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学”与中国美学

　　相对于“左翼”及“海派文学”，“京派文学”可谓与中国美学有着更为紧密内在的关系。不同于“海派文学”醉心于都市小市民趣味的表现，亦不同于“左翼文学”沉酣于革命题材的书写，“京派文学”热衷于中国乡村底层人生及卑微生活的发现。浩瀚悲苦的人生，富丽单纯的人性，纯净而倔强的生命力，皆为“京派文学”热衷表现的对象。虽然一般来说，“京派文学”亦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及现代心理学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古代美学孕育并滋养了“京派文学”，并在一定程度上，“京派文学”又反哺和发展了中国现代美学。“京派文学”与中国美学是双向互生的关系。

一

中国古典美学孕育了“京派文学”。 中国古典美学，根据李泽厚的说法，主要由四大板块构成：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屈骚美学以及禅宗美学。儒家的美善相乐及严肃刚勇思想，道家的自然无为及超脱潇洒思想，屈骚的缠绵悱恻及一往情深思想，禅宗的色空思想及墨家的朴实热忱思想，共同涵育于一般人的头脑中。“京派文学”生发于中国北方，更是深受这种美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儒道释美学思想，基本上决定了“京派文学”的基本色调和价值取向。

首先，儒家美学影响了“京派文学”的“为人生”文学理念及和谐节制审美风格的生成。

儒家美学不是一种高蹈于尘世之上的美学，而是注目于现实人生的美学。它执念于和谐伦理关系的生成，用心于自我心性的修养。作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流派，“京派文学”无疑深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对现实人生的描绘。当然，“京派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继承文学研究会而来，但“京派文学”的古典文化情结注定了其对儒家美学思想的深刻汲取。

只是在对现实人生的表现上，“京派文学”特别关注底层人生的描写，关注边缘生活的悲苦与辛酸，完全疏离酷烈的政治与权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书写是以“乡下人”的眼光为主的，不惨烈，不阴郁，相反充满温暖、平淡、质朴与倔强的力量。主人公亦大多缺乏精神上长久不安的骚动，显得平淡，静穆，充满倔强而坚韧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这显示了当时中国文人关于民族未来的乡村乌托邦式想象，也间接表达了其对当时的现代化即城市主义、进步主义的思想悖反。当然，这亦与自“五四”以来人们对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由下层社会转向上层社会有关。在“京派文学”之前，鲁迅着力发现旧中国文化情境下农民的愚昧与人性的残忍，积极发掘民族的“脊梁”；而“京派文学”则严厉批判城市文明及知识阶级，着力发掘农民的质朴、平和、倔强与纯粹，关注静默坚韧行走着的民族魂。就此而言，“京派文学”似与“左翼”文学有了某种相似点，只是“左翼”倾向于对阶级性的揭示，对阶级新人的讴歌；“京派文学”则反对执著于“时代精神”，反对人物的英雄主义，贬抑力的美学，只主张普遍美好人性的表达。因此，“京派文学”虽关注现实人生，却明确反对“国防文学”、“普罗文学“等，对“纯诗”有一种潜在的尊崇。美在人生，美在平凡的生命形式，这是儒家美学思想给予“京派文学”的基本美学信仰。

儒家美学在一定意义上亦决定了“京派文学”和谐节制的审美风格的形成。儒家美学讲究中和之美，讲究以礼节情，认为和谐应是中国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中和审美观影响了中国“温柔敦厚”诗教观的生成，使中国文学含蓄蕴藉，不流荡放衍。这种中和审美观影响于“京派文学”，使“京派文学”深致，含蓄，不流放，有一种“节制的美感”，并由此带来“情绪和表现的尊严”。沈从文喜欢颂扬人类的“美丽与智慧”，重视文章有“兴味”，厌弃“讽刺与诙谐”，更反对作家种下“争斗的力的种子”。李健吾认为伟大的作品必产生于“灵魂的平静”，不是产生于“一时的激昂”，因为“后者是一种戟刺，不是一种持久的力量”。废名则注重文字的经济，准确，幽美，反对放肆的肆无忌惮的呼喊。梁宗岱认为“艺术底真正和合法的最高境界”是相对于夸张、矫饰、纵横及缺陷的“形神无间的和谐”。当然，客观来说，“京派文学”这种和谐节制的审美风格除了受儒家中和审美观的影响，还受到古希腊和平静穆审美观及尼采日神精神的影响，我们不能有所偏废。

