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知何之的“‘文协’‘全家福’”谈起

大约是2003年10月，时任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先生得到消息：即将举行的上海秋拍会上有两件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相关的拍品，一是“文协”成立大会的完整照片(平常见到的照片版本都已经过剪辑)，一是当年“文协”向生活困难作家发放救济款的账目存根。舒乙先生很想为文学馆拿到这两件文物，因而派笔者随同征集室主任刘屏同志一起去上海。在上海我们见到了北京老舍故居的工作人员，他们此行之目的与我们一样。于是大家商量，他们只举一次牌子，算是完成任务，把机会让给文学馆，必要时还可以把带的钱借给文学馆，以提高文学馆取胜的经济实力。文学馆带了8万元人民币，老舍故居带了4万元，合起来就有了12万，刘屏和笔者因之而信心倍增。谁知一上拍卖会，12万元实在微不足道，减去2万多的服务费后所剩只有9万多一点，而所拍之物最后以11万上下的价格被人拿走。那位买家退场时笔者追出去，想请对方留个联系方式。然而任凭好话说尽，人家就是一言不发，只顾大步流星前行，头也不回地径直进了电梯轿厢。两件文物乍相见又相别，从此不知何之。所幸不管它们归宿何方，但只要它们存在，属于它们的那一段历史就永远有血有肉，就会常常被记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国魂复苏，民情振奋。淞沪抗战，虽败犹荣，“保卫大武汉”的号角随之吹响。近千名作家、艺术家以及其他文艺工作者，从东北、平津、沪宁等沦陷区逃出来，不约而同向武汉集结。自大革命失败以来便沉入寂寞和荒芜的江城文坛又一次沸腾了：各种全国性的抗敌文艺组织迅速建立，200多种报纸期刊迅速创办或复刊，声势浩大的抗战文艺宣传在三镇大地上勃然兴起。“游行集会，群情激愤；救亡歌声，响彻云霄；抗战书刊，琳琅满目；街头演出，观众如堵；诗歌朗诵，盛极一时。其蔚为壮观的热烈景象，实为武汉文艺运动史上所仅见。”(《武汉抗战文艺史稿》)

在这块时代大背板下，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上，一个统一战线的文艺界抗日团体呼之欲出，而由阳翰笙在1938年2月的一次宴会上率先提出倡议。当时在座的大约20余人，大家一致赞同。老舍也在其中，“组织文协，他是动机单纯的最热心的一个”；有胡风，他是“明戏”人，因为周恩来事先已打过招呼；有王平陵，他是国民党“中国文艺社”的首脑，属一方“霸主”，搞统一战线绕不过他去。好在“和他打交道有一个省力处：他糊涂，无论什么问题，只要不是明显地反对国民党的，一说服他就会表示同意和敬佩；国民党有什么不利于团结的企图，我们一批驳他也就马上撤销了”。(《胡风自传》)

初议通过后，行动马上开始。至少又开了6次筹委会，有时在饭馆，有时在王平陵的中国文艺社。“拟成了会章，确定了会的旨趣，一致同意了发动作家，团结抗战，完成中华民族自由解放，建立中华民族革命的文艺。不涉及容易发生意见分歧的文艺本身上的具体问题，不设置任何框框”，“只要是拥护抗战的文艺工作者，不问政治派别和文艺见解如何，都欢迎他加入”。(《胡风自传》)

一阵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成立大会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召开，周恩来到会并发表讲话：“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与会者500余人，公推周恩来、于右任、叶楚伧等为“文协”名誉理事，选举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丁玲、许地山、郁达夫、胡风、曹禺、成仿吾、朱自清、田汉等45人为理事，周扬、周立波、孔罗荪等15人为候补理事。会议开到一半，摄影留念，从而诞生了本文开头所谓的“‘文协’全家福”。之后再转移到“普海春”，一面吃饭一面继续。突然，警报拉响了，凄厉的鸣叫仿佛催征一般，给大会增加了一份庄严与神圣，使大家情绪更炽，斗志更旺。会议一直开到下午4点，直到警报解除才结束。

几天后，驻守武汉的冯玉祥将军请吃饭，饭桌上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选举了常务理事，并做了分工：总务部主任老舍、副主任华林；组织部主任王平陵；研究部主任郁达夫、副主任胡风；出版部主任姚蓬子、副主任楼适夷。因为“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事实上就是对外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老舍《八方风雨》)

机构设置既经完成，“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的老舍先生立刻走马上任。先向国民党交涉会址，得到了汉口某处两间房子，由总务部聘了一个秘书住下，“文协”即告“开张”。偏偏在这个时候，胡风病了，楼适夷病了，老舍先生自己也患上了头晕病。虽是未出征上阵先“自然减员”，“文协”工作却依然进行得有条不紊。当时状况，从老舍先生致胡风的信中可略知一二：

