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的改编之路与接受效果

　　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极富传奇色彩的内容，曲波的代表作《林海雪原》自问世以后，经历了多次的改编，体裁涉及小说、话剧、电影、戏曲、样板戏、电视剧等，主人公和故事的框架结构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事所承载的功能从一个指战员对于战友的缅怀逐渐升级到确立工农革命者的历史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成为众所周知的“红色经典”；尔后随着消费主义的泛滥，又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成为提供快感、产生利润的文化产品。《林海雪原》的改编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近60年政治生态、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生逢其时的作品

与“不合格”的个人英雄

1952年曲波开始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后经《人民文学》编辑龙世辉、秦兆阳的修改，小说选段以《奇袭虎狼窝》为名发表在1957年《人民文学》第二期上。同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从1957年9月到1958年8月，不到一年时间，《林海雪原》印刷7次，累计印数近百万，一时洛阳纸贵。

《林海雪原》从创作到出版的5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学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渡的阶段。这一时期，关于如何落实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写出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已演变为文艺战线的切实焦虑。《林海雪原》的横空出世可谓生逢其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林海雪原》始终是被当做纪实文学看待的，在小说的第一版的扉页上曲波写下了这样的献题：“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的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此后无论曲波谈论创作心得还是回复读者提问，包括编辑在介绍推广这部小说的时候，都宣称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小说中人物真实存在”。

居高不下的销售数量和热情洋溢的群众来信表明了《林海雪原》的成功，但却始终无法掩盖小说本身与“时代需求”之间的落差。关于新英雄的形象特征，茅盾、瞿秋白、冯雪峰等左翼理论家已将其归结为集体性；朱德提出新英雄主义这一概念，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旧英雄主义，而是新英雄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新英雄的本质标准被归结为集体主义和纪律性，要求从“个人英雄主义”走向集体、走向群众。

而《林海雪原》通篇洋溢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小说的主角——代号203的少剑波是一个英俊、智慧的英雄。作为这支小分队的军事核心和精神领袖，少剑波的每一个决定都比其他战士技高一筹，被战士和群众视作“首长、母亲、教师”，杨子荣甚至说少剑波指挥千军万马就像挥动自己的两只拳头一样方便；夹皮沟的群众把少剑波看成了“神人”。这种描写虽然能够突出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和睿智，但却极大牺牲了其他战士的形象，同时也将人民群众置于等待拯救的弱者地位，集体主义严重缺席，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背道而驰。

1958年，文艺评论家何其芳在评论《林海雪原》时就使用了“个人英雄主义”一词。在何其芳看来，作者对《林海雪原》和集体主义不相容的缺点竟然不加批判而抱着欣赏的态度，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大的违犯，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上。这样的定性不可谓不严重，由此也不难理解，此后与《林海雪原》有关的话剧、电影的主人公、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从温情脉脉的话剧

到光芒万丈的样板戏

1958年5月10日，四幕九场话剧《智取威虎山》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自此拉开了《林海雪原》改编历史的大幕。作为首个《林海雪原》的衍生文本，话剧《智取威虎山》的诞生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部由著名戏剧家焦菊隐亲任导演的作品为此后的改编提供了重要模板。话剧对于小说的改编，在很多方面有提炼和再造之功，首先“智取威虎山”这一响亮、生动的名字最早是从话剧开始的。其次，话剧将小说比较模糊的背景确定为固定的场景：雪地、深山庙堂、威虎厅、李勇奇家。后面的京剧改编版和样板戏都借鉴了这几组场景。最为重要的是，话剧对主要人物的戏份进行了调整，将主角定位于孤胆英雄杨子荣身上，虽然少剑波依然“能谋善断，指挥若定”，但和杨子荣比起来戏份少了很多。此外其他角色的戏份比小说中有所增加，以此达到体现集体力量和群众智慧的目的。

《智取威虎山》是人艺排的第一部关于军事的戏。为了表现军民之间血肉相连，编导增加了大量情感戏，在小分队的临时队部李勇奇家里，“战士们准备过年，白茹给老乡们写春联，高波在押车奔赴牡丹江前赶着为村子里的儿童做玩具”，导演要求“在每一场戏中，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热情和欢乐的”。这样温情脉脉的军人形象固然容易表现出革命军队中的人情，但无疑会削弱冲突、暴力、流血牺牲的一面，而这一面将在十余年后的样板戏中有所体现。

继人艺将《智取威虎山》改编为话剧之后，《林海雪原》还分别改编为京剧、评剧、评书、电影等，尤其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气氛中，《林海雪原》更是改编的热门。不过，在所有的改编中，仍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影响最大。

1963年1月，由上海京剧院改编的《智取威虎山》走进了江青的视野，江青认为这部戏具有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可能，从此便介入了该戏的整改。在江青的指挥下，剧组对故事结构、唱词、音乐、动作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和再创作。本着“三突出”和“高大全”的创作观念，人物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杨子荣形象方面，删除了表现其身上带“匪气”的地方，又删除了《深山庙堂》和《雪地侦察》这两场渲染反面人物的迷信、凶杀戏。对少剑波的人物形象也进行了修改，他成为一个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青年军官，不仅如此，修改本还通过称谓更动，把少剑波改为参谋长，进一步加强他的符号意义。同时还塑造了李勇奇这个敢作敢为的劳动人民形象。

