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小说传播的隐性要素

　　张恨水的小说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与传播媒体的繁荣发展紧密相连，是文化传播与文学创作的完美结合。

传播者与接受者：张恨水的准确定位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张恨水承担起了填补新旧文化过渡期“文化空档”的重担。于是张恨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致力于改良章回小说，以社会言情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经验，在小说的故事性、趣味性上，其小说叙述结构及叙述语言吸纳感都充分体现了民族化的特点和通俗文学的审美规范；他改良旧章回体，逐渐抛弃旧章回小说穿插韵文的套路而改用纯白话语言；抛弃那种粗线条勾勒人物的形象和白描式叙述方法而对人物形象精雕细刻并穿插大量的心理活动，以景物描写暗示人物命运；他吸收电影、戏剧塑造人物形象的优点将其融进自己小说创作；尤其是对北京、南京、重庆、安徽等地风土人情的详细描述，使小说的艺术画面更为清晰、丰厚，从而增强了故事中人物的立体感和历史的厚重感。在这种非常认真的民族化创作态度下，张恨水融汇中西小说和其他艺术门类而创作的现代章回小说，使章回小说得以延续，把章回小说推向了一个新境界。通过现代传媒的传播，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形成了众多的“《金粉世家》迷”“《啼笑因缘》迷”。

作家创作的作品，要获得读者的喜爱，必须把握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欣赏趣味，使读者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在张恨水的小说中，主人公有情操高尚、生不逢时的知识分子，如《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有为争取婚姻自主而斗争的青年男女，如《天河配》中的桂英与玉和；有收入微薄、古道热肠的小手工业者、小本商人，如《夜深沉》中的丁二和；有靠出卖色艺谋生的戏子、妓女，如《春明外史》中的众女子；有生存无计、被金钱权势所奴役的灵魂，如《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等等。对于这些鲜活的下层人物群体，张恨水没有像新文学作家那样从时代的高度去解剖社会人生，给主人公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而是立足于当时市民阶层生活，从道德的角度、用同情的笔触，描写了他们生存的艰难，反映了他们善良而美好的愿望、对正义和进步的追求和对黑暗势力的反抗。

张恨水在表达这些内容时，非常注重读者的欣赏情趣及时代潮流，以此来调整自己的小说创作思路。张恨水创作时心中始终有一个“隐形读者”存在，这就是读者大众。对他们的阅读状况十分熟悉，并设身处地为其创作，是张恨水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并受读者欢迎的关键所在。

张恨水始终把读者放在第一位，他曾先后两次对大众阅读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一次是书摊调查。他在《在书摊上想起》一文中描述了当时各阶层读者的阅读状况：“据我所知，汉口，广州，长沙，西安，重庆……这些都市里，每个卖杂志的店中，是终日里挤满了人，在那里搜寻战时读物。将这些人加以分析，学生为多数。此外是公务员，军人，记者，少数商人。农工可以说是没有。……由此，可以证明以下三点：(一)学生如何需要战时知识，而缺这项教育。(二)文字宣传，还不能到农工里面去。(三)知识分子，抗战情绪相当浓厚。”(1938年3月30日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除此之外，张恨水还亲自下乡赶场调查农民的阅读状况。“我们试到郊外去赶两回场，就可以看见那书摊上，或背竹架挂着卖的，百分之八十还是那些木刻小唱本。此外是三百千、六言杂字、玉匣记(一种查宿的迷信书)、四书、增广贤文，如是而已。至多带上一两部《三国演义》或《水浒传》《征东》《征西》等章回小说，那已经是伟大的书摊子了。如此供应着，可以知道乡下人在弄什么文艺。”(1944年4月11日重庆《新民报》专栏《上下古今谈》)由此可以看出，张恨水正是在对读者大众阅读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来调整自己的创作：“从遥远的过程，迂徐而踏地，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短评《张恨水创作三十年》，载1944年5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应该说，这与他熟悉读者、设身处地为读者的创作态度有着直接关系。

