编选的、并仍由他出资自印的《春的歌集》出版了。《湖畔》《春的歌集》两本诗集的出版，对当时的新诗创作与发展，无疑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魏金枝、谢旦如也正式加入了诗社。谢旦如的《苜蓿花》，也以“湖畔”的名义，于1925年3月自费出版。

新文学之初，由“新青年”社团的滥觞，作家、文学青年纷纷结社并出版同人刊物，是“五四”时期及其后普泛的一个文学现象。湖畔诗社的成立看似偶然，其实是四人共持结社情结的使然，也与朱自清等人的结社情结相关。其时朱自清与俞平伯、刘延陵、叶圣陶同在杭州一师执教，四人中间的汪静之、潘漠华则是朱自清面对面教授的学生。在湖畔诗社成立的前一年即1921年的10月，朱自清与叶圣陶就关心以杭州一师学生为主体、联合杭州几所中学的学生而成立的“晨光社”，成员有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魏金枝、柔石等，特请朱自清和叶圣陶担任其顾问。其实从某种意义看，“晨光社”的成立是“湖畔诗社”的序幕，为后者的成立做好了思想与组织的准备。后来冯雪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尤其是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前言》)。正是源于与“晨光社”及其主要成员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等人这种特殊关系的延续，朱自清才顺乎自然地与湖畔诗社延续了难分难解的缘分。

朱自清既是这批年青诗人的“领导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而得到拥戴和尊敬的。一方面，朱自清与汪静之、潘漠华等人是师生关系；另一方面，朱自清在他们心目中俨然是一位诗坛前辈。名曰“前辈”，先生仅比他们年长3至5岁。但他在诗坛的实绩又是名副其实的导师，足以使他们对他倍加尊敬。例如说，他是文学研究会“雪朝”诗人，是八位诗人合集《雪朝》中排列“第一”的诗人，收录其《新年》《满月之光》《煤》等19首新诗。用郑振铎的话说，他的诗“远远超过《尝试集》里任何最好的一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例如说，1922年1月，朱自清与刘延陵、俞平伯、叶圣陶四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诗》月刊，这个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对这家刊物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朱自清先生，莘莘学子们自然也是倍加仰慕与信任。在这批青年诗人面前，朱自清并非以师长、前辈、导师自居，而采取低调的平视与平等的姿态处之。正是如此，“湖畔”出版之后，谦谦君子的朱自清也加入了湖畔诗社，如季镇淮先生所说，“后来先生也是湖畔诗社的社员之一”(《朱自清先生年谱》)。因为朱自清先生的谦和，他与他们的创作交流就更加密切与无拘无束了。

朱自清对“湖畔”诗人的关怀与扶持，主要表现在对其诗创作进行文字的评论，通过评论达到对青年诗人的创作进行切实的指导。在湖畔诗社主要的成员中间，最幸运也是最早得到老师指导的，是汪静之。在出版《蕙的风》之前，他就将自己的10余首诗抄了给朱自清先生看，如先生所说：“汪君静之抄了十余首诗给我看，我从来不知道他能写诗，看了那些作品，颇自惊喜赞叹。”朱自清先生自然提出自己的意见给予指导。在诗集出版之前，朱自清先生又特地为汪静之《蕙的风》作序(同时作序的还有胡适与刘延陵)。在《序》中，他虽然看出其幼稚、“工拙”的弱点，但还是充分肯定了汪诗的“天才”，在总体上肯定了其作品单纯率真、自然清新的风格。他说：“他确是二十岁的一个活泼泼的小孩子……小孩子天真烂漫，少经人间世的波折……所以他的诗多是赞颂自然，咏歌恋爱。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同时，朱自清又指出，虽则那个时代需要“血与泪底文学，不是爱与美底文学”，但应该承认汪诗的价值，“血与泪”虽是“先务之急”，但“爱与美”有着“并存底价值”，因此，不应该求全责备，而应该“领解静之底诗，还他们本来的价值”。这些评论，可见朱自清对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的百般呵护与帮助，拳拳之心掬然于纸面。(顺便应该提及的，汪静之还曾经得到鲁迅的鼓励和指导。在致汪的一信中，鲁迅先生指出：“然而颇幼稚，宜读拜伦、雪莱、海涅之诗，以助成长”。)

