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未竟的学院派追求

### 评价：荣辱毁誉数十年

在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有两个共时对生而各具特色的重要流派，即以平津地区为中心的“京派”和以上海城市为舞台的“海派”，二者以其各自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京派”和“海派”初成规模即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批评家多将二者对照谈论。比如：“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曹聚仁《谈海派与京派的文章》)“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姚雪垠《京派与魔道》)“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徐懋庸《“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这些评论大同小异，常从两派的表象特征着眼，且多带贬义。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的说法：“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京派”与“海派”》)客观说，在“革命文学”兴起的1930年代，京派受到(尤其来自左翼思潮的)批评也并非没有道理。随着左翼思潮的发展，京派渐渐走向边缘，至新中国成立后竟消泯于文学史的视野中，也都不足为奇。

时至198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获得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京派也更多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加强了有关地域文化的分析和对文学风格的强调。有研究者认为：“京、沪两类城市文化形态的差异，影响到北平文坛和上海文坛的文学创作面貌和文学思想意识(包括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差别”，因此，“北京作为东方古国文化的聚集地，处处都显出迟缓而单纯的，诗意而幻想的，矜持而温文尔雅的‘京城风度’。”(李俊国《“京派”、“海派”文学比较研究论纲》)也有文学史家提出：“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各自背靠着中国的两大城市，它们与城市的文化联系突破了南北地域的限制，来得更加广大。北京其时与之血脉相关的主要不是‘都市中国’，而是‘乡村中国’。京派建立起来的文学世界，多半也是以乡土想象为主的。而海派植根的土壤，是当年最具‘资本’与‘殖民’两重性的、占据了中国现代都市发展船头的上海。”(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也多取类似视角，如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一书中即以“重思现代：京派”和“炫耀现代：上海新感觉主义”为题，分别归纳了京派、海派对于“现代的诱惑”的不同反应。在种种与海派的比较中，京派独特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其纯粹独立的“纯文学”立场、醇正古雅的艺术风格，以及主题上对人性与自然的强调，也都受到了文学史的肯定与认同。

对京派评价的变化体现着学术思想与审美标准的转变，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经历了几十年毁誉荣辱的起伏，早已获得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当今学界对于京派的讨论，已经深入到对其历史成因、文化姿态、政治意识、艺术风格、思想渊源、历史影响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从思路方法上也开始跳出“京海对举”的模式，更多地强调其上接“五四”传统、下启现代主义潮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 生成：与其谈京城，不如谈大学

“京派”之称，并非这一群体自己的命名，而是所谓“京海论争”的产物。1933年，沈从文在其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由此引发了这场文学史上著名的论争。其实，不仅“海派”这个概念“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就是“京派”本身，也多少让人“缺少尊敬”，带有某种正统守旧的色彩。诗人卞之琳就曾说过，与其称京派，不如称学院派，这也多少体现了一种想要摆脱与“京”城文化之间密切关联的意图。事实上，京派虽然活跃在京津地区，但确实与“京味”文化关系不大，他们与1930年代北平的关系更多体现在与大学校园——包括学术传统、校园文化、学院精神等方面的联系上。

自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政治重心南移，北平成为一座“文化古城”。它一方面因其八百年帝都的历史，拥有无人能及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作为“五四”新文化的发祥地，它同时拥有现代的新文化传统。特别是，作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地，北京一直拥有为数众多的高等学府。据统计，1930年代北平拥有30多所高等学校，其中综合性大学占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当时的北平市面就是“靠一些大学中心维持繁荣”的。这样一个拥有现代的高等教育、丰富的学术思想资源以及宽松自由的学术和艺术环境的城市，不仅可以促进人才的聚集和思想知识的传承，还能带来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契机，为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自由的空间，为各种思潮的发生发展提供可能。也就是说，正是1930年代北平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文化环境，为京派的集聚提供了基础，脱离“文化古城”的背景和独特的大学校园文化，就无法理解京派生成的历史条件。

大学校园文化作为“文化古城”的核心部分，对京派群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家们或执教于讲堂，或问学于校园，有的则是活动在校园周围的文学青年。他们在课堂上有知识与思想的直接传承，在学生社团和校园刊物中交流与实践各种文艺新见。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更成为了推动京派发展的重要而积极的力量。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卞之琳所说“不如称学院派”的含义。也许对于这个群体而言，“学院”比“京”更能概括和体现他们的特点与追求。因而，这个群体并不是正统守旧的一群，他们身居旧都，但与官场无涉，虽然笔下多有乡土风景，但并非远离现代文明。学院的文化环境绝非“传统”一词可以概括，它既旧又新，是一种新旧兼容、甚至激荡着新旧冲突的特殊文化场。基于此，京派文学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风貌，它兼有传统韵味与先锋性探索，广纳西方现代文学资源，但同时又有鲜明的本土写作的自觉。