其次，道家“无用之用”的美学思想对“京派文学”自由、自足的文学观念也有所影响。

“京派文学”的创作普遍具有一种悲哀的色调，一种东方的、静观的、寂寞的意味，甚至沾染有死亡和忧郁的淡淡气息。“京派”作家普遍认为，文学是“自我最高的表现”，是人们精神“余裕”的产物，是一种“不用之用”，甚至是“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和实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李长之重视文艺作品笔墨的“从容”、“完整”，以及艺术和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沈从文则竭力表现着“美”，“美”、“恰当”、“自由”、“人性”，是沈从文遵从的最高美学法则。李健吾甚至认为：“一件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品——本身便该做成一种自足的存在。它不需要外力的撑持，一部杰作必须内涵到了可以自为阐明。”

在过去，人们往往把“京派文学”自由自足性的追求归结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如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及表现主义等的影响，很少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寻求文学自足性的根据。其实，除了受西方人文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京派文学”也深受道家自由美学思想的影响。老子重视自然无为，庄子追求自适而适的逍遥游，特别主张一种“无用之用”，讲求“技进于道”的自由。这一点，对“京派文学”影响深远，使“京派文学”普遍拒绝一种工具论的文学观，而认为文学是一件独立自足的艺术品，从而在艺术与人生之间架起一个完美的津梁。沈从文醉心于对湘西优美生命力的书写，对一种洋溢着美感的原始道德及原始人性的礼赞，反对文学对时代精神的紧密跟进。废名身上具有很浓厚的道禅文化影子，他的小说仿佛一首首绝句，简约幽淡，远离烟火人生。汪曾祺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隐淡的道家情怀，对一种超越于喧嚣之外的烟火人生的留恋，其对“技进于道”庄子式人物的描写更是令人动容。正是因为“京派文学”受道家这种“无用之用”自由美学思想的影响，所以“京派文学”普遍注重文字的颜色、声音以及义蕴的深永，注重“兴味”的感发，以及“用文字创造一种富于色彩的圆融的音乐”，而对所谓的阶级斗争、市民趣味毫不感兴趣。正是在此意义上，“京派文学”是自由的，自足的。

需要补充的是，道家和《周易》的自然宇宙观对“京派文学”宇宙精神的形成也影响甚深。无论是李健吾、梁宗岱的理论建构，还是废名、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他们都肯定艺术对“宇宙之脉搏，万物之玄机”的表现，认为“宇宙不过是一片大和谐，一切华严的色相亦只是宇宙外在的表现，我们只能偶尔一瞥这宇宙幽暗与深沉的境界”。“京派文学”的这种自然宇宙观不仅源于西方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及歌德的泛神论思想，更受到道家及《周易》天道观的影响。

再者，中国古典美学重“意境”的美学观对“京派文学”重“境”文学理念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说，“京派文学”相对于传统章回体小说，不注重故事传奇式情节的敷演，只一味重视自我情味的抒发，因而在很大的意义上被称为“抒情体小说”。这种抒情体小说连同其他京派文学样式，都普遍追求“境”的营造，注重“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的营构。周作人的散文追求一种“平淡”之境，沈从文的小说追求一种“和谐”优美境界，梁宗岱认为最上乘的诗歌应该是“精深”、“纯粹”、“绝对”、“空灵”的，因而追求一种最幽玄最缥缈的“灵境”，朱光潜则把“静穆”悬为“京派文学”最高的美学追求。