胡风兄：

示。谢！尊体欠安，甚为系念！我近中亦患头晕，难以执笔；春天不是写文天，于此有证。

会务已渐展动：1经费方面，中宣部已批准月助500元，其余尚待批下。2会费亦在收集。3通知会员理事各函，已先后发出。4会刊由蓬子负责筹画，期早刊行——三日刊。

为兵士写读物，事在必办。为此事拟召集座谈会，讨论讨论，再作计划书，好去求款。

您病好时，祈示下，以便约木天一谈。若一时不便出来，我即与木天先商议一下。

达夫今晚到前方劳军(我会推盛成代表，同郁出发)，所以必和您说说，虽明知您身体不大好。匆匆 祝痊健

弟 舍顿首

十六日

适夷亦病

从此信可读知，“文协”成立初期大张旗鼓完成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到前方劳军”。这是一件大事，相关人都多有所记，只是个别细节略有不同。比如郁达夫和盛成的出发时间，按老舍先生此信所说应是“十六日”晚上；盛成的台儿庄劳军报告则说离开武汉的时间是1938年4月17日；而登在《抗战文艺》上的“消息”却又是别一种说法。好在对“劳军”一事，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多年前就已着手研究，且与当事人盛成有直接交流。他写给盛成先生的相关信件，现已为文学馆收藏。因信中所谈内容都颇有史料价值，转述与摘要肯定都不如原汁原味更有裨益，以故全文录之。

盛老：

新春好！

惠函因放寒假，今天到校才见到，迟复为歉。

您老人家热心抄示的台儿庄劳军报告摘要，真是宝贵的材料，足以纠正当时报导中的一些讹误。我认为这份材料是可信的，《抗战文艺》的两条消息恐不确，现把这两条消息全文抄奉，供参考。

看来有几点可以肯定：

①您的报告中说是38.4.17离开武汉的，《抗战文艺》消息说是4.14，当以您所说为准。

②您和达夫没有同车回武汉，他先走。当然，您也没有参加5.4的会，《抗战文艺》消息不确。至于这消息是谁写的，则不清楚，因未署名。

另外，陆诒先生写的回忆郁达夫的文章中说他在徐州和台儿庄未见郁达夫，与您的回忆和报告中所记有出入。我将尽快把您的信转陆先生，并请他再仔细回忆一下。时隔四十多年，记忆有出入是难免的，幸好您的报告在，这才是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您的回忆文章已发排，待看清样时现根据您的这次寄来的报告略作修改，请放心。

您的报告我将仔细研究，如有问题再向您求教。最后，衷心感谢您的热心帮助。

见了陆先生后，有新的问题，再给您写信。

草草不恭，谨请

大安！师母处均此不另。

晚陈子善顿首

3.1

又，如果您老人家能找出38.5.1—4日和5.5日徐州报纸，当可进一步证明《抗战文艺》报导的失实。

“劳军”之外，“文协”初期完成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创办会刊。老舍先生“十六日”给胡风写信时，“会刊”正在“由蓬子负责筹画”；半个多月后，《抗战文艺》即行创刊。创刊号封面上，通栏横书的“抗战文艺”几个大字雄踞报头位置，其上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报”字迹赫然。一篇《发刊词》占满首页，其后内容依次为：适夷的《纪念五四——为大众的文化而奋斗》、穆木天的论文《五四文艺的战斗性》、老舍的小说《人同此心》、以群的“前线通信”《台庄一勇士》、“文协”总务部的《会务报告》、“记者”的《外国文艺者在武汉》以及《文艺简报》《本会启事》等等。

仿佛一面猎猎翻飞的战旗，《抗战文艺》把自己的统一战线宗旨明明白白写在了《发刊词》上：“号召全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为着强固文艺的国防，首先强固起自己营阵的团结，清扫内部一切纠纷和摩擦、小集团观念和门户之见，而把大家的视线一致集中于当前的民族大敌。其次把文艺运动和各部门的文化的艺术的活动作密切的机动的配合，谋均衡的普遍的健全的发展。并且我们要把整个的文艺运动，作为文艺的大众化的运动，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的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于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

又像一通频频催征的战鼓，《发刊词》用慷慨悲壮的文字激扬着热血浇铸着豪情：“在震天动地的抗战的炮火声中，必须有着和万万千千的武装健儿一起举起了大步的广大的文艺的队伍；笔的行列应该配布于枪的行列，浩浩荡荡地奔赴前敌而去！满中国吹起进军的号声，满中国沸腾战斗的血流，以血肉为长城，拼头颅作爆弹，在我们钢铁的国防线上，要并列着坚强的文艺的堡垒。……《抗战文艺》要肩负起这个巨大的责任，反映这一运动，推动这一运动，沟通这一运动，发扬这一运动，集合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巨大的力量，成为全国文艺工作行进中的道标，使文艺这一坚强的武器，在神圣的抗战建国事业中肩负起它所应该肩负的责任！”

