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一份和全部”

　　顾名思义，在一个封闭的语境里，现代文学是“全部”，东北文学是现代文学的“一份”。但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的关系吗？

还是先来回看这句话的原始出处。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爱伦堡)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引文里，第一句话是文眼。在山河破碎、家园沦丧之际，什么是庄严的工作？这句话既是鲁迅对萧军的写作的肯定，也交代了主编“奴隶丛书”的理由。百无一用是书生，手无寸铁的书生以笔为枪，冲破黑屋子，唤醒沉睡的国民，是鲁迅自《呐喊》以来的主张。因此，鲁迅随即在给萧军即田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写的这段序言里给出了三个信息：这篇小说不好在哪里，好在哪里，以及小说对于法捷耶夫的《毁灭》的借鉴。借鉴不言而喻，虽然后来萧军本人不断地尝试各种其他题材和形式的表达，以洗刷学习和模仿的痕迹。“不好”很明显，主要是小说的结构和形象描写，即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叙事技巧问题。但是，鲁迅这篇序言的重点显然不是要说不好，而是要强调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它还是“好”。这种表达体现了鲁迅杂文随笔的一贯特点：立场鲜明，态度明确，不含糊其辞。

由“庄严”这一美学维度出发，这部小说好在哪儿？“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失去的天空……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这句话确立了一个失去家园的“流亡”作家的“主题关注”：家园，民众，自然，生命，等等。它们也是鲁迅对这篇小说的价值坐标的确立，如果说作为“奴隶丛书”的第一部，萧红的《生死场》写的是“血和泪”以及挣扎和坚强，《八月的乡村》作为第二部，则是关于失去了自由和主权的家园的“剑与火”。 “剑与火”符合萧军个人气质和价值取向。写作对于萧军是一种而不是惟一的干预生活和现实的手段，在萧军这个元气充沛的东北汉子身上，有一定的“胡子气质”，有一定的英雄情结，这也是他跟萧红这个天生的女作家激情冷却后走不到一块儿的深层原因。文如其人，粗犷，但有质感和力度，这是《八月的乡村》的品相。在“血和泪”的社会现实面前，主张庄严有力的文风即美学风范，主张对人生和社会认真的体察和揭示，这也是为什么鲁迅肯定《八月的乡村》而对“洋场小说”包括鸳鸯蝴蝶派一直不以为然的缘由。通过这篇序言，以及编辑“奴隶丛书”等诸多文学实践，鲁迅向世人再次强调了自己的文学态度，即“为人生”的“有温度”的写作立场。看鲁迅自己的人生，从弃医从文，到发表《狂人日记》，到站在进步和自由的青年的一边“呐喊”，在历史转型时期，在波涛汹涌的排浪中，清醒，有见识，并学以致用，努力用学识唤醒民众，用文字影响人心，用行为干预现实，无疑是一个传统文人和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兼济天下”“为苍生谋”的儒家思想的衍化。

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除了文本实践的创新性和有效性比如中短篇小说、杂志随笔等文体形式的创作，他的形诸文字的文学主张以及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比如为人生的写作、奖掖后进，是现代文学重要的财富。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鲁迅，一部现代文学史一定会改写。这个“为人生”的文学立场，不仅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也严重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气质。他培养和支持的作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力。

至于奖掖后进，以“二萧”为代表的东北流亡作家在鲁迅鼓励下的崛起是例证。随着东北作家群在上世纪30年代的崛起，他们通过文学实践，率先树起了一道“国防文学”的城墙。东北作家成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抗战文学的一个重镇，这是论证“一份和全部”关系的一个重要证据。具体而言，东北作家群不仅率先开始抗日题材文学写作，并且截止到目前依旧占据抗日文学创作的成就的高点。

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出，“反封建”和“反帝”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主题，反帝和反封建的主题视角历史性转换的标志是“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为日军侵华的第一块也是殖民时间最长的殖民地。苦难，苦闷，苦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存体验，要比观察者更加痛切复杂。因此，在“反帝”“反法西斯”这个大主题下，对于历史的叙述和呈现，主张在历史现场的写作。现代文学史上抗日题材创作的价值也在此。吉林作家李辉英发表于1933年的《万宝山》，以日军侵华后移民开渠的万宝山历史事件为题材，率先自觉地开始了对于东北家园沦丧后的描写。因为是“先声”，小说的历史观以及文学性存在着明显的欠缺，也侧面地折射出殖民地社会心态以及现代文学中期白话小说写作依然存在的不足，也确证1918年5月《狂人日记》横空问世的文学意义。新文化运动诞生的白话小说写作，与中国古典小说是两个概念——当然今天也有评论家主张现代小说从与古典小说截然断裂的链条上找到接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们知道，《狂人日记》的深刻在于思想力量，在于写作立场，而不仅在于象征、隐喻等现代小说手法的启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白话文写作，打破了“极权”如“皇权”的迷信，把人作为生命体放在整体世界观察，发掘个体的价值和整体的桎梏，重建新的价值体系。这是现代性的表达。日军侵华后，白话写作的这种价值表达拥有了新的内容——侵略的本质在于对于一个种族、一群人的自由、独立权利的剥夺和侵犯，侵略战争的不义在于以私利为名义侵犯他人的权益、残害他人的生命。揭露侵略的本质，表达被侵犯的真相，鲁迅所说的“庄严”便添加了深沉的苦难和明确的反抗。萧军1936年春着手构思的鸿篇巨制《第三代》，对于东北大地上的一种倔强的人性的描写就更加富有主体自觉。抗击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生成的抗日题材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

今天看来，在历史的现场进行的抗日题材文学创作，最具文学成就的作品，萧红的《生死场》不是唯一，也是其一。与《八月的乡村》不同，在奴隶丛书的第一本《生死场》序言里，鲁迅更多地谈的是萧红在这篇小说里表现出来的写作天分。正如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中所指出，它写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具有“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而这“生的坚强”“死的挣扎”，恰是在暴力、强权和欺骗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的民众的照相。它使鲁迅对于深切关注的国民性有了更多的理解。

以《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这两部作品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是具有独特的题材表达——开创并形成抗日题材文学创作的洪流，二是开创了现代白话小说地域和风俗写作的一种风格，三是表现出现实主义写作的狠劲，追求的是温度写作、力度写作和深度写作。东北流亡作家以一种硬朗的创作风格进入了现代文学的视野。这种硬朗表现也表现在对于文学功能的认知，即与现实零度距离，同民众高度结合，对家园情深意长。 这三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文学的“向外转”。向外转不是文学写作的全部意义，但一定是重要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当其时之所以产生社会影响，也与这个“向外转”、对现实的干预有密切关系。如此看来，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文学，作为一个流派，一个作家群，一个地域性文学，并不是自流井，而是沟渠相通的川流不息，有时候，它的颜色，决定了整体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