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对一代作家的影响

　　1945年5月，孙犁的小说《荷花淀》在《解放日报》发表，作品新鲜的题材、新鲜的语言、新鲜的风格与文坛主流截然相异，在那个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为解放区吹进了一股清新的荷香，因此此文一经发表便广受欢迎和关注，“荷花淀”派由此得名。

1980年9月在河北举办的关于“荷花淀”派的座谈会上，学界曾对“荷花淀”派是否可视为一个文学流派而产生过不同意见，孙犁也曾否认此流派的存在，但事实上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文学创作上确实形成了以孙犁为旗帜，包括从维熙、韩映山、刘绍棠、房树民等年轻作家在内的一批风格相近的作家群。这些作家大都来自京、津、冀地区，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其作品基本以冀中地区为背景，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其创作语言清丽，风格清新，意境深远。虽然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荷花淀”派一直处于“江流天地外，山色有中无”的状态，从未占据文坛的中心位置，但在历经数十年的风雨和历史考验后，它却从未被人们遗忘，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其清新淡远的风格影响了很多当代作家的创作。谈到荷花淀派，我们就不可回避地要谈到其核心人物孙犁。

孙犁是在解放区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农民作家，但他的创作却自成一格。他来自农村，对家乡的山水田园、风土人情既熟悉又充满着热爱与眷恋。因此，他的文学创作也深深地扎根于生他养他的河北农村土壤，描绘出了一幅幅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荷花淀》开篇描写了温润的月亮、宁静的场院、笼着青雾的水淀、裹着荷香的清风，静谧的月光下，年轻的女人坐在雪地和云彩般的苇席上，边织席边等待迟归的丈夫，这一切宛如一幅淡雅的水乡风情画，清新隽永、和谐安宁。在动乱的战争年代，孙犁把残酷、血腥的战争作为小说的远景，而将白洋淀人民的儿女情、家务事推为近景，在惨烈的战争中发现了“真善美的极致”。在孙犁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农村女人们的勇敢、刚强、乐观、开朗，也看到了水生们的机智、果敢。他的语言是清新的、明快的、通俗易懂的，与当时文坛的主流话语有很大不同，所以当时任《解放日报》副编辑的方纪读到《荷花淀》的时候，才会出现“差不多跳起来了”的反应。《荷花淀》一发表便几乎在解放区家喻户晓，淡淡的荷香之风吹遍了解放区和大后方。

在孙犁的笔下，人物是人性化的、鲜活的、生动的、可成长的。《荷花淀》中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女人们有着农村传统妇女的优良品质：勤劳、善良、淳朴、温柔，对于丈夫的离开虽不舍、无奈，但她们却是明大局、识大体的，支持丈夫抗战，并最终也融入了抗战的洪流。《风云初记》中的芒种也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在刚参军时并没有思想的自觉，只感觉到离开了从小长大的故乡，摆脱了“常年吃不饱穿不暖的血汗生活”，但未来对他意味着什么并不很清楚，甚至在跟着支队长睡凉炕的时候，还埋怨不如他的长工屋暖和。但是随着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扩大，芒种也日渐成熟起来，最终成为了一名战士。孙犁的创作来源于生活，忠实于内心，他说，“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他没有直接参与抗日战争，而只是生活在战争的环境中，一直在后方从事政治和文化宣传工作，因此他在创作中回避了抗日战场作战的描写，而转为写冀中地区人民在战争中保家卫国、可歌可泣的斗争。从最熟悉的人最熟悉的生活出发，创作出的作品必然是感情真挚的，打动人的，同时也是富于时代感的。在文学创作神化英雄的年代，孙犁以他清新细腻的笔触，真实而生动地写出了白洋淀水乡的诗画之美，记录了冀中地区的风土人情，在清新疏朗的笔调中，使读者感受到战争年代中农民的新面貌，时代的新风尚。

孙犁的作品大多篇幅较短，以五六千字居多，但这丝毫未影响其作品思想内涵的深刻与丰富，这得益于其语言的精练、生动。在孙犁的作品中，往往几句话就能将人物的心理、性格鲜活地刻画出来。比如《荷花淀》中对几个年轻媳妇的性格刻画就是通过她们之间的对话来展现的：“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我有句要紧话得跟他说说。”“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简短的几句对白就使媳妇们截然不同的个性以及对丈夫的担心、思念、含蓄、羞涩跃然纸上，令人读之忍俊不禁。这种简单、生动、口语化的语言，正是孙犁孜孜以求的。在他看来，只有语言的积累是不够的，必须经过精心的锤炼和筛选，生活中那些“常说的，明确简洁的，发音响亮的，有声有色有灵魂的语言”才能够进入文学作品。早在1941年，他就在《文艺学习》中谈到语言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鉴于此，孙犁的语言才会简单而不落俗套，清淡而不失典雅，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大美。这种大美，既是孙犁一贯追求的审美风格，更是他人生品格的外化。

