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都是东南西北人——琐忆九叶诗人唐祈先生

　　2001年8月7日，诗歌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九叶诗派研讨会”。这是官方举行的第一个关于九叶诗派的研讨会。

那些日子，我一直在回忆1980年代我跟唐祈先生的短暂交往。

唐祈先生是“九叶”之一。他生长于南昌，但他更喜欢说自己是苏州人，因为他家祖籍苏州，我们算是同乡。所以，我与他初次见面就显得挺热络。那时我们都远离江南故地，在大西北的兰州——他在那儿的西北民族学院教书，已经有好多年了；我则在兰州大学读书，刚刚开始。

那是1987年一个初冬的晚上，我们学校的诗社(我曾短暂服务过)请唐祈先生来做讲座。那时的唐祈先生已经67岁了，但身子骨看上去相当硬朗。他戴着金丝边眼镜，身穿笔挺的中山装，显得风度翩翩、儒雅不凡。他善于发掘、培养年轻诗人，这在诗坛是众所周知的。那天的讲座除了介绍性地阐述九叶的诗学主张外，又帮学生们赏析了一些西方的名家名作，如他最钟爱的里尔克以及波德莱尔、艾略特等人的杰作，还重点推介了几位青年诗人的作品，如舒婷、顾城、韩东和宋琳等。他一一指出了它们的好处及创新处，并表示了嘉许。

我每回去唐祈先生家，都能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看见几个少数民族学生或坐或站，或自己读书，或向他讨教。如果唐祈先生是在工作，他仿佛可以将自己屏蔽起来，不受干扰、旁若无人。

今年8月上旬，我去参加第五届国际青海湖诗歌节。期间，青海诗人杨廷成邀请我和挚友、佛山诗人张况一起去西宁附近的乐都县参访，居然遇到唐祈先生的一位老学生，蒙古族诗人阿海林。海林与我年龄相仿，他1980年代后期在西北民族学院求学，经常去唐祈先生家。有可能，当时，我们还在那里见过呢。因为唐先生的这层关系，海林与我一见如故，他跟我谈了一些唐先生最后由病而亡的情形。让我不胜感慨。他是唐先生的嫡传弟子，我是庶出的。但是，在精神气度上，我觉得自己与唐先生颇有相似之处，至少不亚于那些民院的学子。

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经常回答说是东西南北人或东南西北人。因为我在25岁之前，就从东南到西北再到西南再到华北，完成了全国性的“学游式”(以学为主，所以不是游学)流徙生涯；35岁之后，则以诗歌名义，游走于全世界各地。唐祈先生也是东西南北人。他生长于东南，也是到西北上大学，我们俩共同的特征就在于这“南北通透”的个人性格与写作风格。唐祈的牧歌揭示了一位南方诗人对于西北草原生活的体验，体现出中国诗歌文化的南北融合。他的牧歌风格清新而哀婉，但背景宏阔，而且具有纵深的历史感和峻厉的悲剧意识。

当然，在年轻时代，我是自己的选择，他是不得已的，东南故土已是日寇铁蹄下的焦土，他只能转向西北国统区。所不同的是，我只把西北作为一个炼钢炉，锻炼一下我的青春和意志；1991年甫一毕业，我就逃离了。而他1942年大学毕业后，留在了西北，任兰州省立工专教师。

到中年之后，唐祈先生到西北也是自己的选择，而且比我更坚定。他虽然多年在东部地区生活工作，1978年，经过14年的下放劳动，他由江西到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社小说散文组组长，旋即又转任《诗刊》编辑。但是，第二年，他做出了惊人的举动，毅然离开京城，远赴大西北扎根落户，乃至认西北为故乡。

有一个疑问曾经萦绕在我心头：大西北真正吸引唐祈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唐祈先生曾经自答：“到西北高原找回我年轻时写诗的‘基地’，找到曾哺育过我的诗的少数兄弟民族。”其实，他回到西北这一决定和举动并不仅仅是为故地重游，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意义；而是为“培养新一代少数兄弟民族青年诗人尽我微薄的力量”。他喜欢在“少数”和“民族”之间加上“兄弟”二字，他对少数民族的感情可见一斑。