张恨水以他的创作实绩，不仅给广大读者提供着丰富的社会信息，而且为社会各式人物提供了广阔的心灵栖息地。他曾在《忙的苦恼中》记录了这样的事实：“当时，我给《世界日报》写完《金粉世家》，给沈阳《新民报》写《黄金时代》，整理《金粉世家》旧稿分给沈阳东三省《民报》转载。而朋友们的特约，还是接踵不断，又把《黄金时代》，改名为《似水流年》，让《旅行杂志》转载。”(《写作生涯回忆》，1993年1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张恨水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产，同时又以其几乎是全景式的社会画卷，赢得了“中国的巴尔扎克”的美誉。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南京大屠杀，在他的小说中都有记录；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物在他的小说里均能找到“对应之我”；许多读者在“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混浊”、“哀婚姻之不自由”中获得了心理平衡……使得他的小说更加深入人心，读者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也使其小说的市场触角获得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延伸和拓展。为确保自己的小说与读者准时见面，他诚信守时，与编、读之间形成了高度的默契，四十年如一日，均遵循着这一原则，充分表明了他诚信守时的服务意识和对读者的忠实态度。

报纸副刊：张恨水辛勤耕耘的主要传播媒体

报纸副刊是中国现代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现代传媒之一，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传播载体。“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曹聚仁《文坛五十年》，1997年6月东方出版中心)曹聚仁先生的此番话清楚地阐明了作家作品传播与报纸的血脉关系。张恨水小说的传播，就是文学与报纸结合的成功例子。

张恨水自1918年春到安徽芜湖《皖江日报》做编辑、正式从事新闻生涯始，到1948年底辞去北平《新民报》所有职务止，其间历经报界风雨30年，可谓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报人。在张恨水30年的报人生涯中，他既做过校对、驻京记者、通讯员、助理编辑、编辑，又当过副刊主编、主笔、总编、经理和社长，而支撑点却是报纸副刊。因此，报纸副刊既是他进行小说创作的重要园地，又是他小说传播、沟通读者的有效媒体，是报纸副刊成就了张恨水的文学事业。他曾先后主编过北京的《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世界日报》副刊“明珠”、《新民报》副刊“北海”，上海的《立报》副刊“花果山”，南京的《南京人报》副刊“南华经”，重庆的《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他不仅参与副刊编辑，而且亲自撰写稿件特别是小说连载。

张恨水的多数小说都是通过副刊连载与读者见面的，像百万字的《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就分别在《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副刊连载达5年之久，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两部小说成了张恨水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也给《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带来了较大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反响。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他谙熟连载小说单元式次第推出特点，创作时既着眼于单元大局又注重故事的各个环节，使小说的每个单元格均“有戏”“有看头”。其次是他善于处理故事各环节的收与放、断与联、小说文本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并在故事内容上注意营造艺术品位——小说人物的诗人气质(如《春明外史》中杨杏园、《巴山夜雨》里李南泉等)、小说回目的精致典雅、小说诗词的诗意以及小说语言的古雅流畅、口语化。

张恨水以他副刊编辑与小说创作的双重丰收，成功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嫁接”，为我们的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引雅入俗、雅俗结合：张恨水小说传播的文化内蕴

张恨水小说的成功传播，除了上述传播者与接受者、传播内容的准确定位及报纸副刊传播媒体的及时传播外，还有就是对传播内容文化内涵的精确把握。他引雅入俗、雅俗结合，小说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小说的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其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张恨水的小说里，诗、词、对联或写景叙事，或独白抒情，或构成小说回目，成为小说故事情节融为一体，共同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丰富了人物性格，增强了小说的诗意。这在小说《春明外史》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儒家传统文化在张恨水小说里也有鲜明的表现。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里的杨杏园、李冬青和冷清秋，是道德高尚而又思想守旧的代表；《啼笑因缘》《夜深沉》《丹凤街》中关秀姑、丁二和和童老五，是为正义而牺牲自己的代表；《水浒新传》里的张叔夜，是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忧患意识的代表。……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为读者所喜欢，显示出了张恨水对重建传统儒家文化的渴望。

张恨水一生历经多个时代，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留心生活、做生活有心人成了他的一大习惯。因此，凡他足迹所到之处的风俗民情在他小说中均有体现，小说《啼笑因缘》中有关老北京天桥的描写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1982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这种描写是人们认识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形象生动的素材，具有极高的民俗学价值。

张恨水淡泊名利、正直清高，不甘随波沉沦，博学多才，具有重道义，尊传统，通达开放的“双重人格”。尊重新知识，不忘旧道德，又使得其与市民文化自然连接起来，因此，张恨水将自己的创作目标(为下层民众说话)和读者接受(为市民读者服务)定位在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张恨水小说的市民文化内涵切中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小说表现的思想易于被读者接受，故事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因而，小说里人物形象的人格内涵、情感成分深为读者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