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内人”眼中的“山药蛋派”

　　文学流派的演变、评价，是一个极富意味的文学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流派像“山药蛋派”一样，实绩如此之显著，影响如此之持久。从“山药蛋派”形成到今天，已经有60余年的历史了，现在，这个流派是否还存在？它对后来的山西文学乃至全国文学有哪些影响？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流派？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话题。

对“山药蛋派”，山西文学界与国内文坛的看法迥然有别。山西作家聚在一起，谈到自己的前辈“山药蛋派”作家及其作品，心里都会涌上一种自豪、敬重乃至羡慕之情。在谈到“山药蛋派”与山西新时期之后文学的关系，则大抵是这样一种看法：“山药蛋派”的文学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山西后来的文学，而且这种影响还会继续绵延下去；但今天的山西文学已进入一个多元化、个性化时期，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截然不同了。可以说以“土”著称的山西文学，现在也洋气、洒脱、多样起来了。从题材上讲，已大大突破了过去较为单一的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城市题材、历史题材乃至环保、科幻题材等也纷纷活跃起来；从表现方法、手法上讲，已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走向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借鉴和容纳现代表现方法和技巧，已成为山西作家的“家常便饭”。山西甚至有了一些很超前的先锋派作家。从小说模式上讲，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旨的社会型小说依然在山西文学中占很大比重，以思想和艺术探索为追求的探索型小说在全国文坛上也有了一席之地，以社会热点和大众文化为倾向的流行小说也渐渐兴盛起来，三种类型小说的同时并进，构成了山西文学的瑰丽景观。过去那种众多作家聚集在一面旗帜下写作的现象已不复存在，每位作家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个性，山西文学从共性化时期进入了个性化时期。“山药蛋派”文学的现实关怀、使命意识、地域文化等诸多特征，尽管在新时期之后的山西文学中依然存在，但它已很难统摄和贯穿整个山西文学了，用“山药蛋派”这一概念概括今天的山西文学显然已经不大可能。新时期以来的山西文学确实是以它新的面貌、新的个性展现于全国文坛的。如果把当今的山西文学都硬塞到“山药蛋派”这只“菜篮子”里，那显然是不恰当、不科学的。

然而，外省、全国的文学编辑、评论家们，却往往把现在的山西文学同“山药蛋派”混为一谈，认为山西文学等于“山药蛋派”，或者近似于“山药蛋派”。有例为证：其一，1995年，笔者应《文学报》编辑之约，写了一篇关于山西四代作家同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文章，题目为《源远流长》，着重阐述了几代作家身上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以及山西小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变革与发展。但文章发表后，题目却改为《“山药蛋派”后继有人》，编辑的这一改动，我觉得与我的写作初衷是不大一致的，他们把当时的山西小说同“山药蛋派”烩入一锅了。其二，1996年第7期《上海文学》，以首篇位置推出了山西作家王祥夫的中篇小说《雇工歌谣》，编者加了一篇颇有分量的“卷首语”，题目赫然——《又见“山药蛋”，尚“能”不尚“新”》，编者说：“王祥夫的小说中流贯着知识化的农民意绪，在这样一种美学眼光里，让我们又一次领略了赵树理所开创的‘山药蛋派’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山西文学界看来，王祥夫在同代的作家中，他的作品是最少“山药蛋派”特色的，但《上海文学》的编辑却从他的小说中“领略”了“‘山药蛋派’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对此，王祥夫认为：“我在山西众多作家里是一个异数，起码我认为自己不是‘山药蛋派’，既无师承，又无脾性上的爱好。不过，人家硬派个‘山药蛋’给你，你也没办法。”其三，2011年笔者写了一篇论述山西新锐作家群创作的文章，题目是《山西短篇小说的新风景》，但在《文艺报》发表出来后，编者把题目又改成了《“山药蛋派”后继有人》。一说到山西小说，就会想到“山药蛋派”，就要努力归到这个“派”里去，在一篇并不具有很多“山药蛋派”特色的小说中，却可以读出浓郁的“山药蛋”味，由此可见“山药蛋派”文学的深广影响了。但究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呢，还是“局外人”误读了山西文学？我以为在“局外人”对山西文学的看法中，还有很多误读，他们并不了解现在山西文学的内在变化和整体状态。同时在这种看法中，也有着深切的期待，他们期望山西文学能保持那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局外人”的看法自然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