从1979年到1989年整整10年间，他确实为少数民族尤其是民族诗歌尽了力——不是“微薄”的，而是很大的力，培养出了不少小有成就的少数民族青年诗人。唐祈先生那时候身体好，干劲足。他自己也觉得老当益壮，说：“这批青年诗作者也给予了我一种西北高原的青春的力量，鼓舞我同他们一道在诗歌的大路上向前走去。”

唐祈先生的诗歌创作起步于西北高原。西北，在东部人那里往往被称为“大西北”，连绵的群山、浩瀚的沙漠、宏阔的草原，这种空间的大视野有助于造就诗歌的大格局。1980年代，整个中国洋溢着一种青春的激情，这种激情浇筑了那个诗歌的年代，也导致了革命性的思想和行动。但是，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社会思潮已经激情消退，青春不再。不过，青春激情之于大西北，似乎不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内涵，而是属于所有时代，1970年代之前和1990年代之后，大西北都跳荡着青春的气息，涌动着激情的波涛。

唐祈对西北精神风貌的迷恋和向往，其实是一种文化自觉的选择。作为华夏文明中人，他自己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需要刷新，但在汉语文化语境本身之中，他很难实现突破，除了向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寻找刺激性的资源外，他也在向周边少数民族汲取精神养料。就文本资源而言，他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民歌。我还记得，在他任主编的新版《中国新诗》杂志里，登载了不少那类民歌，比如青海的“花儿”。有一段时间，我去旁听了一些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的课程，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意化用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就是因为受到了唐祈先生的影响。

通过运用西北少数民族刚健的精神资源和朴拙的文本资源这些“生料”(raw materials)，来更新或补充熟透了的汉语中心主义文明，使他的诗歌在文化语境里给人以一种起死回生、重新出发的感觉。这一点，使得唐祈跟九叶诗派中的其他诗人区以别焉，或者说具备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化符码。

对这种生猛文明的向往，不仅仅是唐祈先生一个人所独有的；至少我在少年时代，有过渴望。以苏州地区为代表的江南文明在南朝之前，还算是生鲜的；但到了南宋，发展到了高峰，就熟透而熟过头了。必须要寻找一种相反的美学力量，来比较快捷地让这种钝化状态重新焕发生机。那正是我当年“孔雀西北飞”，要到大西北去磨砺自己的个人性格和诗歌风格的最重要最内在的原因。当时，像我这样的文弱书生却钦慕边塞派那样的风格的青年诗人还有不少。唐祈先生是这个方面的老先锋，而且坚持得最久。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大西北虽然是青春激情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挥的场域，但对于唐祈先生而言，那恐怕只是原动力，而不是写作的直接原料。他的诗艺，无论是布局还是格律，总体上来说是相当克制、理性和讲究的。他有浓厚的浪漫情怀，但他在更大程度上毕竟不是浪漫主义的信徒，而是现代主义的鼓手。

我给唐祈先生出示过一些习作，请他指点。他肯定了我的青春激情，但也劝导我要思考得更深入些，别急着下笔。这忠告对我以后的创作习惯影响深巨。我本来是凭着一股子青春激情去跟大西北撞了个满怀，也是凭着青春激情在诗歌的广阔天地里撒野狂奔。不过，遇到唐祈先生的时候，我正好已经开始细读艾略特的诗歌尤其是诗论，再加上唐祈先生的循循善诱，我开始由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

唐祈先生的教授之家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他的书房里只有一张行军床、几个书柜，书柜上放着一架只有10英寸左右的黑白电视机。学院没通暖气，所以他家里自己生着火炉，室内温度不高，有时候他得穿着棉衣伏案工作。最令我印象深的是：墙上有一幅很大的剧照，剧中人物穿着民国时期元戎的盛装，极有气度和气派；唐祈先生年轻时候曾热衷于演戏，大概那是他自己钟爱的一个舞台形象吧。

每次，他会先让我们坐下等几分钟，忙完手中的急活，他无时不处在工作状态中。唐祈先生很健谈，而且记忆力好。过去快30年了，有些谈话内容我至今还记得。

第一次自然要从老家开始谈起，谈的是苏州人性格和苏州文化品格。他说，外面人总是认为，我们苏州文人多，所谓文弱，这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对“勇敢”的片面理解。的确，有些地方的民风彪悍，有尚勇之气，但勇敢不仅指一己之勇、匹夫之勇、蛮力之勇；更可贵的是文化气质的支撑和道义观念的表现。苏州历史上不乏仁人志士，有杀身成仁者，有为民请命者，有暴力起义者。

