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和他的通俗文艺

“通俗文艺么？简直不敢写了，除非认准了这是非作不可，而且必须为它去牺牲——牺牲了文艺，牺牲了自己的趣味，名誉，时间，与力气！”

“有了牺牲的决心，才能把苦痛变为快乐。我有时候真想自杀！”

——《制作通俗读物的苦痛》(创作经验)，老舍，《抗战文艺》(周刊)第一卷第8期，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

在国图善本特藏阅览室查阅“文协”相关资料，读到老舍先生在抗战初期的这段文字，感受可谓触目惊心。制作通俗读物的苦痛竟达如此地步，如果不是对国家对民族的一腔热情，还有什么能支撑他明知要牺牲文艺，牺牲自己的趣味、名誉、时间和力气，还要坚持制作通俗文艺呢？老舍先生在这篇创作经验中谈到：“写新小说，假若我能一气得一二千字；写大鼓词我只能一气写成几句。着急，可是写不出；这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乐趣。幸而写成一篇，那几乎完全是仗着一点热心——这不是写自己的趣味，而是写文字的实际效用啊！”

“文字的实际效用”，一语道破了抗战时期文艺的首要功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团结全国的文艺家，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提出了著名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并于同年5月4日，创办了会刊《抗战文艺》，宣传成为文艺的首要任务。

在当时民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文艺若要达到宣传的目的，首先要易懂、易于传播。对老百姓而言，他们最喜闻乐见的还是鼓词、坠子、民歌、旧戏等深入人心的艺术形式。《抗战文艺》也在以最快的速度赶制通俗文艺作品，比如在第一卷第2号即已刊发了仿小白菜调子作的《难童谣》，“小白菜呀，遍地黄哟，东洋鬼子，太猖狂啊，飞机炸呀，大炮轰哟，中国百姓，遭大殃啊……”类似的作品重在宣传，内容直白，缺失文艺性，文艺界对通俗文艺的制作自然产生了不同的声音。但有一个例子直接说明了制作通俗文艺的紧迫和必要。黄芝刚在《我对于“旧形式”的几点意见》(《抗战文艺》第二卷第10期)中明白地指出：“据说日本人在沦陷区域早运用当地的土语俗字民歌小调，向老百姓宣传他们的所谓‘王道’……”可见，文艺在抗战之初，即已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老舍先生作为“文协”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并担任《抗战文艺》编委，自然扛起了制作通俗文艺的大旗。

除了“以笔代枪”的抗战热情和决心，老舍先生对通俗文艺还有天然的亲近。老舍先生是满族，生在清代末年京城一户贫苦的旗人家庭。其时正逢民间通俗文艺繁盛发达，老舍先生从小就接触并喜爱评书、大鼓词、京剧等曲艺形式。在“文协”成立之前， 老舍先生就已经开始考虑用通俗文艺为抗战服务，在济南时就主动结识了鼓书艺人白云鹏、张小轩等，向他们学写鼓词，抗战期间又向富少舫和董莲枝女士，讨教北平的大鼓书和山东的大鼓书， 并向民间艺人学习河南坠子。老舍先生选择以民间通俗文艺为枪的主动性可见一斑。

1938年是老舍先生通俗文艺创作的高峰年。由于常向民间艺人讨教，这期间老舍先生所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不但形式多样，而且能说能唱，具备了深入人心的通俗文艺的核心品质。这期间创作的作品包括鼓词、京剧、通俗小说、单弦、快板、太平调、河南坠子、相声、新三字经、诗配画、新洋片词等， 其中以前三类为主， 尤以鼓词居多，并出版了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其中包括三篇大鼓书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打小日本》，四出京剧：《新刺虎》《忠烈图》《烈妇殉国》《王家镇》，一篇通俗小说《兄妹从军》。此外，还有未收入集子中的鼓词、民谣、洋片词等，“全随写随弃，无从汇印，也不想汇印了”(《我怎样写通俗文艺》)。从这句话中，也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对他的通俗文艺创作是不甚满意的。也正是如此，老舍先生抱着牺牲新文艺的态度去制作通俗文艺， 这其中的艰难显而易见。

在《制作通俗读物的苦痛》中，老舍先生明确指出：“通俗文艺并不怎么好写。”比如，“不准用典，不准用生字。不准细细描摹心理，不准在景物上贯辞藻……你得有熟字，能把‘帝国主义’说明白，而躲着‘帝国主义’，你得三言两语，把人物性格与心理道出来。正如老百姓心中所想的英雄或汉奸那样。”写通俗文艺还要完全从心理上转换自己的身份，牺牲文学的艺术性，“第一、要忘了自己是文人，忘了莎士比亚与杜甫，而变为一个乡间唱坠子的，或说书的。第二、要把社会经济政治等等专门名词忘掉……第三、人物的描写要黑白分明，要简单有力的介绍……第四、不管讲什么故事，必须把故事放在个老套子中间……第五、故事有了套子，思想也就得‘差不多’。……利用旧思想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

如上所引，老舍先生在通俗文艺的创作过程中摸索出很多经验，关于通俗文艺理论的探讨、教学与培训，也成为他在抗战期间从事通俗文艺活动的一个主要表现。他撰写了《通俗文艺散谈》《释“通俗”》《抗战中的通俗文艺》等关于通俗文艺的文论， 从怎样用词，怎样塑造人物开始，具体阐释了通俗文艺的制作方法，探讨和总结了通俗文艺在内容、结构、语言、形式、思想、趣味等方面的特点，阐述了自己的通俗文艺观。从中不难发现，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老舍先生也清晰地认识到通俗文艺的缺陷，认为“旧瓶装新酒”的通俗文艺运动，也只能是为了宣传抗战所采取的临时救急手段。在试验了不少篇鼓词之类的东西以后，在“文协”开始有意识地调整文学观念和文艺运动方向的时候，老舍先生把它们舍弃了。

在1941年刊于《抗战文艺》第七卷第1期的《三年创作自述》中，老舍先生谈到：“虽然我放弃了旧瓶装新酒这一套，可是我并不后悔；功夫是不欺人的。它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间的语言，什么是中国语言自然的韵律。不错，它有许多已经陈腐了的东西；可是唯其明白了哪是陈腐的，才能明白什么是我们必须马上送给民众的。明乎彼，知乎此，庶几可以谈民族形式矣。”诚然，老舍先生的通俗文艺创作， 对他今后的文学生涯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话剧《方珍珠》，写的就是唱大鼓、说相声的民间艺人的生活；《龙须沟》的台词自始至终贯穿着快板；《茶馆》中，老舍先生更是把数来宝巧妙地运用到剧本之中，用俏皮的语言来展现时代背景等等。这些显然与抗战时期老舍先生创作过大量的通俗文艺作品是分不开的。

老舍先生向人民学习的劲头，以笔为枪、投身战斗的爱国精神，让人肃然起敬。尽管困扰于旧的文艺形式对创作的束缚，对老舍先生而言，也并非全无收获。再回首，当年的苦痛更像是一颗丸药，成为老舍先生的作品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形成自己独特文体风格的原因之一。老舍先生的作品京腔京韵、语言幽默风趣、接地气等特点，也使他在现代作家中风格分明，别具一格，为“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