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山西现当代文学史中，“山药蛋派”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学精神，它对山西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持久的。譬如在新时期以来的许多外省作家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山药蛋派”作家的影响。譬如山东作家刘玉堂的小说，以民间文化的思想艺术眼光，表现沂蒙山区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形成一种质朴、温馨、幽默的艺术风格，有评论家称他是“最得前辈大师赵树理神韵的作家”。还有山东作家张继，他的短篇小说生活气息浓郁，情节机智幽默，语言朴素简洁，也颇有马烽、孙谦小说的特色。另外如河北作家何申，写农村、乡镇，写农民、乡村干部，凸显出生活的原汁原味，“山药蛋派”文学的精神底蕴深藏其中。总之，“山药蛋派”文学对外省乃至全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在“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文学两个时段。

“山药蛋派”文学“陡然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山西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独领风骚，活跃了数十年时间，影响了几代作家的创作，它的创作实绩和艺术生命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所有文学流派中恐怕是无与匹敌的。但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的时代环境、地域文化、作家群体等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它不可能世代相传，永远不朽。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山药蛋派”还会制约、作用于今后的山西文学，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应该说早已成为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学者朱晓进的观点，他在说到山西第二代作家时这样讲：“他们多是在‘山药蛋派’老作家的发现、扶持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创作在风格特征上与‘山药蛋派’老作家们有所趋同，有人将他们称之为‘第二代’的‘山药蛋派’作家，但他们在各方面对‘山药蛋派’的发展并无新的贡献，最多是在作品的量上为该流派增加积累，而且看得出来，他们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味已显然不像‘山药蛋派’老作家们的作品中那么浓烈。其实‘山药蛋派’也就到此为止了。”(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第33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山西第二代作家创作的滑坡，就意味着“山药蛋派”的终结。这一代作家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80年代初期又再度“复苏”，与第一代“山药蛋派”作家“回光返照”式的创作一起，又续写了一个美丽而有力的尾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山西文学，进入一个变革开放、灿烂多姿的时代。在不到20年时间内，出现了两次艺术上的变革。在山西第一、第二代作家再度“复苏”的同时，山西第三代作家异军突起，成为山西文学的中坚力量。由本土作家和外籍作家共同构成的第三代作家，他们创作的初期是深受“山药蛋派”作家的影响的。他们的题材领域，绝大多数是农村生活；他们的创作主题，也往往与时代潮流同步；在艺术表现上，格外注重塑造人物、铺展情节、强化生活韵味等等。这些都显示出对“山药蛋派”的师承痕迹，所以有评论家便把这一代中的几位作家称为第三代“山药蛋派”作家。同时，这又是一代文化素养较高，在思想上、艺术上勇于探索的作家，随着新时期文学的深入发展，他们也迈开了自己的探索步履。我以为这一代作家的探索和变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上的探索，他们冲破了那种紧跟政治意识形态、急功近利式的创作思维，把对生活、社会的思考纳入更广大的文化、历史、心理学等思想背景下去进行，从而扩展了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他们有意识地借鉴、融汇了一些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如象征手法、意识流、多线条结构、现代叙事方式等，这使他们的小说从审美上呈现出诸多现代色彩。正是这两方面的探索，使这一代作家形成了一个“晋军崛起”的文学现象。20世纪90年代前后，这一代作家经过一个沉潜、寻觅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各自为战”的个性化时期。这是山西新时期文学中的第一次变革。与第三代“晋军”作家的分化趋势不尽相同的是，山西的第四代作家却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了融合。这便是山西文学发展中的第二次变革。山西第四代作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长于90年代。这一代作家起步之时，文坛上一片“喧哗与骚动”，他们不可能不受到各种各样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但山西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对他们的影响或者说制约更其强大、直接，他们个人的具体生存状态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到现代派路子上去。当然，这一代作家的状况也不是那样简单，他们中有先锋派作家，有文人型作家，但绝大多数属于现实主义作家，这些新一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从创作倾向上看，基本上继承了山西前几代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对农村生活与农民问题的关注，如对民情风俗地域文化的表现，如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体。但这一代作家也自有他们的特点，如他们更注重表现个人的生活体验，传达自我对生活的思考和发现。他们感觉敏锐，在艺术上努力探索，不断丰富着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他们融个人体验、社会思考和山西的文学传统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努力融合的文学倾向。如果说第三代作家的创作特征是“理性审视”的话，那么第四代作家的创作特征则是“感性体验”的，他们的创作已与“山药蛋派”有了很大的差异。但这一代作家后来的发展并不理想，在“马拉松”式的文学赛跑中，坚持下来的不是太多。

