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西北的“二萧”

　　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曾到过西北，准确说是仅仅到过西安讲学。但孔子西行不到秦，鲁迅西行已到秦，已经很不容易了。而鲁迅的两位东北籍的年轻朋友或学生“二萧”，则都到过西北，尤其是两次到过革命圣地延安的萧军于民国时期还到过甘肃兰州，那是接近敦煌的一个西部重要城市。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到过遥远的新疆。总的看，作为著名的“流浪型”作家，“二萧”都到过西北确是基本的史实，值得我们关注。

总的看，“二萧”都是一生流浪或不断行走的作家，是走到哪里都在感受和书写的中国现代作家。当他们与西北结下缘分的时候，他们在离乱中也留下了一些故事和值得寻味的文本。而作为现代中国著名的“流浪型”作家，“二萧”从东北出走流浪，他俩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但无论走到哪里东北都在他们的心中，而每当他们倾心描写东北这“疙瘩”的人生和风景时，他们就能够获得文学上较大的成功。“流浪”或“走异地”往往是一种作家的人生转折，却往往也是创生文学的契机。尽管“二萧”当年因战乱被动地离开，但东北永远是他们的家乡和符号，恰恰是离开，才使他们更加“心系东北”并成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佼佼者。事实上正是，只有走出去、走异地才会使得“二萧”先后有机缘结识别样的人们，才能与也和西安有缘的鲁迅、丁玲等文学名师结缘，并曾受到他们的关心关照，留下了文人之间难得的帮扶佳话；当“二萧”流浪的足迹抵达大西北的时候，他们在这里留下了心向光明却又悲欢离合的故事。不幸的是，即使是自古辉煌无限的西安也不是他们的“福地”，就像东北军进驻西北，可以做大事闹出“西安事变”但也会遭大难，“二萧”的“西安事变”则主要是“情变”导致的“婚变”——萧军与萧红于苦难中结下的多年情缘及婚姻，于1938年春终结于著名的早已沦为“废都”的西安，确实令人怅叹不已。由此“二萧”彻底劳燕分飞，继续各自的流浪。与萧军相比，也许只能说萧红仅是西北的匆匆过客，萧军在西安的不愉快与萧红相仿佛，但他两次到过延安，并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其特立独行和别致言论毕竟影响久远(尽管他在当时经常处于风口浪尖，多受非议，也曾颇为失意)。

在“二萧”与西北的关联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耐人寻味的“缘分”或“史实”。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去了解。

其一，地缘也是“缘分”：“二萧”曾行走于西北。作家“人地关系”的建立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地理现象。结缘于东北的“二萧”缘于人生命运、文学爱好以及性别差异等走到了一起，有缘分是确定的，对此人们关注颇多，但他们为何要到大西北来呢？据有关史料记载，1938年2月24日，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的萧红，曾给哈尔滨时的老同学、当时已到延安的高原写过一封信，表示：“现在我是在民大教书了(运城是民大第三分校)，这回是我一个人来的，从这里也许到延安去，没有工作，是去那里看看。二月底从运城出发，大概三月五日左右到延安。”(萧红著，周细刚编选：《寂寞花》，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99页)但萧红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主要原因是萧红去延安需要跟随丁玲率领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起行动，而西战团突然接到了总部“暂不回延安，转到西安国统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命令。于是萧红便随丁玲到了西安。萧军也曾与萧红等人同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书，但他很想辞去教职到五台山一带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亲临第一线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作为妻子的萧红坚决不同意，认定萧军去打仗万一牺牲了太可惜，不及当作家对国家对民族贡献大。然而血气方刚的萧军去意已决，由此“二萧”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由此约定暂时分开。萧红前往西安后，萧军则由吉县只身步行，渡过黄河并于1938年3月第一次到达延安。当时的萧军，仍准备转道去山西五台山一带参加游击战争。正在这时，丁玲、聂绀弩由西安到了延安，邀请萧军等去“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于是，萧军便同丁玲、聂绀弩等一起到了西安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萧军与萧红再次见面，但为时已晚。萧红已经和端木蕻良建立了新的恋情关系。无论萧军怎样努力，这次倒是萧红主意已定。于是这对患难度过六年的夫妻终于劳燕分飞了。分手后，萧军原拟去新疆，却又意外地到了兰州。人在流浪中，意外的事情就会经常发生。但萧军热心于抗战的追求却依然如故：他在兰州从事的仍是宣传抗日救亡方面的工作。时光如梭，到了20世纪80年代，萧军才有机会再次光临大西北，并到了他很早就想前往的遥远的新疆。