他举例说，太平天国时期，苏州曾被屠城，是因为我们苏州人追随太平军将领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曾经异常激烈地抵抗李鸿章率领的清军。后来出现投诚事件，但暗中通敌、刺死谭绍光、献城投降的主谋是纳王郜永宽，这个大叛徒不是苏州人，而是湖北人。

他再举例说，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阉党执政，朝政黑暗。苏州市民反对权倾一时的魏忠贤，打死打伤了这头阉驴派去抓捕清官周顺昌的东厂特务(缇骑)，后来，魏忠贤派兵镇压，马杰、周文元等五位义士为保护当地群众，挺身而出，自系入狱，英勇就义，谱写了苏州历史上最壮烈的一页。

我补充说，就在苏州人痛打缇骑之前20多年，苏州人还痛打过税棍。公元1601年，明神宗派税监孙隆到苏州征税，孙隆跟地痞勾结，在苏州城各处设立关卡，凡是绸缎布匹进出关卡，一律征收重税。织工葛贤率众打死打伤过平日煞是霸道的税棍。

那么，唐祈先生为何要强调东南文化之勇猛这一方面？

我想，那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西北人中间，听到了太多周围的人半带嘲讽地概括说苏州人的文弱。他受到了刺激，需要为自己的祖籍文化进行辩护。

另外，因为唐祈先生长期生活在西北，所以养成了比较刚毅的性格，自然也就更多地关注各种文化中刚毅的方面。所以，他的强调不仅是辩护，也是发现，更是擂鼓助威，希望苏州人更多更自觉地发挥自己文化传统中勇毅的一面。

1940年代《中国新诗》杂志在上海创刊，唐祈是该杂志的编委。这是九叶诗派的主要阵地。1980年代，为了恢复当年的荣耀，传承九叶的成就，他仅凭一己之力，多方筹措经费，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中国新诗》在新的历史时期复刊，其封面、装帧与旧版一样。这本杂志几乎全程都得唐祈先生亲自参与，不知道凝结了他多少心血。后来，因为缺少经费，出版了几期后，终究不得不停刊。也正因为短命，所以倍加珍贵。

他跟我一见面，就给了我一册新出的《中国新诗》，浅蓝色的书衣简朴素雅而内容丰富多彩。有他的老战友们的作品，也有团结在他身边的当时甘肃省的青年诗作。

他曾经跟彭维金一起，牵头带着少数民族教师和学生，编写了极具价值的《中华民族风俗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有一次我去他家，他刚拿到样书，就顺手给了我一本。我感兴趣的是，或者说此书比较重视的，是对少数民族节庆文化的概括和介绍，尤其是对那些节庆的历史渊源和传承叙述得比较周详。比如，关于农历三月三这个中国最古老的情人节，现在我们汉族文化中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但却在布依族、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依然保持这一节庆。

其实，我案头还有一部唐祈先生主编的书，那就是诗歌界很多书架上都配备的《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里面收录了当时和现在看来都非常先锋的作品，如大约16位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作品，当时他们都不过20多岁，唐祈先生就把他们的一些存在争议的诗作收到了这部颇具经典化意味的词典里，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或者说气魄的。

这本书是我自己买的，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的，那年年初唐祈先生就仙逝了。

我初次去唐祈先生家是1987年冬天，1988年去过多次，而到了1989年，我的大部分时间不得不用来忙于别的事，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学习，况且，我从心态到行为都变得比较孤僻，甚至连唐祈先生那儿都极少去。

1990年初，我偶尔从当地的一份报刊上看到唐祈先生溘然长逝的消息，颇觉震惊。后来，我得知，他的死是抢救不力尤其是庸医误诊的结果。唐祈先生已经走了；即使他在，我又能为他做什么呢？作为诗歌的后进，我只有捧读他的诗篇，寄托哀思。我曾找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唐祈诗选》，那也是在他死后才面世的，恐怕印数很少，发行范围也不广，连一些大型图书馆和他的同辈诗友那儿都没有；后来，还是他的女公子来京时给我带来了一本。

在九叶诸家中，唐祈的身后是比较落寞的，到现在为止，他去世已经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他自己的著作只出版过薄薄的、寒酸的这本《唐祈诗选》，至今没有文集的编撰的消息，更别说是纪念文集了。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