其实，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告别“新时期”，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多元化”时期。这一时期至今已持续20余年的时间。山西文学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兴盛、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暂沉寂之后，很快振作起来，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支撑下，深入探索、广接地气，在新世纪之交形成了文学界所谓的“第三次文学创作高潮”。而促成这次高潮的，除了第三、第四代作家之外，又出现了第五代作家的身影。在第五代作家那里，山西文学出现了第三次变革。这一代作家大抵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多数生于20世纪70年代，年龄有的相差十六七岁。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大部分出生在乡村，后来通过上学、工作而进入城市，不少人因写作上的成就又调入文联、作协、媒体等文化单位。有着乡村与城市的双重生活体验与积累，他们的人生、文学经历与第四代作家有点类似。他们对山西前代作家和作品，虔诚地学习和借鉴，但绝不愿邯郸学步、丧失自我，更期望超越前代、取法多师、重塑自己。他们在文学思想上，自然吸纳了前辈作家的某些成分，依然具有现实主义特征，但更钟情于表现自我对社会人生的感受与洞察。他们在题材上已不再局限于乡村和农民，而是横跨乡村与城市两个世界，更多表现农民的后代进入城市的命运与遭遇。他们在艺术表现上不趋同、不扎堆，坚守自己、上下求索，努力形成自己的创作套路和个性。目前，山西的这批新锐作家，已逐渐成熟，走向全国。其中的佼佼者如刘慈欣、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杨遥、孙频等，成为山西文学的主力作家。山西文学在他们手里，将出现新的变革、开创新的一页。

进入“多元化”时期的山西文学，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是空前的活跃、繁荣起来了。但透过这繁荣的景象，我们却隐隐感到，山西文学几十年来形成的那种固有的特征、风格正在渐渐地消失，代之而增多的则是一些喧嚣的、时髦的、狭小的东西。我们置身于一种眼花缭乱的文学潮流中。我从来不认为山西文学应当回到过去，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时期；也不认为，山西作家应该搞一种风格、一种模式的东西。但作为一个省、一个地域的文学，应该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应该有它自己的基调和主潮，庶几我们的文学才能在全国文坛上占有自己的位置。外省、全国的一些编辑、评论家在谈到山西文学时，就会想到“山药蛋派”，就会想到山西文学固有的那些特色，并期望山西文学保持和发展“山药蛋派”的一些艺术个性。我想这一期望是真诚的、有道理的。“山药蛋派”已经成为历史，它的时代局限性也大可不必讳言，也不需要再去继承，如用现行政策图解生活、人物的倾向，如对“普及”式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追求等等。但是，“山药蛋派”中仍有许多宝贵的、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如这一代作家那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使命意识，如他们表现时代生活的敏感性、及时性，如他们对民族艺术形式的孜孜追求和精益求精，如他们对地域文化、民情风俗的热衷表现，如他们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朴素、厚重、幽默的艺术个性……所有这些，我们能说都过时了吗？我们能说不需要再继承和发展了吗？当然，我们的继承绝不是全盘“山药蛋化”，而是让我们的作家在新的审美框架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取“山药蛋派”中富有艺术生命的因素，构成一个全新的审美思想体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继承中的发展和超越。近年来，山西中青年作家中的一些卓有成就者，往往是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超越的问题，才在艺术上走向坦途的。如果更多的作家既能从“山药蛋派”中汲取营养，又能创造自己新的艺术个性，山西文学独特而丰富的性格特征就会逐渐生成。

中国社会正置身在一场巨大的历史转型中，即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但乡村社会的危机和衰落，并不意味着乡村文学的消失。对这种危机和衰落的艺术表现，同样可以成就杰出的乃至伟大的作品。同时，正在进行的新农村、新城镇建设已然逐渐展开，乡村文明中的宝贵传统完全可以转化成现代城镇和城市中的重要元素。山西作家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传统优势，“山药蛋派”文学的经验仍可借鉴。而高速发展的城市社会，已越来越暴露出现代城市的隐患与弊端，显露出城市人的种种精神情感困境。山西新锐作家“脚踏两只船”，对城市社会有着更敏锐的感受与洞察，有着乡村文化的丰厚积累，可以在更开阔的审美背景下，写出乡村、写出城市、写出城乡交融中的历史变迁。在这方面，山西第三代的“晋军”作家对“山药蛋派”的借鉴和改造，值得青年作家探索与学习。“山药蛋派”的思想、艺术精华，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当然，山西文学从乡村叙事转变到新的城乡叙事，同样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