在一定意义上说，“京派文学”关于“境”的追求，显然受到中国古典美学重“意境” 的美学观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及其他物件之美，不在浮泛的形象，而在独具的意境。别样的意境，能够给人带来新颖的喜悦。而“意境”作为中国美学一个重要的范畴，一般来说，主要指情与景偕，即意境需要借最鲜明最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重视对自然风物的描写。但境界往往不在事物的名目本身，多在朦胧的形象之外。从根本上说，意境具体意指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因为一件艺术品只有具有了意境，才能摇曳生姿，撼人心扉，所以“京派文学”普遍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一种“具体化的抽象的意境”，一种偶尔流露些悲凉气息的意境。

正是因为“京派文学”重视“境”的营构，所以“京派文学”普遍注重对于自然风物的描写。这固然由于他们坚信一个基本的文学信念：“我们底最隐秘和最深沉的灵境都是与时节，景色和气候很密切地互相缠结的。一线阳光，一片飞花，空气底最轻微的动荡，和我们眼前无量数的重大或幽微的事物与现象，无不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底精神生活，及提醒我们和宇宙底关系，使我们确认我们只是大自然底交响乐里的一个音波。”由此，“京派文学”都醉心于一个和谐，美满，圆融的审美境界的创造。

二

“京派文学”又反哺和发展了中国现代美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京派文学”自由主义的文学观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美学。“京派文学”虽然也追求文学的淑世主义，追求文学道德功能的实现，但在根本上它是反对文学的工具论的，追求文学的人道主义及自由主义。这一点无疑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虽然是复杂而多重维度的，但总体来说，它有一个主体的审美趣味，即对自由、自然、生命、人性的歌唱与欣赏，特别是中国现代美学极端重视艺术人文自由主义思想的实现，重视艺术生命节奏及韵律的表达，特别是艺术宇宙精神的呈现，从而表现出深刻的审美本位主义价值取向。尤其是朱光潜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大家，作为“京派文学”中的一员，他的美学思想追求“情趣”与“意象”的契合，追求“人生的艺术化”，不仅表现出西方形式主义、直觉主义及现代心理学对其美学思想的影响，且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中国传统美学及“京派文学”对其思想的浸淫。

其次，“京派文学”的“静穆观”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和对现代美学思想的有力补充。在一定意义上说，“京派文学”追求的和谐静穆审美境界，不仅是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发展，也是对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补充。众所周知，中国古典美学以和谐静穆为最高鹄的，但“京派文学”的和谐静穆观除受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同时还受到西方古希腊和谐观、近代叔本华纯粹静观及尼采日神精神的影响，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京派文学”的静穆观是对中国古典和谐观的发展。另外，“京派文学”重和谐的审美观又是对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补充。大体说来，中国现代美学主要由两种美学理念构成：重“和”的审美观及重“力”的审美观。一般来讲，以“左翼”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追求“力之美”，“京派”则重视“和之美”。“力之美”代表了中国自明代中后期以来一种有力的审美潮流，是对传统和谐美审美观的颠覆。而“京派”的“和之美”则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和谐美的美学思想，又是对西方和谐静穆观的汲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京派文学”的静穆观是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发展和现代美学的有力补充。

总之，“京派文学”与中国美学是密不可分的，既由其孕育，又对其有所发展和补充。甚或可以说，“京派文学”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具体物质实践，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则是“京派文学”的形上概括和发展。就中国目前现代美学的研究状况言，尚存在诸多问题，其一是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主要是一种严重割裂美学思想谱系的个案研究，不能和普遍而具体的社会美学思想相连接。这就给我们有力的启示，即：中国现代美学研究应该毅然走出个案研究的褊狭，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个别美学家如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思想的抽象研究上，应该结合具体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其他艺术门类的存在状况，以及当时的时尚取向做出客观全面的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存在状况有一个真实细致的理解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