其二，在大西北的日子里：即使伤情也依然追求。虽然“二萧”在西北并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甚至伤心伤感伤情不已，但他们的人生理想依然没有幻灭，依然对爱情葆有热情，也依然热衷于创作或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出“二萧”的积极人生态度及其蕴含的生命正能量。有些人总是计较“二萧”情变中的孰是孰非，甚至从道德角度审判所谓“第三者”端木蕻良的介入，在网络上甚至有人根据电影《黄金时代》的情节和镜头对“二萧”嘲骂不已，甚至皆以“流氓”视之。其实，在西北的日子里，“二萧”的感情戏固然重要，戏剧化的元素确实较多(比如就在西安1938年4月天的某日，莲湖公园旁梁府街的女子中学，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驻地以及夜幕笼罩下的莲湖公园，“二萧”和端木等人就上演了惊心动魄的爱恨情仇的戏剧化感情大戏)。但我们还是要看到他们基本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情况。对于萧红而言，1938年的春天给她带来的人生变故确实很大，打击也是空前的，失去了萧军意味着失去了她的半条性命，对她身心健康的摧残无疑是巨大的。但她依然努力振作，既要继续寻找感情的寄托，更不能放弃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作，这对她而言就是生命的自我救赎。比如在西安期间，萧红曾和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编了话剧《突击》，上演后轰动一时；她还精心为李因红(陕西师范学校一位普通的语文老师)的一部长篇小说《高粱红了的时候》写了序言。而萧军更是积极而又乐观，即使离开萧红，也还是惦记着关切着，曾委托丁玲和聂绀弩多多关照萧红；他的两次进入延安，一次进入兰州，也都能积极参与编辑报刊等文学活动，即使遭遇种种挫折也绝不苟且。比如，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是1940年的6月，与第一次的“过客”身份不同，这一次他便安住下来，直至抗战胜利，长达五年多时间。在延安期间，萧军与毛泽东曾多次接触，畅谈自己的文艺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是畅所欲言，尽管他被多人多次批评，甚至成为座谈会上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人物，但他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看法，敢于仗义执言，也仍然能够坚持参加革命工作，永不放弃对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还作为有心人和见证者，为后世留下了《萧军日记》，保留了关于延安、关于毛泽东、关于文艺、关于知识分子命运等方面的大量历史信息，对后人也会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历史业已证明，延安时期萧军的很多想法、说法、做法都经受住了历史的严格考验，体现出了难得的历史理性，也于直接和间接的“鲁迅式”话语中，彰显了“鲁迅影响”的存在及其顽强的生命力量。

其三，失意或得意地离开，都留下了最难忘的记忆。萧军和萧红都曾随着著名的西战团一起行动，但严格说来他们都并未真正融入这个团队。当“二萧”相聚于西安的西战团驻地时，他们终日却主要纠结于情感的冲突，饱受心中风雨的吹打。这最终导致了萧红黯然离开西安，也放弃了原来要去延安的打算。就在1938年4月17日或18日夜晚，她告别了丁玲和西战团，同端木蕻良一起到了武汉。当时，丁玲曾再次恳劝萧红和自己一起去延安，用各种可能打动萧红的理由来试图说服她，但出于各种考虑，萧红还是由此告别了西安，离开了西北，也与神交不久、相去不远的延安彻底暌离。对此，与“二萧”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丁玲曾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里，回忆了自己劝说萧红的情形：“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久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见《精美散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字里行间留下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怀念和遗憾。萧军在西安期间经历了与萧红一样的诀别之苦。但他的强悍性格似乎很容易使他化解这种痛苦：他在萧红离开之后于1938年4月28日，便和戏剧家塞克及作曲家王洛宾等一同来到兰州，在《甘肃民国日报》社主办的《西北文艺》副刊当主编。忙于新的工作确实能够使他减轻心中的焦躁和痛苦。尤其是，萧军也很快找到了新的感情寄托。就在抵达兰州不久，“文坛独行侠”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新的爱情：萧军与曾经参加《放下你的鞭子》演出的房东女儿王德芬建立了新的恋人关系。而在办报过程中，他也是既当编辑，又当作者，对抗战宣传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与他后来在延安期间编辑《文艺月报》一样，都有着鲜明的办报编刊倾向。在延安期间，萧军还担任了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主编等，对弘扬鲁迅文化精神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延安期间，萧军带着他的新夫人和孩子，度过了数年极其充实也极为难忘的岁月，他经常获得的稿费不仅贴补了家用，而且在被同志们共享时也体验到了那种难得的欢愉。有人以为，萧军在延安总受到压抑，承受的都是无涯的痛苦，这种观点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直至抗战胜利后，萧军也是被作为“老延安”看待，并于1945年11月委以重任派往东北的。这次告别延安毛泽东还亲自约萧军谈话，叮咛再三，可以说是光荣的别离而非失意、痛苦的别离。此后，他便荣归故里，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经受新的时代风雨。直至80年代，他被邀请前往遥远的新疆，并为新疆青年学子讲述他与西北，尤其是与延安的结缘并终生难忘的故事。

