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施蛰存

　　一

在风云激荡的现代文学坐标轴中，安静独坐于松江一张旧书桌后的施蛰存犹如一张清浅的剪影。虽然不乏美誉，学者们诸如严家炎、李欧梵、吴福辉等奉他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鼻祖”，誉其“心理分析小说在30年代堪称独步”。然而大多数读者对施蛰存的认知来自于他和鲁迅关于《庄子》和《文选》的笔墨官司。“洋场恶少”和“叭儿”的恶名让施蛰存长时间挂在鲁迅长长的骂人名单里，成为不少文学青年眼中的反面角色。而在以启蒙与救亡为主流的中国文学大潮中，行文不够冲锋陷阵、为人只愿独善自身的施蛰存，似乎必然处于被低估乃至无视的境地。即使到了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兴起，大批作家被重新发现，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成为民众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新的研究潮流不断涌现。但是，对于施蛰存文学作品的阅读、研究热潮和中肯的文学史价值评判却一直难以到达其应有的坐标点。

施蛰存曾言，自己一生别无所成，仅为读书界打开了东、南、西、北四扇大窗。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北窗指碑版整理。在文学创作上，除却传统文化的滋养，施蛰存借由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一窥现代主义文学堂奥，并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忠实信徒，开创中国现代小说尤其是心理小说一派，成为新感觉派中的代表人物。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集中于其在松江居住期间，也被称为“松江十五年”。施蛰存认为自己的第一部真正的创作小说集是1932年出版的《上元灯》。其实早在1923年，施蛰存便已出版小说集《江干集》，后又出版《娟子姑娘》，1928年与刘呐鸥、戴望舒创办水沫书店，并着手编辑《无轨列车》《新文艺》两个刊物，先后创作了小说《追》和《新教育》，并把它们结集取名为《追》。1929年，施蛰存在水沫书店出版第四本小说集《上元灯》，其中短篇小说10篇。然而施蛰存对其中一篇摹写小说《牧歌》不甚满意，1932年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再版时，便将《牧歌》《妻之生辰》《梅雨之夕》从小说集中抽出，换上了《旧梦》《桃园》《诗人》。施蛰存曾说，以前的几本不是习作，就是摹仿之作，根本就不算创作，1932年版《上元灯》是其文学创作的开端。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在1930年代达到顶峰，小说集《李师师》(1931年)、《将军底头》(1932年)、《梅雨之夕》(1933年)、《善女人行品》(1933年)、《小珍集》(1936年)相继出版。1947年出版《四喜子的生意》后，施蛰存小说创作戛然而止，“文革”开始后，更是将心血笔墨都付诸了学术研究。

二

施蛰存成年后长居上海，然而他的小说创作却很有趣地常常以一段旅程为背景，主人公心绪的变化，命运的曲折变迁，情节的跌宕起伏，总是和旅途息息相关。无论主动或是被动，这一段旅程都成为他们寻找自我所作的逃离。从本质上说，旅程本身即是目的。施蛰存精于以绮丽的笔触展示一段寻找自我与存在意义之旅。而这段旅途的主角，则常常以一名异乡客的姿态出现。异乡客的概念，既存在于文化的层面，也存在于地域的层面，然而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着小说中人物的内心认同，或许我们也可以通过这频繁的异乡客人物设置，窥见施蛰存的部分内心世界。

《将军底头》中的异乡客自然是奉命去征伐吐蕃的花惊定将军。他是吐蕃国武士的后代，虽然在汉文化地区长大，然而却难忘自己民族的文化：“从小就听惯了矍铄的祖父所对他讲的吐蕃国的一切风俗、宗教和习惯”，“祖国的光荣都随着将军的年龄之增长而在他心中照着”。 故而汉族人的贪渎、无义的根性令他憎恶，正直、骁勇、一心战死的吐蕃国武士才是他所认为的英雄。征伐之旅转瞬间成为了一个漂泊者后代的寻根之旅。而在征程中体悟到爱情甘美的将军花惊定，虽被砍掉了头，但凭借顽强的意志，仍旧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由鲜血杀戮的战场赶回村里看望那个美丽而又文雅的少女，征伐之旅最后变为了爱情的启蒙之旅。

《春阳》中的婵阿姨则从昆山到了上海，从“风风雨雨”走到了“满街满屋的暖太阳”下，从金钱的牢笼走到“年轻人底狂流”中。她意识到自己的差异，看到上海南京路上的本地人“穿得那么样轻，那么样美丽，又那么样小玲玲的”，自己却是累赘又孱弱，不知如何融入人的狂流中去。从银行到冠生园的路是婵阿姨在暖阳下个体欲望的复苏，从冠生园回银行之路则是婵阿姨作为欲望之人和道德之人的博弈，一声“太太”让她丧失了走到春阳下的勇气，重新走入了“阴沉沉”、“要下雨”的旧世界中。