### 思想核心：文学的职业精神

京派自称学院派，并不仅仅因为身处大学校园。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观念上对学院精神非常认同。就在沈从文挑起论争的那篇《文学者的态度》中，已经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他说：“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他应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自己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作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从这三件事可以得出，“文学者的态度”至少包含了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对职业的理解，以及独立、纯粹的“文学”观念。沈从文此文，其实并非直接针对个别作家群体或派系，而是要指出某种文坛时弊。虽然时弊背后必有代表性群体，但沈从文的重点还是放在观念层面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态度”。

虽然沈从文并没有使用“学院派”之类的说法，但其内在脉络是明显的。学院派的最高追求是一种纯正的学术思想传统的传承，而保证其纯正性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严格排除非学院因素(如政治、商业等)的浸染。准确地说，学院派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观念、一种态度，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京派在多已具有学院身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态度”问题，正是其自觉的追求。

其实，最初在《文学者的态度》中并未出现有关京沪文坛差异的讨论。沈从文批评的是一种不带有地域背景的文坛风气，而且他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即便是“寄生”于学校和教育机关之中，如果态度上不端正，仍不能被视为学院派。京派的清高与骄傲由此也可见一斑，他们看重的，不是身份，而是内心。

在后来的论争中，沈从文其实也始终并未把“海派”等同于“文人在上海”。他所批评的“海派”也终究是一种风气。在沈从文看来，京派与海派的分歧，无关乎城市文化类型，也无关乎文学创作的题材和风格，而是分歧在文学的观念态度上。海派之所以为他所鄙视，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以文学为牟取功利的手段，无论他们所求得的是政治资本还是物质财富。而京派所坚持的职业精神与之相反，是只以文学为业，不慕仕途，不畏贫贱，单纯而执著地追求文学理想。这样的作家，才是京派所谓的现代职业作家，也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学院派。

### 介入政治：“有主张也放在作品里”

但是，在现代中国，做个纯粹的学院派又谈何容易？且不说中国自古以儒家思想为传统，从来没有独立的学院精神；更何况在现代中国，现实环境也不能提供且不能允许知识分子安作象牙塔内的学院派。即便是京派文人心向往之，但现实关怀也常常令他们身不能至。就像沈从文本人，虽然自称是“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沈从文《水云》)但也终归无法做到置身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之外。因此，他只能说：“同政治离得稍远一点，有主张也把主张放在作品里，不放在作品以外的东西上”。(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五》)这也就是说，京派并非真的不介入政治，只不过，他们坚守着自己特有的介入方式——“文学”的方式。

京派的文学观直接承自“五四”精神，提出过“人的文学”口号的周作人对于京派群体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们在强调文学“尊严”的问题时，就包含了对于文学功能与意义的深信，“相信它在将来一定会起良好作用”，相信可以“把文学……变成一个有力的武器，有力的新工具，用它来征服读者，推动社会，促之向前”。但是毕竟，1930年代的文化环境已远远复杂于“五四”时期，所以他们也意识到，“决不是一回‘五四’运动，成立了三五个文学社团，办上几个刊物，同人写文章有了出路，就算大功告成。更重要还应当是有许多人，来从事这个新工作，用素朴单纯工作态度，作各种不同的努力；并且还要在一个相当长远、艰难努力过程中，从不断失败经验里取得有用经验，再继续向前，创造出千百种风格不一、内容不同的新作品，来代替旧有的一切……”(沈从文《从现实学习》)这是京派文学观中很重要的部分，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相比，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增加了对于文学本身的强调，他们希望通过长远艰巨的努力，一方面完成思想的启蒙，同时更创造出真正的文学的实绩。

京派作家这些看似自说自话的创作或议论，其实都是在对时代发言，只不过他们的发言方式并不那么直接，而是“有主张也放在作品里”，通过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方式来间接地表达。与同时期的其他流派相比，他们的方式是独特的。他们有意识地将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内敛入文学的内部，看似疏离政治与革命，其实却是在文学的内部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们温和而又执拗，单纯却又深刻；看似与世无争，却又积极与他人对话甚至争论；看似只谈文学，但又处处事关思想与政治。这些特点，正是造成他们终与海派交锋的原因，也更是令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被看作革命文学的“异数”的原因。我以为，只有深入了解京派这种“文学的”立场和“文学地”介入历史的方式，才能对之做出真正客观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