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严文井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我的导师是严文井。导师是讲习所为各个学员指定的，都是国内的名作家，我觉得自己真是时来运转了。

当时，我写了一部名叫《生活的路》的长篇习作，给自己制造了极大的麻烦。书稿完成于1977年，小说的整个基调和那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悟，跟社会上流行的政治调子格格不入。稿子在一家又一家出版社之间辗转、退回，最后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先肯定稿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孟伟哉。我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一番修改，不久听说稿子交到社领导那里了。后来听见传言，说书稿在人文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大毒草！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上海的一家少儿出版社。因为我写这部书，少儿社曾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批判，还罗列了我走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严重等许多罪状。我连连做噩梦，总是梦见严文井把我的书稿枪毙了。自从我挨了批判以后，能否出书，对我就有了一种生死存亡的意味了。我们的领导一直扬言要对我“秋后算账”。如果我的书因为是大毒草而不能出版的话，那么就证明了对我的批判完全正确，“算账”不必等到“秋后”，马上就要来了。而这“账”是政治账，它的后果不堪设想。

但我读过严文井的作品，喜欢他的《小溪流的歌》，也非常敬佩这位儿童文学的前辈。我想，这么一位有纯真童心的老作家，也许会听一听我的倾诉。

我决定给严文井写一封信。我在信中如实倾诉了自己的心声，甚至连自己做的梦都写上了。我最后请严文井读一读我的这部书稿，看它究竟是不是大毒草。严文井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他说，书稿他就不看了，他等着看制成品。后来，稿子到了总编辑韦君宜那里。鉴于当时的情况，韦君宜以她在政治风浪中锻炼出来的老练成熟和对真理的执著，想出了一个妙招——与孟伟哉一起将我的书稿写成了一个详细的内容提要，请“上面”审查。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是胡耀邦同志正在中央努力奔走呼吁拨乱反正的时刻。这个“提要”终于受到了重视，于是便有了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首都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当时文艺界最高层领导茅盾对我的那部书稿作了热情的肯定。茅盾先生还点名要我上主席台去见见面。受尽挫折的我，好像从无边的黑暗中突然被带到了阳光明媚的户外，心理状态根本无法适应。因此任大家一声声催促，我都没敢走上台去，失去了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与文学大师面对面的机会。

现在竟然能成为严文井的学生了，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惊喜！

在一个周日的午后，我和另一个同学高尔品一起来到东总布胡同60号严文井的家，规规矩矩地做了文井导师的学生。

那时文讲所有一个奇怪的制度，就是周日只开两顿饭，早饭延迟，晚饭提前，只少了一顿饭，却弄得一天好像都在饥饿的煎熬中。可自从我当上了严文井的学生以后，这种煎熬感就没有了，因为每次从导师家出来，我都吃得心满意足。

中国的1980年，依然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而一代青年的饥渴，是从头脑到身心全方位的。我的导师给予我的关怀与支持，也是全方位的。

就在这一年，举行了全国儿童读物评奖。文井导师是评委会主任。虽然我对这类事从来不闻不问，也一无所知。但我原单位的那些秋后算账派却不肯闲着。他们生怕我有作品入围——因为我的一本出版不久的儿童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除了文井导师以外，也受到了儿童文学界的几位前辈如金近、陈伯吹等人的好评。按说，参评作品要由各出版单位推荐的，我那本小书正是上海少儿社出版的，要排斥我，也很简单，不把我的作品送上去参评就够了。可他们偏偏还不放心，又搞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到文井导师那儿去告我的状。罪状是我企图打着文井导师的名义招摇撞骗。一向温文谦和的导师突然大声说：“明明是你们刊物的人写信来要求发表，我没同意，怎么这也成了竹林的罪状！你们为什么要与一个青年人这样过不去？她最近写了一篇很好的小说《网》，是在我眼皮底下写出来的，我虽然也长胡子，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替她执笔！”

导师告诉我这些事时显得很气愤，也许正是因为忍不住气愤他才跟我说的吧。

让我意外的是，我那本小册子竟也评上了一个三等奖。但是我没觉得开心，因为听说奖状和奖金都由获奖作品的出版社颁发，也就是说，那位领导如此整治我，到头来我还要向人家弯腰鞠躬，接受人家的恩赐。

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对导师说，我不去参加了，我情愿不要这个奖，也不能低下高贵的头。我以为导师还会像往常那样支持我，不料他竟有些生气，一下子严肃起来：“评奖不是哪个人的事，奖状也不是他个人发给你的，但不去领奖却是你没有度量。”

许多年以后，上少社的一位很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参加那次儿童文学评奖的评委向我透露了一个情况。原来，出版社并未将我的那本儿童散文集送去评选，但评委中有人提名(按规定，评委和各地作协都可以提名的)，而且一致认为可以入围。他们请示文井导师。文井导师说：“评奖是为了评出真正的好作品，为了文学事业。符合标准的不要怕阻力，不符合标准的，坚决不能拉进来。不要让人家以为是我的学生而受了照顾，但也不应该因为是我的学生而受排挤。”

我想，因为这样，我那部作品终于评上了一个三等奖吧。

往事如烟，丝丝缕缕仍旧萦绕在心头。

导师处事就是这样的严肃认真，然而，在生活中，他是十分亲切幽默的。他的谈话不时迸射出智慧的火花。那时的他总是显得思路敏捷、分析问题尖锐而深刻，一点也不像一个老人。

我的同学高尔品从不肯轻易佩服什么人的，然而一次从严文井家里出来，他很惊讶地说：导师怎么比我们还要思想解放？这在他就是至高的评价了。以后，每每说起导师时，他口里都是溢美之词。去导师家也成了我们盛大的节日。他口才好，跟导师交流和交锋的总是他。我在一旁很安静地听着，享用美妙的精神大餐。

往往谈兴正浓时，厨房里飘来一阵阵香味，少顷，菜肴一盘盘上了桌，甚至还有酒。

跟导师对酌的也是高尔品。文学从沙发转移到了餐桌，在酒香中发酵。

每样菜都可口，而我最喜欢的是师母烧的红烧肉，油汪汪亮晶晶，入口即酥。

高尔品也是嗜肉之徒，有时，在去导师家路上我们俩就嘀咕起来，今天不晓得师母会不会烧红烧肉？那时，肉是凭票供应的，师母得攒多少肉票，才能烧这么一碗红烧肉啊！我们真是太不懂事了。

可我们也真心想着要报答导师的。我以为最好的报答就是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好的成绩，好让我的导师引以为荣。但现实是残酷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境遇不好，成绩也平平，因此有机会去北京看望导师的次数也不多。

1993年，我的长篇小说《女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开研讨会前，我兴冲冲地提出要请文井导师参加。可我的责编告诉我，严文井年纪大了，在家休养，类似这样的活动他都不会参加的，我们也不便去惊动他。我一听便有些惶恐，不再坚持己见了。

又过了几年，我有机会来到北京，和萧乾先生一起去看望导师时，才知道，虽然我不成器，可导师对我的创作情况一直关注着，对那次未邀请他参加《女巫》研讨会，还“耿耿于怀”呢。

我终于悟到，人的一生能出多少书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要诚恳、正直，富有宽广的胸怀和爱心。这一点，在导师第一次给我写信时，就以他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了。

这是我和导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时间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时光流逝，人间如梦，20多年一霎间。今年正是导师的百年诞辰。每念及导师，我就会在夜空里寻觅明朗的蓝天，因为我依然相信，在那里，导师的眼眸正含着亲切温暖的光芒，在注视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