孙犁清新的创作风格使文坛上一代年轻作家群起效仿，他们都以孙犁作品中的美学旨趣为艺术上追求的目标，视孙犁为“心里的一颗明星”。刘绍棠曾回忆到：“我在河北省文联，最大的收获就是深深地热爱上了孙犁同志的作品，并且受到了孙犁同志作品的熏陶……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强烈的美感，打开了我的美学的眼界，提高了我的审美观点，觉得文学里的美很重要。孙犁同志的作品就是美；文字美，人物美，读孙犁同志的作品，给人以高度美的享受。我从孙犁同志的作品中吸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 从维熙回忆到：“如果说我的文学生命孕育于童年的乡土，那孙犁晶莹剔透的作品是诱发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催生剂。”在孙犁的指导下，刘绍棠创作出了《大青骡子》《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等作品，其他的一些年轻作家，如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也分别在孙犁的影响下，创作出了《七月雨》《故乡散记》《瓜园》《鸭子》《水乡散记》《作画》《引力》《渔婆》等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或描写运河两岸的农村生活，或描绘白洋淀水乡的风俗人情，或抒写对冀东农村的炙热之爱，情节生动、语言清新、素朴，心理刻画细腻，富于诗意，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和抒情味，与孙犁的创作一脉相承。年轻作家群的形成使“荷花淀”派初具规模，此后，他们在创作中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和创新，并将荷花淀派发扬光大。

面对志向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孙犁总是耐心培养，充满关爱之情。他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做编辑工作时，就意识到文艺刊物对于培养文坛新作家所负有的重要责任。他说：“文艺刊物既是一块实际的园地，它就必须经常具备适当的土壤、雨水和气候。如果园丁不耐心，或是由于缺乏经验，气候有时不正常，肥料有时施的太多，有时施的太少，对于幼苗都不适宜。”因此，他从来不会小视投稿者的来信，每封都认真回复，写得很长，也很有感情。对于来稿，他本着尊重原作者的原则，也很少对稿件进行删改，如果确实需要改，他则会请作者自己修改，这既是一个文学大家对年轻人的尊重与爱护，也是他培养作家的一个方式。孙犁认为，“修改文章，不是单纯文字技术问题，这样做，可以增加作品的生活幅度和思想深度，也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对于年轻作家的作品，他总能给出中肯的意见和评价，指出其中的优长和欠缺之处，既不妄加吹捧，也不随意贬低，体现出他对投稿者的无私关爱和作为编辑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孙犁的编辑生涯中，这种精神几十年如一日的一以贯之，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20世纪80年代前后，面对文学艺术界出现的活跃局面，孙犁提醒年轻作家“不要赶浪头”，盲目学习西方的创作手法和生套西方的文学题材，他大胆指出了文坛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新时期很多优秀的作家也曾直接或间接的得到过孙犁的指点和帮助。1980年，铁凝在参加河北省文学讲习班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曾受到尖锐的批评，作为一个热爱文学创作的青年，铁凝将作品寄给了孙犁，孙犁收到作品后不但回信肯定了铁凝的创作，而且安排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将这篇作品发表了出来，这在铁凝的创作生涯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贾平凹也不止一次的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孙犁对其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孙犁曾说：“我存在着很多缺点，除去一般文人的缺点，我还有个人的缺点。有时候名利二字，在我的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的。‘利’好像差一点；‘名’就不一定能抹掉。好为人师，也是一患。”由此观之，我们能够感受到孙犁作为一个文学大家的谦逊、平易，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热忱和赤子之心。

谈及名利，孙犁一向看得很淡，小至生活的物质条件，大至别人对其作品的评价，乃至文坛中的地位似乎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他的文章“从来是能发表了就好，不在乎什么报刊和报刊的什么位置”。1948年8月，在石家庄举行的华北文艺会议上，有人为孙犁的作品曾受到批评而为之不平，也有同志认为冀中的批评是有道理的。面对两种不同的意见，孙犁的态度都是“默默”，这种“默默”的态度，恰恰体现了他内心的超然。正如新中国诞生前夕，他给亲密老战友康濯的信中所言：“埋头文墨，应是我们的阵地。”“有稿子交出去，比什么都好，何必站在文坛之上，陪侍鞠躬行礼如仪。”同时，他认为“文人宜散不宜聚”，因为一旦结成团体，就会分散精力，影响写作，并且也不利于保持自身独特的艺术创作风格。他如是说的，亦如此身体力行。20世纪80年代，当刘绍棠邀请他作为乡土文学的领军人物，重振乡土文学时，孙犁断然拒绝了。对于孙犁来说，专心写作，静心思考才是他的毕生追求。

世事变幻，沧海桑田，孙犁始终淡泊名利、远离官场、布衣步履、低调为人，其清新淡远的创作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他的创作清淡不失本味，素朴不失简约，读之宛如沉浸在淡淡的荷香之中，而这种独树一帜的风格恰是孙犁人格的外化，荷花成为对其文其人的最好诠释。不论后来有多少模仿者和追随者，孙犁永远只有一个，他是不可复制和超越的。正如从维熙在孙犁逝世10周年座谈会上所言，“他在中华文坛留下永生的精神肖像，让后来者如同仰望夜空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