《抗战文艺》名义上有一个30多人的庞大编委会，实际上具体处理编务的只有三四个人：前4期为三日刊，后改为周刊。楼适夷、姚蓬子、锡金、罗荪编辑。汉口天马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发行。出版地武汉。出至第2卷第4期停刊。武汉沦陷前夕出版武汉特刊4期，冯乃超、罗荪、叶以群、戈宝权编辑。同年10月8日在重庆复刊，仍为周刊，卷期号续前，第4卷起改为半月刊。老舍、姚蓬子、罗荪编辑。读书生活出版社发行。第6卷起又改为月刊，先后由上海杂志公司、华中图书公司、作家书屋、三联书店发行。从1938年5月4日在武汉问世，到1946年5月4日于重庆终刊，《抗战文艺》共出刊78期(包括武汉特刊在内)，外加文协成立五周年、七周年“纪念特刊”各1期(另有第10卷第4、5两期合刊一份，因编完后未出版而不予计算)。艰难困苦的八年奋斗玉汝于成，《抗战文艺》将以“惟一一本贯穿了整个抗日时期的文学期刊”之名载入史册。

早期“文协”工作中还有一重要事件不可不提，即对初行附逆的周作人所进行的挽救。1937年8月北平沦陷后，大批文化精英不肯委身事敌纷纷南下流亡，惟周作人缩进其“苦茶斋”中留守待变。1938年2月9日，这位一遇风吹草动就由其内人在自家大门口撅起一块膏药旗以表忠顺的“良民”，终于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长袍马褂出现在日伪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上。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全国文学界、文化界为之蒙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不久，即经老舍倡议群起响应，由楼适夷起草郁达夫修改，18位著名作家联合具名，写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登在1938年5月14日出版的《抗战文艺》第4期上。

历史不会忘记，在周作人才只是“一条腿下水了”的当时，他的同胞们曾经以怎样的仁心与耐心施以援手想拉住他，企盼着他能悬崖勒马浪子回头。情真意切的一封公开信，规劝、开导、批评、忠告，正所谓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如果不是早就铁了心拿定主意把卖身投靠进行到底，对此焉能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焉能死心蹋地一意孤行？

除上述劳军、办刊等重要工作外，早期“文协”还“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如代撰抗日内容的小册子或传单、编辑大报副刊、参加欢迎世界学生代表团筹备会及大会等等(详见文天行《“文协”概述》)。忙忙碌碌4个月后，武汉会战开始。敌机轰炸武昌，千户街福音堂两次中弹，炸弹就落在老舍住处附近。冯玉祥将军担心老舍先生的安危，把他转移到汉口；但汉口很快也成为敌机的轰炸目标，同样住不下去。经过邵力子的再三劝说，老舍先生同意再度迁移，于1938年7月30日携“文协”印鉴登上轮船，沿浩浩长江逆流西去。到此为止，“文协”结束了初期阶段，进入了它活动更多、成就也更大的“黄金时代”：组织各种各样的创作座谈会，展开文学批评，推动文学创作；继续贯彻“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设立国际宣传机构，谋求“文章出国”，以扩大抗战文艺的世界性影响，从而赢得更多的同情与支持；以《抗战文艺》为主阵地，对梁实秋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展开批判；而且，“像从前一样，凡是政府机关或民众团体召集的或发起的聚会”，“都热心去参加”(《总务部报告》，《抗战文艺》7卷2、3合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千古奇冤，江南一叶”。蒋介石同室操戈，致使国共合作濒于破裂。“文协”的工作因之倍感艰难，但它却未曾有一刻停下前进的脚步。就在皖南战场硝烟未散的1941年2月，“文协”仍然按照其原定工作计划，发动了会员捐赠稿费募军的活动。老舍先生率先将本人新作三幕喜剧《面子问题》的手稿全部献出“义卖”。是年底，冰心夫妇抵渝。老舍为表欢迎之意，将卖而未售的《面子问题》手稿第一页取出相赠，并特意题字于页眉空白处：“此为手稿中最清楚者，以赠冰心姐，或胜其他礼品。 卅年十一月 著者”。1980年代，冰心又在当年的老舍题赠之后添上了如下文字：“这是四十多年前老舍先生送给我的手稿，二十年前老舍逝世后我又将此稿送给絜青姐，请她留此作纪念。今将此纸陈列展览，追怀往事，伤感何极！冰心 丁卯仲春”……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45年10月21日，“文协”最后一次在重庆张家花园开会联欢，宣布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回首征程，有学者作了这样的总结：“如果说国统区抗战文艺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话，那么，应该说这功绩主要是‘文协’的。‘文协’经济上一直困难，政治上总受压抑，而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会员大量流动也给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但它一直在战斗着，为抗日，为民主……”(文天行《“文协”概述》)诚如它的会刊《抗战文艺》一样，“它面对着黑暗的封建的压榨，不屈不挠地持续着顽强的斗争，它站立在民族国防的前哨，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支撑着艰难的肉搏！”“它为着痛苦的民众，呼出悲怒的叫号；它为着神圣的祖国，它报告着到来的希望。像一道光华的长虹，铲破了世纪的暗空；像一群勇敢的海燕，冲击着时代的阴霾。”它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疆场上”的“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士”，“它在中国民族的喋血苦战之中生长，紧紧地伴随着为痛苦而挣扎的民族，‘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二十年来，不管道程的险阻，境地的窘迫，始终不动摇，不绝望，不失节，不逃避，挺身疾走，勇往迈进，战取了自己的光荣的历史，奠定了自己的不朽的功绩”。(《抗战文艺》之《发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