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向度下的心灵变奏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李健吾确乎是个天才、全才。一个生命能在多维向度下呈现如此风姿卓绝的功业，那该是一个何等的心灵变奏！

丧父：顶天立地沧桑里

丧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美丽的痛。辗转于当铺和药店的幼年鲁迅，“为爱我者屈”的胡适，母子相依的老舍，父亲“形存实亡”的曹禺、张爱玲……父性的缺失，使这些生命过早的承担起不该有的世态炎凉，也恰恰正是如此的人情练达，促成了他们心灵丰富的痛。

李健吾的父亲李岐山系同盟会革命军少将军官，因受阎锡山陷害两次被捕入狱，在给幼年跟娃(李健吾乳名)带来严格的蒙学规训同时，也给李健吾打开了一扇走向遥远的人生大门。《东周列国志》那带着父亲温暖的馈赠，《经国美谈》蕴含异乡爱国情志的熏陶，在大命即倒之前，李岐山对李健吾的寄寓之情无以言表。1918年，李岐山第二次入狱，即便是在狱中，对前来探监的李健吾也是亲自讲授课业，严厉有加，直至1920年9月11日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伏兵暗杀。父亲这棵树倒下啦，14岁的孩子多了一份稳重和成熟。“父亲在民国短短八年中间(实为九年)，坐过两次监狱，最后被人暗杀，虽说我是一个小孩子，但是人情冷暖和世道变化，把我逼得早熟了。”(李健吾：《我学习自我批评》)

1921年，北京实验剧社在北京成立，年仅15岁的李健吾是发起人之一。同年，因救场出演熊佛西《这是谁之最》竟然赢得熊的跪拜礼：“健吾，你救了我的戏，谢谢你。”(韩石山《李健吾传》)因为父亲，从山西晋南的小山村来到了北京城；因为丧父，从附庸走向独立。生命位移和灵魂的自我蜕变，使他像父亲那棵树一样挺立在天地间，一个生命已经起来，顶天立地沧桑里。

失恋：灵魂深处真情愫

真正的一次爱恋是在读北师大附中时，女孩是同级校友，叫张传真，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国淦的女儿，李健吾考入清华大学后，两人便中断联系。但真爱是刻骨铭心的，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倾心相注。1925年7月25日，李健吾新诗《邻花》发表在《文学旬刊》，落款余赘“醉于川针”，此后又先后在短篇小说《贼》、散文《乘驴》和新诗《过巴沟桥西行》中署名川针。从“传真”到“川针”，谐音同声中，是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垂慕。“他上清华后，她便中断了和他的往来。这使他非常痛苦。我曾劝他痛下决心，割断情丝，或者另找女友，或者效仿歌德将自己的失恋痛苦发泄在小说上。我重读《西山之云》后，没有发现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所抒发的那种直接失恋描述。”(徐士瑚：《李健吾的一生》)对李健吾来说，这是一次心灵的裂变，甚至在多年之后的创作中都还能找到这次失恋的影子。1934年李健吾创作剧本《这不过是春天》，对剧中厅长夫人的刻画，俨然是对10年前这段被抛弃的失恋在自我尊严上的补偿。

如果没有这次失恋，李健吾也许就少了一道人生萃取的历练，也许就不会有清华6年的蕴畜和积淀，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切入人心的创作。在人性中最刻骨铭心的情愫中，才能有来自心灵最深处的呼喊。

去国：师夷长技开慧眼

1931年8月22日，带着杨虎城(陕西省主席)、商震(山西省主席)、李少白(李健吾七叔)的资助，带着同学、老师的期盼，带着未婚妻子的依恋，李健吾与朱自清、徐士瑚启程赴欧。实际上真正促使李健吾赴法留学的还是他一心向学的无限追求。清华6年埋下的种子，已经渴望更多雨露的润滋，王文显等诸多师友开启了他通向异域的视域。要么读书，要么去旅行，灵魂和肉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刚到巴黎，“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就传到法国，在激愤和屈辱中，李健吾创作了三幕剧《火线之外》和四幕剧《火线之内》。从伦敦来巴黎的朱自清在《〈火线之内〉序》中赞赏说：“我想报纸上的材料怕不够力量吧。但是李先生的戏写成了，他的想象力量很够用；看，这里不是一本有声有色的戏！”更多的时间，是他在图书馆里研读福楼拜。对福楼拜“现实主义”和“艺术至上”拥有了自己的清醒厘定，在接受他艺术品格的同时，也被福楼拜孤傲狷介的人生态度所浸润。《福楼拜评传》中参考书籍达96种，而差不多都来自于李健吾自己的收藏，没有对福氏的热爱和刻苦的研读，何能有这等著作。通过福楼拜这一个案的研读，李健吾撬开了欧洲文学的研究大门，对法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认识超越了旧时藩篱而达到本质规律的至境。

