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辛之24页长信谈论《说九叶》

　　曹辛之(1917—1995)，笔名杭约赫。他“善于以不同的语言风格处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展现出一幅幅生动壮丽的画面”，其作品既凝练简约，又细致深刻，自成一格，如讽刺诗《最后的演出》、政治抒情诗《复活的土地》等都曾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过辉煌的印迹。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作为诗人形象的杭约赫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很少，更多的是作为书籍装帧艺术家出现的曹辛之，其作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曾荣获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整体设计金奖。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及80年代的《九叶集》，这些重要刊物都有他为之殚精竭虑辛勤奔波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曹辛之几乎不再作诗，但他心里从来没有放下过九叶诗派。中国现代文学馆里珍藏着70多封《曹辛之致王辛笛》的信函，告诉我们这位江左才子为了“九叶的事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81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和穆旦九位诗人的诗合集《九叶集》，这被认为是“建国以后第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

早在40年代，九叶诗人之间就有不少同仁互评的文章。80年代初趁着诗集的出版，九叶诗派也在尝试着“为自己作传”，其中关于唐湜的《说九叶》，曹辛之对其中的某些观点有不同看法。

关于《九叶集》的时代性

为什么要将《九叶集》只限定在40年代？曹辛之在信中与想编《九叶集外》的唐湜意见不同，认为虽然九叶派中他和陈敬容都在抗战以前写过诗，并且都曾在报刊上登载过，但那都是练习作业，只有辛笛确实在30年代写出过一些不错的诗，“但我们九叶作为一个流派，作为一个在当时发生过影响的流派，那只能算在40年代，从整个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看，正如香港新园所说‘新诗的真正成熟期，是在40年[代]后期’。”他拿《白色花》作反面教材，认为它收录作品的时间跨度过长，而七月派主要的活动时间在40年代，这样反而模糊了时代性，是为编辑史上的“败笔”。他这样肯定40年代：“40年代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尖锐的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凡有点爱国心，有点进步思想的都不可能蛰居在象牙塔里去吟风弄月，或只是单纯表现‘自我’。”

40年代笼罩着最深重的民族苦难和最黑暗的专制政治的历史阴霾，而九叶派在国统区白色恐怖下的诗歌创作是极其艰难的。由曹辛之主编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国统区的重要文学阵地，诗人们正是围绕着这两份刊物找到了发声的战场，更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诗友和战友，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文学一脉。但由于国民党的黑暗专制，刊物不久都被查封了，前者出版了16期，后者仅出版了5期。据曹辛之后来在《面对严肃的时辰——忆〈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中回忆：“星群出版的书籍和诗刊，都无力支付稿酬(只有个别的作家如戴望舒是例外)，有时作家还要拿钱出来印书，当时国统区的物价，如脱缰野马，纸张、印刷、排工等费用，一个月要涨几倍，诗刊每期印两千册，书卖出后收回来的书款还不够付装订费用。所以经济压力很大，主要经济来源靠向辛笛同志所服务的银行借支，其次靠少量的广告费收入。”那是黎明即将到来的前夕，那是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统治下的上海。他们一方面要躲过国民党的枪炮，另一方面还要抵挡住“左倾朋友”放的冷箭，自己还要解决经济困难。他们肩负着拯救民族危亡和夺取胜利曙光的时代重任和使命，用自己的心和诗来唱出优美而厚重的篇章。就是这样的时代，夹杂着紧张严肃、烦恼苦闷还有兴奋浪漫，他们顶住了，坚持下去了，直到1948年11月，星群被查封，曹辛之出走香港。这样的时代刻骨铭心，是值得九叶诗人们和读者铭记的。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就了经得住严霜的九叶诗派。强调40年代，也是为了告诉世人那段不容忽视不容遗忘更不容模糊的历史。

关于九叶派的政治性

九叶派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政治性则是其养分之一。唐湜认为“我们在政治性方面不如七月派”。曹辛之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七月派的政治性是用他那种浅显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呢，我们的政治性是用我们所爱好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表现的形式有差异，对政治性的理解也不同。……我们在诗中所反映的对生活的真实感情，我们的追求和响[向]往，我认为这就是政治，何况我们有不少作品本身便是参加社会变革的斗争武器。我们和他人不同的，只是我们的作品不仅要求他[它]的政治性，还要求它的艺术性，而两者又必须溶[融]合一起，成为完整的艺术品。”在曹辛之的理解中，政治并不是只有那些宣传口号、政治标语、意识形态乃至革命流血，政治更是生活化具体化的。文艺和政治不是谁为谁服务或谁成为谁的工具的问题，在九叶派只有如何能够融合得更好的问题。这和九叶派所主张的“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致的，他们眼中的“现实生活”既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也包括生活在具体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大小波澜，范围是极为广阔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因此，连七月派的杜谷自己也承认说：“我们写得粗糙，不如你们多矣！”我们看到唐祈的长诗《时间与旗》，正是用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来揭露旧上海繁荣背后的黑暗的一篇力作。时间对于剥削阶级来说，只是“空虚的光阴”；对于革命人民来说，则是获得旗帜不可或缺的成长过程，光明与黑暗形成了强烈的比照。又如杭约赫的长诗《复活的土地》，他把浮沉在旧上海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一一作了描绘，用“快到了；快到了！”表达出自己对于光明与新生的希望，暗示国民党反动派的崩溃和革命胜利的到来。

