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心生敬佩的巴李之交

　　李健吾与巴金一生始终有着非常真挚的交往。

1933年10月，为筹备成立《文学季刊》，27岁的李健吾见到了29岁的巴金。巴金早在留学法国时就与李健吾的二哥李卓吾是好朋友，朋友的弟弟又成朋友，自然更加亲密。在他们相识的这个月底，李健吾与清华同学尤淑芬新婚，巴金特意前往祝贺。

经郑振铎介绍，李健吾到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当法国文学教授。初到上海，受到巴金多方照顾，“巴金带我到他住的霞飞坊附近找了一所房子，在拉都路口，房子租定了，我又回了一趟北平，把家小接到上海”——李健吾在《忆西谛》中这样记述。当时上海京派、海派之争正烈，巴金怕李健吾卷入其中，建议他暂住乡下以远祸。李健吾深以为然，一家人搬到了真如乡下。

在上海，李健吾以“刘西渭”笔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评，其中有名为《〈雾〉〈雨〉〈电〉——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一文，引发了与巴金的一场论争。李健吾在文中充分肯定了巴金作品的热情，但是批评其文笔的瑕疵。巴金回敬以《〈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答刘西渭先生》。李健吾很快又写出《答巴金先生的自白》《〈神·鬼·人〉——巴金先生作》等两篇文章。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一度给当时文坛造成错觉，以为他们两人要失和了。然而事实是，文笔论争，除留下了精妙文章外，更留下了双方的惺惺相惜和更深层次的理解，“纵然是好朋友，也不必因为是在评论好朋友的作品而尽说好话”。这种评论态度，更显珍贵。论争的第二年，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集《咀华集》，1942年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咀华二集》，这两本评论集可谓李健吾的经典文集。巴李论争，由此充分体现出两位文坛宿将为人为文的真诚和心胸的旷达，是为文坛佳话。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李健吾因腰腿疾病无法南撤，从真如乡下搬回上海市内，困居租界。这段时间，他与巴金、郑振铎多有来往，并与于伶、黄佐临等人士接触，在“孤岛”发起了一系列的戏剧活动，由此引起日本人注意。1945年4月19日两点钟左右，日本宪兵队冲进李健吾的家，进行大搜查并逮捕了他。这次遭遇，丢失了《罪案》是让李健吾最痛心的事。《罪案》是李健吾的父亲老友景梅九写的，其中有记载其父李岐山的革命事迹的文字。不啻如此，李健吾的痛心，还因为这本书是巴金借给他的。晚年李健吾曾撰文回忆：“我向他借的时候，告诉他用做《草莽》的参考资料，他再三嘱咐我为他好好保藏，因为他不久就去了辽远的内地。《草莽》上部有许多材料是从里面借取的，我一直把它放在身边，它不仅是一本书，而且是一个纪念。”所以，他说，“在我失去的书里面，由于双重友情的关系，《罪案》最令我惋惜。失去这本好书不是出于我的粗心，因此我的良心并不过于不安。但是我没有方法再找它回来，确是一件痛心的事实。”他为之抗议侵略者：“我惟一的财富就是友情，你却帮助岁月在剥夺我的财富。”

1953年，李健吾受郑振铎之邀到中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从此离开奋斗了20年的上海定居北京，与始终在上海的巴金天各一方，却一直彼此思念着、牵挂着。1974年初夏，李健吾的大女儿唯音去上海，李健吾托女儿带去汝龙给巴金的500元钱，汝龙写信告诉巴金那是李健吾的心意。又过了一段时间，二女儿维惠去上海，李健吾又让女儿给巴金带去自己的300元。时在“文革”后期，李健吾虽先于巴金平反，但个人生活也并不宽裕，却慷慨解囊为朋友雪中送炭。巴金为此感慨：“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关于健吾，我想到的事太多了，他是对我毫无私心，真正把我当作忠实朋友看待的。”

1981年前夕，李健吾请巴金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李健吾剧作选》和《李健吾戏剧评论选》的书名题词，巴金一度拒绝，而最终还是题写了，李健吾在《剧作选》后记和《评论选》的序中都提到了此事：“在活着的老朋友当中，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李健吾’的，数十年如一日，怕是不多了。他就是巴金。尽管他的日子过得那么忙、那么苦，解放前为‘李健吾’写的戏剧坚持到底，把‘李健吾’写的一些不成材的东西一部一部印出来，特别是创作的话剧，不分好歹，在重庆印，在上海印，虽然有些偏爱，友情却十分可贵，所以这回引《李健吾剧作选》，我就老着面皮请他用圆珠笔，在扉页上题几个字，他推辞不过，只得答应。”巴金在散文《病中(二)》中也谈到了这件事：“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的家里，他要我给他的《剧作选》题封面，我说我的字写得坏，不同意。他一定要我写，我坚决不肯，他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把它们介绍给读者呢？’我们两人都不再说话。最后还是我让了步，答应了他，他才高兴。现在回想起来，我多么后悔，为什么为这点小事同他争论呢？”

自1933年以《文学季刊》结缘，到1982年李健吾突发心脏病去世，他们的深厚友谊一直持续了近50年，这种有情有义的大家交往让我们心生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