去国留学，赴欧、赴美、赴日，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慧眼洞开，学成还乡，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如果没有走出去的探险和学习，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正是这无数个李健吾，给铁桶一样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气息。

还乡：自筹酝酿成新曲

去国两载，一朝归来，总想早日打出一方天地。他的论文《包法利夫人》，1934年1月1日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引起了文化界的躁动和关注。林徽因专门写信约李健吾到林家见见面，进入“太太客厅”标志着李健吾也就走进了当时主流派文学的中心。1935年夏天，也是因为这篇论文，出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毫不犹豫地聘任李健吾为法国文学教授。

1933年9月，沈从文接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求贤若渴。李健吾峭拔机警、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开始展露报端，福楼拜似的孤傲狷介、坦诚至真，纯正的调侃，率性的褒扬连接在文艺副刊上重炮出击。《从〈双城记〉说起》《绣像飞跎全传》《伍译的名家小说选》《中国旧小说的穷途》《现代中国需要的文学批评家》等等评论文章成就了“刘西渭”这个笔名，也成就了李健吾批评家的历史地位，1936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的《咀华集》，1942年出版《咀华二集》，这种率性批评，纵横捭阖、坦诚心地、直指人心的个性化批评刺痛了某些文学史家，以至于湮没了刘西渭的大名。

1934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出版，同时刊出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和曹禺的《雷雨》。《雷雨》并没有引起预期的轰动，而《这不过是春天》却不断被人上演，引起极大关注甚至被译介到日本演出，欧阳予倩曾高度赞扬这部戏。《这不过是春天》标志着李健吾性格喜剧的美学风格的成熟，也是中国话剧喜剧走向成熟的标志。

到1937年，李健吾以专注《福楼拜评传》、评论集《咀华集》、散文集《意大利游简》、翻译小说集《福楼拜短篇小说集》、剧本《梁允达》等自成一家，已经名耀文坛啦。

孤寂：心向一隅逞狂欢

生命多舛，让李健吾这个不屈的生命学会在孤寂中深思熟虑、独立不倒。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上海沦陷，生活在租界的李健吾成为“孤岛”流民。朋友、学生都去大后方抗日报国，自己却因腰腿病不能前行，生理和沦陷的窘境让这位不甘沦落的心灵陷入孤寂。教书、著文、聊以慰藉国难当头的呻吟，苦难中寂寞的挣扎透露出一个良知文人的精神底线。

走出书斋，做力所能及的，成立上海剧艺社，改编剧本，导演演出，创作《黄花》和《草莽》。写戏、演戏，只是表面，更多的时间是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圣安东的诱惑》《三个故事》，翻译成为一种消遣，消遣也成就了孤寂。

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左派文人的批评，让他陷入更大的孤寂，不知所措，晕头转向，1947年3月之后，昔日那种笔锋凌厉的批评不见啦，在《文汇报·笔会》上发表的多是不痛不痒的译介作品。“编、导、演，他样样来得，可是他却不善于处世，人缘欠佳，这对他的艺术生命的拓开，不无损失！”(孟朗：《从〈梁山伯与祝英台〉说到李健吾的编、导、演》)退守书斋，保持沉默，教书、译书，《莫里哀的喜剧》《巴尔扎克论文选》《莫里哀全集》等大部头译作成为他自我狂欢的园地。

奔走：不用扬鞭自奋蹄

晚年的李健吾笔耕不辍，宝刀不老，1977年9月陆续在《人民戏剧》发表《合理性》《集中》《高潮》《第一幕》等四篇文章。1977年11月，李健吾完成剧本《一九七六》。1978年1月完成剧本《大妈不姓江》，8月完成《一棍子打出个媳妇来》。1979年完成剧本《吕雉》，1979年和1980年完成散文集《咀华新篇》。1981年译成《莫里哀戏剧全集》。1982年11月24日下午，李健吾倒在自己的书桌旁，停止了他一生的奔走。

70多年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创造自我、成就自我的蜕变过程。这个饱经人世变幻的生命，能够如此在多维向度中展现文学创作功业，源于他内心丰富的变奏。家庭和人世的变故，爱的失去与获得，现实与理想的碰撞，个性与时代的隔离，人性彰显与规范束缚的抵牾，美学追寻与现行藩篱的矛盾，一起变奏出李健吾一生的绚丽和弦。文学批评家、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家、编纂家，李健吾是绝无仅有的“这一个”，他像一道亮丽的彩虹，横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为后人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