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的评价与萧红的评价史

　　我把鲁迅给《生死场》写下的序言作为理解问题的起点。尽管作为现实中的作家，萧红早逝非常不幸，但作为文学史上的作家，她终究也算是幸运。处女作一出版便得到同时代最重要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和推荐。《生死场》由鲁迅作序，胡风作“后记”，这在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罕见。鲁迅的评价：“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胡风的评价：“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蚁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都早已成为萧红研究的经典评价。序言与后记与《生死场》如影随形，一直流传到今天。并不夸张地说，鲁迅、胡风的解读确保了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不被忽略。事实上，在讲述东北作家群及左翼文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史从来也不会忘记这位女作家。尤其是鲁迅的序言，具有奠基意义，其后虽然研究萧红的文章繁多，但有冲击力的研究并未出现。

直到80年代，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出版。而最具颠覆性的评价出现在90年代末期，刘禾的著名论文《重返〈生死场〉》发表。她借用了女性主义理论，从而突破了长期以来对《生死场》“民族国家话语”框架的解读。她注意到《生死场》中金枝的困扰，对比了《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之差异，体察到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以及其对民族国家话语的抵抗，对鲁迅等人的解读表示了不满。在萧红的评价史上，刘禾的解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了诸多年轻学者对萧红创作的理解，使我们认识了一个陌生而新鲜的作品和作家。

但是，面对此一解读，我也有自己的困惑。比如，鲁迅和胡风为什么会不约而同读到作品中强烈的抗战色彩，彼时他们为什么不另辟蹊径而只以民族国家视角去解读？难道他们真的只是被男性视角遮蔽吗？也许应该回到《生死场》的创作语境去理解。当时东北沦陷，举国震惊。在这样的历史处境里读《生死场》，与我们今天时过境迁后读到的感受当然不同。批评家和作家处于共同的民族国家话语之下，他们和作者及其文本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共振，这是非同时代批评家所不能感受到的。《生死场》使书斋中的他们对东北大地的理解更为痛切，也使他们重新认识东北人民身上“坚强和挣扎的力气”。重回历史语境会发现，鲁迅的看法和评价是恰切的，当然，当年鲁迅对《生死场》的解读也包含了他对沦陷的东北的深切关注和对彼时中国，一个“麻木的”、奴隶的中国与“警醒的”和抵抗的中国的认识。

作为同时代批评家，鲁迅的序言有效参与了小说《生死场》的经典化过程，某种程度上，“序言”“后记”使《生死场》成为“多重意味”的文本。鲁迅和胡风共同提供了在民族国家话语框架里阐释《生死场》的“轨道”。事实上，这也为葛浩文和刘禾的”越轨”解读提供了前提。不能忽略这样的前提。正是有民族国家话语的解读，才凸显了的另一个萧红文本的存在。

刘禾处于与作家不同的时空之中。她所处的现实语境和学者的警惕使她跳出了民族国家话语立场。她的解读自然是有意义的。可是，如果把鲁迅胡风的评论与刘禾这篇解读的发表时间调换，也就是，萧红作品甫一发表，刘禾就来发表她的“别有所见”，会怎样？我想会遭到彼时读者和作家的双重抵抗。——尽管作家创造的文本意义可能会发生偏离，但作为从沦陷区逃离出来的青年，萧红对抗战时期诸多事物的理解，尤其是在《生死场》时期，未必就跳出了“民族国家框架”。也正因如此，有关萧红的“越轨”评价须在作品发表四十年、五十年，文本离开了具体历史语境后才有效。

这让人想到文学批评的伦理问题。每一代批评家都有他们理解问题的具体语境，每一代批评家都有他们的责任，批评家需要完成其个人历史使命，而不能“秋行冬令”。应该认识到的是，鲁迅、胡风完成了他们彼时作为同代人的批评。当然，需要特别说明，我个人对胡风“后记”中对女性写作的理解很反感：“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的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的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却是出自女性”，“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的说法，都让人意识到他并没有能像鲁迅那样去践行男女平等精神。

回过头再看鲁迅的序言，他对萧红作品的评价中提到“力透纸背”，“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以及“越轨的笔致”，切中而深刻。尤其是“越轨的笔致”。“轨”是什么？年轻的作家从哪里越了“轨”，“越轨”是否指的是萧红对小说写作程式的不循规蹈矩，是否指的是她跨越了读者对性别写作的固定理解？也许，鲁迅对萧红的理解没有女性主义立场，但作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本能地感受到了《生死场》中有一种异质的和越轨的力量存在，并给予了充分肯定。——80年来，鲁迅对萧红作品中“越轨的笔致”的敏感、尊重和理解具有某种暗示性和预言性，这无论是放在萧红评价史上还是现代文学史上，都殊为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