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学的多元性及其新文学史意义

　　1935年3月、11月，鲁迅分别为田军(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作序(收录于《且介亭杂文二集》)。虽然“二萧”当时并非著名作家，但从鲁迅的序文中可以看出，他对“二萧”作品独特性和重要性的评价，实际上已经奠定了这两部作品的新文学史地位。

二序的侧重有所不同。《八月的乡村》序重在政治和社会批判，在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社会及国家间战争等的对照、比较中，鲁迅对于政治权力、社会现实的批判倾向极其鲜明。“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话的政治批判分量实际上已经重到了极点。而在《生死场》序中，鲁迅的笔墨重心更多地落在了作品对于人性呈现及艺术表现特色的评价上，以至序文的行文方式也带上了对比反衬的手法。“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种不同的表达侧重在鲁迅以往的文字中不算少见，仅就序文而言，他历来都是熔铸了杂文写作的思想锋芒和文学批评的独到鉴赏，烛照出作品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在他将两位文学新人引上文坛时，这两篇序文也就是鲁迅为这两部作品度身定制的亮相“定场诗”。

二序侧重的不同中，当然也串联着共通性。共通性的核心便是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国民性批判。只不过这次的特点是在中国被侵略的国难背景中，突出了对于政治和文化的奴隶性的批判，并以此强调了两部作品的价值和力量。鲁迅有过充分的关于“奴性中国”的论述，并且对于奴隶和奴才的不同性格做过深刻的揭示；同时他也对“中国的脊梁”有过激动人心的讴歌。鲁迅对于“二萧”作品的推荐，也是沿着他的启蒙思想价值观而来，即“二萧”作品是“人的中国”——此时此刻，也是“抗战中国”的精神表达，“二萧”作品反衬出的则是“奴性中国”的丑陋。“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八月的乡村》却“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茅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同样，“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地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生死场》“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萧红作〈生死场〉序》)

“二萧”作品既是东北沦陷苦难的现实写照，也是东北生活的独特叙述，既是东北抗争侵略的生动记录，也是东北人民性格和精神的文学表现。鲁迅的“二萧序”显然有着要将这样一种特定时代、特定形式、特定内容的“东北文学”推介到中国文坛上引发聚焦关注的强烈动机。及至我们今天再读鲁迅的“二萧序”，更加能够发见这两部作品在多种意义上的样本价值，也就是我们能够在多种范畴中挖掘、阐释“二萧”作品的丰富内涵，比如地域文学、流亡文学、女性文学……当然，“二萧”作品首先也是中国新文学的直接脉传。它们显示的是中国新文学的多样生态，凸显的是东北地域文学的独特风貌，表达的是现代文学的多元价值向度。

迄今为止，对于东北地区的现代文学研究，大致仍以史称的东北(流亡)作家群为核心。尽管这种研究侧重并不能涵括东北现代文学的全部，至少也应该将东北沦陷区文学、东北侨寓文学甚至“敌伪文学”等几大宗纳入到学术研究的基本视野中。但不管怎样，以“二萧”为代表的东北现代文学典范的新文学史意义，已经可由鲁迅的序文中获得明确的揭示。概括而言，在中国文学的范畴中，它们呈现的是地域文学的独特性；在世界文学的范畴中，它们呈现的是中国文学构成的丰富性；在特定文化语际的文学场域中，它们呈现的是多语种文学的复杂性——也可以说是具有了一般移民文学的复杂性以及特定的殖民地文学的复杂性。尤其是这最后者，最具独特性地呈现了东北现代文学的样本意义，能够拓展出无比广阔的阐释空间。

所以，鲁迅的“二萧序”不仅是对一种特定的作品的评价，不仅在其特定的时空中发生当下性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评价经由历史的层层发酵，再次释放出了强大的思想影响力，在后世语境中也产生出了新的理论价值。我们后来对于二萧及东北文学的研究，都可以不同程度地追溯到鲁迅序文的启发。目前，这种研究显然充满了进一步的发展动力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