《梅雨之夕》中的主人公因为雨放慢了回家的脚步，自我设定了一段短短的旅途。在这旅途中，有对自我的审视，也有因潜意识中的渴望而生发出的与一位姑娘的偶遇。在雨的朦胧和自我的意念之间，她忽为陌生人、忽为来自苏州的那位我少年时的邻居、玩伴、初恋。雨停了，美梦结束，主人公回归到和妻的正常生活，从这一角度上看，雨中的漫步何尝不是内心渴求的一场白日美梦。

“迁居”也是施蛰存小说中常出现的景象，例如在《扇子》中，“我”因父亲要到师范学堂做监督而全家从杭州迁到苏州，《周夫人》中则是从杭州搬家到慈溪，《鸠摩罗什》中鸠摩罗什为学习佛法从龟兹国去往沙勒国，学成后又回到龟兹国，龟兹国被吕氏攻破后被掳至凉州，又在凉州城破后前往长安。

这种在路上的异乡客情结似乎可以在施蛰存的童年经历中找到一些痕迹。施蛰存于1905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水亭，1909年全家迁往苏州居住，先租住乌鹊桥弄，不足一年，又移居醋库。1912年施蛰存随父母从苏州迁居松江，先居于松江城内府南405号，1915年搬入县府路20号，此后一直在此居住，直至淞沪会战施蛰存才离开松江老屋。这些经历频繁映射在他的小说中。例如《扇子》一文，几乎与施蛰存从杭州前往苏州的经历完全吻合，“父亲因为要到师范学堂做监督而全家迁苏的那一年，我才只九岁。到苏州之后的第一个月，我记得很清楚，我整天地藏躲在醋库巷里的租住屋里，不敢出外，因为我不会说苏州话，人家说话，我也不懂得”。

儿童心理学认为，因为儿童尤其是幼儿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故而需要依靠熟悉的环境和作为共存客体的父母找寻安全感和稳定状态。施蛰存幼年时期频繁迁居，虽都在江浙一带，但文化差异仍旧存在，或许作家的这种生活经历逐渐沉淀到意识深处，待成年后提笔创作，便自然产生影响。

事实上，对于迁居，施蛰存有着几乎完全相反的表述。他早年曾说：“我从小就觉得‘大丈夫四海为家’这句话有意思，每逢旅居异乡的时候，我总能够随遇而安，一点没有‘出门千里不如家里’的感想。”及至晚年则转向相反的态度，感叹到：“我心常揣揣，古语云：‘出门千里，不如家里。’我是老旧人物，终觉此言是真理。”而至于童年经历如何影响了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则是另外的大课题了。

三

施蛰存集中小说创作的“松江15年”，乃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时代大变迁中，施蛰存的小说仍旧无意干预现实，而是将笔墨关注的重点放在了生命个体的心理困境之上。这种创作状况和施蛰存的文学观念是一致的。施蛰存关注的是世界上一个个各自独立同时却也孤独无依的生命个体，探索、发现的是人类幽深而隐蔽的心理世界，内心世界的纠结、矛盾、冲突是施蛰存小说中频频出现的母题。

施蛰存小说中的人物，自我认知与理想镜像常常是错位的，在现实的挤压和内心的浮摆之间，二者总是无法合一。自我的定位与现实图景相去甚远，自我在欲望横冲直撞的本我和力求禁欲的超我之间来回摇摆，在或禁忌或放纵的不同选择中寻求着内心世界的平衡。

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矛盾似乎普遍存在。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人都是某种镜恋动物。大多数人终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寻找、辨析、靠近并最终成为自身认可的一个形象。自身与理想自我能否聚合，考验着生命个体能否自我认同并最终走入自恋或自卑的人生历程。在施蛰存的笔下，自我的现实景象和理想镜像之间不仅无法合体，相反，二者总是错位甚至是背离的。

在小说《石秀》中，石秀所面对的第一重的困境便是对自我的定位，面对戴宗、杨林发出的一起上梁山的邀约，一方面石秀自认自己是有着清白之身的良民，虽则贫贱，但是却也有着清清白白的祖宗家世，若是熬不住这一点点的苦楚上了梁山，便是给祖宗丢脸。觉得“将来犯了杀头开腔之苦还没什么打紧，倒是还蒙了一个强盗的名声可不是什么香的”。在《春阳》中，婵阿姨是抱着未婚夫牌位成亲然后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女人，一宗巨产暂时的经管人，然而在春日暖阳的上海，她忽而产生了对自身生活的另一种完美想象：嫁了丈夫，有了儿女，成了家。生活以另一种姿态存在：“一个年轻的漂亮的丈夫，一个兴高采烈的妻子，一个活泼的五六岁的孩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自己仍是“密斯”。然而当她怀着隐秘的欲望回到银行，年轻行员一声“太太”的称呼猛然将她打回现实的冰窟。而在《鸠摩罗什》中，大智鸠摩罗什则在爱欲和功德的冲突中摇摆不定，做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过绝对禁欲的、刻苦的生活，还是做一个爱着妻子的凡人，生活在凡人中间，这两难命题让即便已经参透佛经经典妙谛的鸠摩罗什也难以抉择。