这种形象和剧情的设立自然与历史有很大差距，但在洋溢着无限革命热情的当时，只有这种形象这样的情节才是真实的、客观的、正确的。有趣的是，虽然《智取威虎山》脱胎于《林海雪原》，但江青却否认了这种联系。剧组曾经邀请《林海雪原》中的原型人物孙大得来作报告，没想到却惹得江青非常生气。她宣称《智取威虎山》和《林海雪原》没有任何关系，还一度想要给《智取威虎山》和剧中的人物改名字，因毛泽东不同意才作罢。这段闹剧最终以给孙大得判了个“盗名窃誉”的罪名而告终。

在这些略带荒诞的改编中透露的是历史的真实。《林海雪原》在诞生之初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化提供了种种美学依据，因而受到主流文坛的欢迎。然而为历史赋形的任务是一个永远没有终结的过程，当文本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改编就势在必行。样板戏确定下来后，在全国各地大小剧团中广泛推广，成为当时贫瘠的文化荒漠里不多的“精神食粮”。

从个人英雄到消费符码

改革开放之后，《林海雪原》曾一度沉寂。进入21世纪后，在“红色经典”改编浪潮中，它再一次被搬上电视银屏。这一次改编，编剧试图将杨子荣拉下神坛，将杨子荣塑造成一个爱唱酸曲、性格绵软的伙夫，还给杨子荣安排了不少感情戏。然而观众并不满意，电视剧可以说是伴随着观众的指责和唾骂完成播出的。

根据相关调查，电视剧《林海雪原》的主要观众还是40岁以上，可以说是在特殊的年代里被“红色经典”建构过的主体。在接受电视剧文本之前，绝大部分观众已经接受过小说、电影、样板戏等形式生产出来的“前文本”，这样的文本催生过他们关于“牺牲”、“崇高”等概念的感情，固定了他们心目中关于杨子荣、少剑波等人的英雄形象。因此，在这些观众看来，英雄就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那个样子，不容任何人篡改和诋毁。

将观众重新拉近与《林海雪原》距离的是2014年由徐克导演的3D谍战动作电影《智取威虎山》。这部电影没有背负宏大的政治使命，是一个以英雄为名的消费快感的商业产品。

《智取威虎山》中，徐克驾轻就熟地运用戏仿的手法，在影片中糅杂了多种类型元素，同时拼贴好莱坞电影桥段，采用“混搭”的方式，破旧立新，对《林海雪原》进行创造性地改写，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美学特征。

影片中既有好莱坞战争片中所应有的火爆的场面：坦克战、飞机战，也有插科打诨式的喜剧元素，成为博取观众开心的砝码；多次精彩的枪战又构成了《智取威虎山》的一大看点，特别是203首长独自枪战的那一场戏，完全就是CS游戏的真人秀。结尾则以穿越的方式，让小分队英雄们与当代青年韩庚同坐一席，完成了从过去的“牺牲”到今日的“幸福”之间的大跳跃，联通历史与当下。

徐克还把戏曲元素杂糅到了影片之中。脸谱是京剧中重要的要素之一，脸谱的突出特点是色彩性格象征化，一切性格特点和善恶区分都流露于色彩之中。在影片《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杨子荣的演员张涵予加上了浓重的黑色眼影，体现出戏曲脸谱中以黑色表示刚正不阿的性格特征，小白鸽扮演者佟丽娅以面若桃花的化妆来呈现美丽善良的人物特点，青莲扮演者余男则是浓妆艳抹以突出妖艳的气质。匪徒们脸谱化、漫画化的特征则更为明显。

与此同时，徐克还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通过3D技术，影片将触角伸到观众的身体与意识之内。在诸多奇观化的叙事当中，枪战段落辉煌、夺目、新颖迷人，火车站枪战、夹皮沟枪战等都被制作得超凡绝伦，子弹定格的特效画面，让空间的立体感得到充分展示，让观众置身亦真亦幻的效果之中。

在张扬的视觉效果下，杨子荣和203首长的主体表现却显得十分单薄，个人智慧价值的体现也不突出。正面人物扁平化，反面人物——土匪的脸谱化特征则更为明显。土匪外形上是猥琐的，智慧上是低能的。一边是形式漫无节制地膨胀和增殖，一边是内容的缩水，其结果是游戏化的技术遮蔽了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代之以简单的个人英雄，空洞的所指不再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深厚意蕴，只是以强烈的刺激性演绎并完成了视觉盛宴，满足了大众娱乐、消遣和享乐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带有传奇色彩的讲述未尝不是对于原著的回归，但是，从人物形象到精神内涵乃至创作目的，二者之间已经判若天渊。

如果以原著为标准，《林海雪原》的衍生品固然只是一种虚拟的再现，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却未尝不是一种真实。不管是精彩还是拙劣的改编，对于像《林海雪原》这样承载了无数人记忆的作品来说，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为原著赋予了新的活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编在无形中提醒着我们，一个个时代已经远去，相比于之前，我们这个时代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