近期，电影《黄金时代》在银幕上复活了“二萧”，其中也有“二萧”游历西北的故事情节。同时也展示了鲁迅与“二萧”之间的情谊和文学上的承传。而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吉林省作家协会举办的这次纪念鲁迅与“二萧”的学术会议，也在更高的层面复活了鲁迅与“二萧”。除了以上介绍行走于西北的“二萧”及相关情况，这里还想特别强调三点：

一是鲁迅为“二萧”抗日作品作序的行为本身，就证明他绝对不是什么汉奸！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却有一种污蔑鲁迅为汉奸的言论甚嚣尘上，借助新媒体传播甚广，影响甚坏，令人不可轻视。想当年鲁迅饱蘸浓墨为“二萧”各自的第一部著作写序并帮助出版，固然有对文学青年文学才华的欣赏，更有对其作品抗日内容的高度认同，鲁迅真心希望通过《生死场》《八月的乡村》等作品而使当时的读者能够及时关注东北的沦陷，以及东北人民陷入悲剧的现实生活情状。如果他是汉奸怎么可能为“二萧”这样的抗日作品作序并慷慨解囊资助其出版呢？

二是，“二萧”基本上是“流浪型”的作家，在流浪的途中他们往往灵感频发，创作成果丰硕且特色鲜明。在他们居无定所的困顿旅途上，他们创造了人生的辉煌。学者叶君曾以《百年萧红：任性的孩子在路上》为题，表达了对萧红的观感。萧红自己在诗歌《沙粒·三五》中也感叹自己：“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多么渺茫！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着我的是异乡的风霜。”(萧红：《萧红经典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13年，第13页)萧军的情形与此很相似。但文学史上的“二萧”总是主要以心系东北的作家形象出现的，在行走西北期间，他们的东北流浪作家形象也是相当特殊的身份，这促成他们无论感情受到多少挫折，也还是能够坚持从事抗日的、进步的文学书写，并由此形成了足以彰显“东北作家群”的流派特色。

三是，鲁迅的“影因”在“二萧”等现代作家身上的体现，已经构成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比较而言，生物“基因(gene)”是自私的，“基因”信息有赖于生物遗传；精神“影因(meme)”则是利他的，“影因”信息有赖于文化传播。基因与影因的“双因”传播，构成了人类最为辉煌也最值得关注的现象。言说鲁迅与“二萧”，也可以由此展开。在我看来，即使是神化或丑化鲁迅，其实也是“文化”运演的现象性体现，背后也有“影因”的实存，也有“影因”的力量在潜在地发挥作用。而在那些喜爱鲁迅、敬重鲁迅、师承鲁迅、研究鲁迅的人们那里，影因的实存及其魅性的体现，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鲁迅与“二萧”的命运性关联或二萧身上文中的鲁迅文化胎记，就正是这种“鲁迅影因”实存的生动体现。可以说，在中国，鲁迅的影因力量已经能够达到全国，包括西北和东北最边缘的区域，这就是说“鲁迅文化”的现象性影响其实是没有边界的；在中国，“二萧”也是具有较大影因力量的文人，可谓是：说萧军，“双因”皆传足英豪；论萧红，影因永传亦美好！亦可谓：鲁迅的精魂犹在，影因犹在，“二萧”可为证；“二萧”的精魂犹在，影因犹在，我们当为证！固然，人生往往不可能十全十美，个体的人包括任何文化名人的基因和影因也都是有局限的，鲁迅与“二萧”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学医出身的鲁迅对自我生命呵护的缺乏，“二萧”对爱情婚姻的经营，萧红对新生命孕育及保护意识的残缺等，都留下了相当大的遗憾。

最后我还想说：东北、西北一家亲，当年东北军和西北军共同发动“西安事变”，书写乃至创造了历史。作为东北文人，“二萧”在西北的经历，也可以给后人留下诸多关于爱国、爱情以及生命哲学、文学地理等方面的有益启示。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来自鲁迅与“二萧”的故事总可以给人“见微知著”“小中见大”的重要启迪。比如，在大东北，提起“二萧”几乎无人不晓，而“二萧”与鲁迅结缘形成的人生佳话也会千古流传，无论在黑土地上还是在黄土地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植根于生命大地上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以鲁迅和“二萧”为代表的现代文人留下的“影因”力量。鲁迅曾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鲁迅：《华盖集续编·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信然。鲁迅的“影因”体现于“二萧”，“二萧”的影因体现于“萧迷”，文化生命的传承和彰显就是如此神妙。这也就是说，鲁迅活在“二萧”的心中，“二萧”活在我们的心中，“影因”就像“基因”一样是难以磨灭的。我们重提鲁迅与“二萧”以及他们的因缘，就是因为他们的“影因”业已传递到了我们的心中。我本人从大西北辗转来到大东北来参加纪念活动，就是这种“影因”在发挥作用，在北方冬日的严寒中，我们因缘于鲁迅和“二萧”，心里是热腾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