收到唐湜的回信后，曹辛之于同年6月20日再次致长信给三人。曹辛之摘录湜兄的回复：“对于你的长信，我的看法是应实事求是，不要在政治上与人争胜。政治上，我们(也许你是例外)只是有进步要求，对当时现实有强烈不满，并不反动而已，这就够了；七月派20人中有14个党员，我们之中一个也没有就是事实，如硬要在政治上与人争胜，那就是拿弱点来抵挡别人的强处。”党员的多少并不是用来评价政治性高低的标准，显然唐湜的这一量化指标不切实际。事实上，虽然九叶派和党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他们也接受党的领导，许多党员朋友都曾从多个方面影响过他们、帮助过他们，最突出的就是蒋天佐。另外，曹辛之认为九叶派的政治性并不仅仅停留在“并不反动而已”，认为这是一种自降身价的表现，“我们的朋友(别有用心的除外)都能从我们的作品中肯定我们在政治上的进步性，而我们自己却认为只是‘不反动而已’，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

关于七月派和新月派

对比1982年4月曹辛之致三人的长信和曹辛之单独致王辛笛的信，前后两种口吻语气，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他是有些克制的。唐湜曾回忆曹辛之在香港与牛汉的争论，说：“辛之虽是江左裁人，不是牛汉样的蒙古莽汉，可火性也是够大的，一点就会着！”而在致王辛笛的信中，曹辛之自己也承认：“我在长信中虽然就这个问题上谈了不少，为了尽量照顾到他(唐湜)这份自己主动来《说九叶》的积极性，我是有些克制的。”是什么让曹辛之对唐湜兄，他口中的“胖子”、“胖兄”这样气愤呢？

第一，唐湜将他和绿原作比较。唐湜在《说九叶》中对曹辛之的长诗《复活的土地》大加赞赏，认为这诗的“成就超过了绿原”。在致三人的长信中，曹辛之平和中带着点怒火：“绿原的诗……说老实话，诗味太少，多是些大白话。用这些诗来和我比较，说我‘超过’了他，这并不是我的骄傲！”在单独致王辛笛的信中，这份怒火燃烧了：“把我和绿原来比较(这是他惯用的手法，用这个比那个，也不问合适不合适)，我不知在哪一点上和绿原可以放在一杆天平上去秤[称]？绿原的诗，我读得不多，我看到的诗中，有些句子却没法理解……胖子对绿原过去就推崇备至，甚至还写文章吹捧他，把穆旦等拉在一起讲，实在莫名其妙！”对于七月派，曹辛之从来没有否认自己内心的伤痛。40年代，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们那种唯我独‘左’的强烈的宗派主义作风，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国统区，损伤了多少战友和朋友”。虽然他和七月派的朋友也时常接触如杜谷、牛汉等，但他的心中是有数的。虽然他对于七月派长时间被打成“反革命”，七月派成员长时间遭受种种不幸也深表同情，虽然他对《白色花》的出版也表示高兴，但他明白要掌握一定的分寸，一定“要有自己的身份”。

第二，唐湜说他“追步新月”。致王辛笛信中，他愤慨道：“他的《月下诗会》，说我‘追步新月’，说‘拿画眉的工笔勾描……’我在胖子的笔下成了张敞，把与蒋家王朝的斗争当作闺房中的乐事。我并不害怕被人划为‘新月派’，但在一个老朋友，还是一个老战友的眼里当作‘新月派’，那就是怪事了。”对于新月派，曹辛之从心底里尊敬他们，但他更尊重自己的时代。因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新月的时代究竟不同，“我自问并不落后于时代，从我的为人、我的经历、我的作品(文学方面和美术方面)都可以得到证实”。他对《九叶集》有着严格的时代界定，对于自己创作风格要表现的时代性要求就更加严格了。时代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岁月的印痕，更是创作的养分，他要让作品无愧于时代。

也许这只是唐湜一贯的文字风格，习惯于将A比作B，喜欢用“契诃夫式的……”“卞之琳式的……”句子，但将曹辛之的创作风格和七月派与新月派作对比，实在欠妥。七月派犯过错误，因为宗派主义作怪，深深地刺伤过九月派，再加上其作品强调革命性，缺乏艺术性；新月派也被人诟病，他们大都有意或者无意远离社会现实，缺乏现实的张力。这两者都和九叶派相去甚远，九叶派的诗歌主张是“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要正视现实生活，表现真情实感，强调艺术的独创精神与风格的新颖鲜明”。历史上的错误不是没有，九叶派曾长期被曲解为脱离现实的“唯美派”、“现代派”……因此他们遭受过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不论是唐湜的有意还是无意，这样的“帽子”对于曹辛之来说，实在承受不起。何况所有的评论文章中，惟有“胖兄”一人道“追步新月”，于情于理，多少令曹辛之内心不快。

“听，你手拿画笔的诗人/你纤细的笔下怎么能发出粗犷的呐喊声音/你在海上的小城堡里蛰伏”，这是1975年唐湜在家乡怀念“九叶”诗友时，为杭约赫写的《遐思：诗与美》十四行诗的开头段，几笔勾勒，就素描出诗人杭约赫细腻与粗犷并存的创作风格。“像谁的动物诗里的蜘蛛/要在风雨里吐长长的飞丝/去捕捉新月下意象的雾/作自缚的密网自如地栖迟！”兴许，“追步新月”就出自这里，唐湜只是用惯了他对比的手法，目的是想表现杭约赫作品中鲜明的艺术特征。1995年5月19日，曹辛之先生因病逝世。《诗探索》特辟“纪念曹辛之”专栏，老诗人唐湜在《曹辛之(杭约赫)论》中又提到了这首诗。曹辛之与唐湜的真挚友谊不容置疑，80年代书信中展现的他们对《说九叶》的分歧，反而更让我们感受到曹辛之其人对于历史、对于时代和其他诗歌流派实事求是的态度及其执著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