《湖畔》诗集出版之后，得到了很多前辈作家的欢迎与称赞，纷纷支持这几位年青诗人跃上诗坛。周作人、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李曙光等人的肯定，是对他们的极大鼓励。最先介绍这本诗集的，是周作人。在1922年5月18日的《晨报副刊》上，以“仲密”的笔名发表了300字的《介绍小诗集〈湖畔〉》的短评，他称诗集“结成了新鲜的印象……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在《湖畔》评论中，最有分量的是朱自清的《读〈湖畔〉诗集》(刊6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虽然是随意写下的读后感，作者自谦说“不能算做正式的批评”，但是，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比较“正式”的批评。此文大体做了三方面的评论：第一，作者肯定了四位青年诗人的共同特点，清新、缠绵，作品里充满“少年的气氛”；比之“成人”的作品，他们“都还剩着些烂漫的童心”，惟其涉世未深，所以“只有感伤而无愤激了”。第二，作者联系并例举作品，大体指出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有共同歌咏自然、爱情的清晰与烂漫，但“漠华、雪峰二君底‘人间悲与爱’的作品”，难得在内容题材上区别于其他两位诗人，尤为难能可贵。第三，作者在艺术表现及风格方面，指出他们各自的短长。“漠华君最是稳练缜密，静之君也还平正，雪峰君以自然、流利胜，但有时不免粗疏与松散，如《厨司们》《城外纪游》两首便是。修人君以轻倩、真朴胜，但有时不免纤巧与浮浅，如《柳》《心爱的》两首便是”。在诸多关于《湖畔》的评论中，朱自清的文章是一篇评论到位的文章。写作其时，他只有24岁，凭着对四位青年诗人的理解以及与诗人们之间的心灵会通，才能写出如此切中肯綮的文章，同时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那时朱自清对文学的悟性与进行理论批评的视野；然而最重要的，这一篇评论充满了朱自清对湖畔诗人成长的殷殷期待。

1935年即在事过13年之后，朱自清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时候，他的学术视野里依然没有忘记湖畔诗社的诗人们。他在《诗集》中，编选了应修人《小小儿的请求》《或者》《妹妹你是水》等7首，汪静之《海滨》《伊底眼》《别情》等14首，潘漠华《游子》《月光》《问美丽的姑娘》等11首，冯雪峰《桃树下》《落花》《春的歌》等7首。以汪静之入选的诗作为最多，表明在朱先生的心目中，对汪静之的诗作最为看重。事实上他的影响更大些，《蕙的风》出版后，由于时在东南大学读书的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彻底否定汪诗的文章《读了〈蕙的风〉以后》，而在诗坛上引起诗与道德问题的论争，而论争的结果，维护了汪静之在诗坛的位置，同时也因此传播、扩大了他的影响。这一历史论争，也是朱自清以历史与美学的眼光看好弟子汪静之的一个根据。次之选得多的，是另一位嫡传弟子潘漠华，因潘诗“最是稳练缜密”，故而深得朱先生的偏爱。有例为证：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刘延陵等以“O.M” 派(“我们”派)出版同人刊物《我们的七月》的时候，发表了署名“潘训”(潘漠华之原名)的《卖艺的女人》和《我的泪灼燿着在》两首诗，这在已经成名的“成人”刊物上，破了“辈分”，发表“少年”的作品是实属少见的一件事情。

应修人等四人的诗作编进《诗集》，自然表现了朱自清的史识。但最能表现朱自清史识的，是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关于湖畔诗派一段史论性的评价。他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白地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这时期新诗做到了“告白”的一步。《尝试集》的《应该》最有影响，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缴绕上。康白情氏《窗外》却好。但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这段经典性的史论，不仅对四位青年诗人的爱情诗进行了风格的概括，最重要的是，把他们的“情诗”在文学史上进行了充分的认识与肯定；无疑，是朱自清将“第一个十年”放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予以梳理之后的史识。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说，缺少“情诗”，他同意钱锺书先生的观点，“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几乎是没有。如果说有，也只是在民歌民谣里，在正统的文学里只存在着“忆内”、“闺怨”一类的诗。从“五四”新文学史上看，出现了极少数的爱情“告白”的诗，如胡适的《应该》，康白情的《窗外》，就连朱自清在自己几十首新诗中，也只有一首《别后》 ；而潘漠华等四人专做“情诗”，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人性的发现”与“人性的解放”使然，不仅数量多、且是一个诗歌社团的群体的共识所为，这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上功德长存，具有着开创性的意义与价值。笔者猜想，当为四位后辈写下《导言》中所引述的这段文字的时候，朱自清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为他们为文学史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章而骄傲，同时他也是以沉痛的心情，以这段史识的评价，对四人中间的逝者表示深深的悼念。应、潘、冯三人后来都投身革命事业。1933年应修人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在联系“左联”书记丁玲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因拒捕而英勇牺牲。1934年潘漠华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时被捕，在敌狱中绝食而付出年轻的生命。两位诗人的牺牲，离朱自清写《导言》仅仅是一年与两年的时间，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至1925年年底，因以推翻北洋军阀为宗旨之北伐战争的酝酿与兴起、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三位主要成员先后参加革命，以及朱自清离开浙江去清华大学任教等等原因，作“情诗”的时代已逝，湖畔诗社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个诗社从成立到解体仅仅3年多时间，虽然短暂，却充满了诗的生命与活力、充满了诗歌创新的精神。惟其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会永远有着记载湖畔诗社及年青诗人的一章；也永远会铭记作为师长的朱自清对湖畔诗社的积极关注和扶持的一笔。文学的终极目标是向读者传递人间的爱与温暖。重忆朱自清与湖畔诗社的情与缘，相信给读者带来的也是一种文学的温暖，并且让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唤起被当今时代所淡化甚至是所弃置的、奉献于文学的一种责任—— 一种无功利诉求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