施蛰存擅长心理的分析，人物内心的波澜在作者笔下纤毫毕现，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作品不仅止于本我、自我、超我的冲突，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错位，更借由弗洛伊德“梦”的理论，将人物的内心世界推向更复杂也更丰富的层面。弗洛伊德认为，梦是现实的满足，它有象征、伪装和检查的作用，是对于不完美现实的心理补偿。在施蛰存的小说中，既有白日的半梦状态，也有夜晚潜意识受到较弱的意识盘查，通过变形、化装等闯入意识世界的展现。《梅雨之夕》和《春阳》写的都是白日的半梦的状态，《梅雨之夕》中，小职员在下班路上遭遇雨天。雨隔断了现实，为他提供了一个封闭的想象空间。于是在这迷蒙的雨天，他不仅伴着一位美丽的少女同行，还在迷离中将她指认为便是自己的初恋，当这种认知触及到意识的警觉，又发觉妻子在以一种忧郁的眼光盯视着自己。在《春阳》中，居于上海陌生环境中的婵阿姨拥有了想象的安全屏障，于是在寂寞的驱使下，在冠生园里有了一场文雅男子与自己搭讪的幻觉想象：搭讪、邀约、自我介绍，然后手挽着手在马路上走。这种以对现实的不满为根据，在力比多为驱力的短暂白日梦在《周夫人》中有更大胆地体现，当周夫人陷落在自身痴迷的想象中，在无法辨识或是假装无法辨识周先生和微官的时刻，她错将微官当做周先生，来获取些许的心理安慰。乃至回到现实，明确知晓自己的行为已然逾矩，还是难以抵挡片刻欢愉带来的幸福感。然而这些白日梦往往是短暂易碎的。雨停便打破了封闭的空间，银行职员对婵阿姨唤一声“太太”便粉碎了她的美梦，至于周夫人，万千浮动的心绪也只有这一次短暂的展露。除了白日梦，施蛰存的小说更很多的是纯粹的梦境。以梦实现对白日心愿的满足在《狮子座流星雨》中展现得最为直接，趣味十足。卓佩珊夫人受生子问题所困，前去德国归来的吴博士医生处求诊，却偶然听得被热议的狮子座流星雨，开始觉得是扫帚星不吉利，当听到管门巡捕告诉王公馆的丫环：“你看不得，看了要生小娃娃。”却又动了心思，折腾了整夜，却在进入梦乡后，“忽然梦见星飞空中，明如白昼，而且投入自己怀中”。这个梦境的构成，不过是白日心中祈愿、朝阳光芒直射眼睛配以丈夫无意把象牙梳子掉落在地上的响声混杂在一起。然而这样的梦却也毫无疑问大大安抚了卓佩珊夫人，令她决心“今天夜里再看”。

妖魔化的他者是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施蛰存笔下的主要人物，既有古代的名将、高僧、落草英雄、名妓，也有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普通人，而透过这些角色的眼睛所展示出来的世界，自我之外的他者常常被妖魔化了，在《石秀》中，石秀的欲望投射至潘巧云身上，进图两难求而不得间，她已被指称为放荡的妓女，死于刀下，在《李师师》中赵乙不过是粗鄙的帝王，他粗俗的举动，蠢陋的谈吐，卑劣的仪度让他只能是一个不解风情的东西。《鸠摩罗什》中，龟兹国王的爱女美且端庄，然而却是破了高僧鸠摩罗什金刚身，令他这样的莲花陷入臭泥堆的人，而那个羞辱自己渎佛、渎圣的武夫更是死有余辜的，城破被杀也是必然。正是这些妖魔化的他者之恶，自我主体扭曲的人格和变态的欲望才得以展露：男性微妙而又复杂的性欲望，对于妖妇和娼妓变态的性心理，以及难以遏制的杀戮和嗜血本性。

施蛰存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成就与价值毋庸置疑，然而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文学作品对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阅读、解读、传播施蛰存的文学作品，通过对他的想象触摸上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创作与发展脉络，我们才能建立对现代文学更完整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