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附逆与“文协”反奸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同月，北平、天津相继陷落。随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了以江朝宗为委员长的治安维持会。在国难声中，北平文化艺术界人士纷纷南迁，但作为文化界极具影响力的周作人没有出现在南下队伍中。不久，就传出他参加由大阪每日新闻社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丑闻。1939年1月，他收下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聘书。是的，他附逆了。这不啻一个晴天霹雳！在此后几年里，他又陆续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常务委员、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日中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副统监等一系列伪职，并随汪精卫一起出访伪满、日本，觐见溥仪，拜见天皇，尤其是他慰问日本宪兵队、特务机关、伤病院，并为之捐款；穿戴日本军服，在天安门检阅青少年团分列式；以及每到一处必致训词的官僚形象，都充分说明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

他兴办奴化教育，服务日军在华北的“治安强化运动”，频繁参加亲满媚日的外事活动，与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等伪国民政府要员沆瀣一气，也都是有据可查，有史可鉴的。但周是“文化汉奸”，其附逆行为，特别是“文化救国论”极具迷惑性。他撰写一系列文章，探讨中国的文化思想，企图将中国的儒家思想融入“大东亚共荣圈”的轨道，至于他提出“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那不过是为其附逆寻找借口。随便检阅他在1940年代的文章或讲话稿，我们无法不与其汉奸形象挂钩：“中国人如何佩服赞叹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于日俄战争如何祈望日本的胜利，率真的说法比去年大东亚战争勃发的时候还要更真诚更热烈几分……”(《留学的回忆》)“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世界无论怎样转变，人总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总还是求生存，这里与他人共存共荣也总是正当的办法吧。”(《中国的思想问题》)“现在要紧的是养成青年学生以及一般知识阶级的中心思想，以协力于大东亚战争。所谓中心思想，即大东亚主义的思想。”(《华北教育家笔上座谈》)时至今日，总有些人试图为其“汉奸”罪名辩解，但不管如何阐释，“汉奸”的帽子是摘不掉的。事实上，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光辉形象至担任伪职那一刻起便戛然而止了。

周作人的附逆遭到了文化界的强烈谴责。1938年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对周作人的附逆展开了严厉谴责。影响最大的还是5月14日发表在“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第4期上的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郁达夫修改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作人先生：

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们每听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年，便虑及先生安全。更有些朋友，函电探问；接先生复书，知道决心在平死守。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作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有，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仁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

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国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实，就知道十个月来我民族的英勇抗战，已表现了可杀不可辱的伟大民族精神；同时，敌军到处奸杀抢劫，已表现出岛国文明是怎样的肤浅脆弱；文明野蛮之际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恶，殊欠明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之际，又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茅盾 郁达夫 老舍 冯乃超 王平陵

胡风 胡秋原 张天翼 丁玲 舒群 奚如

夏衍 郑伯奇 邵冠华 孔罗荪 锡金 以群 适夷

这封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有谴责，又有期待。同时，分析时局，切中要害；言明利弊，力透纸背。信末由郁达夫加上的“忠告”还是表达了对其“归来”的愿望，但早已死心塌地追随汪伪政权、充当日本侵略者“打手”的周作人早已不是五四时期的那个“周作人”了。他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如此忠告对他又有什么用？尽管如此，“文协”同仁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所以，在《抗战文艺》第5期“编后记”中就出现了一则有意思的声明：“上期本刊登有十八位作家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希望他速即表明态度，现周氏已有信寄此间友人，声明摄影是受骗，座谈会记录则完全为日本记者所捏造。下期准备将周先生原函制版发表，以明真像。”而在《抗战文艺》第1卷第12期上，刊登了署名“记者”的《关于周作人事件》一文，说明第1卷第5期“编后记”中写“周氏已有信寄此间友人”系听徐霞村传言以及陶亢德自香港来信谓周有《复十八家信》寄汉，但实际上并未见到(引自《周作人年谱》第405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子虚乌有之事？“文协”同仁对待周作人附逆一事，其心态的确值得细细玩味。

周作人在文学界，特别是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鲁迅。周作人宿命般地成为各种势力争夺的对象，这是由他的地位和声望决定的。他的存在不由自主。他必须站在风口浪尖上。他想做“隐士”，历史不答应；他想做“叛徒”，历史双手欢迎。“五四”时期的“叛徒”形象光耀千秋；抗战时期“叛徒”形象遗臭万年。这样，“文协”同仁在其机关刊物《抗战文艺》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不但声讨周作人的附逆，而且号召文化界警惕“周作人主义”的危险。周作人的附逆首先给青年人以一种“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带来心灵上的“痛苦”(唐弢《帝城十日解》)，也就必然引发他们对周作人的强烈愤慨和谴责。孔嘉的《老人的胡闹》、独孤胆的《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何容的《丑》、艾青的《忏悔吧，周作人》集中表达了青年一代的心声。“《忏悔吧，周作人》《老人的胡闹》等“文协”青年作者的文以其时效性、论战性，较好地配合了文化界的“反奸运动”。

抗战胜利后，作为民间组织的“文协”在文化、出版领域首先开展了惩治汉奸的行动。1945年12月9日，“文协”成立“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关决议：凡担任伪文化官、主编或出版伪书刊杂志，以及著述为伪方宣传作品，从事伪教育文化工作，伪特务文化人员，在敌伪控制下文化机关团体中工作和其他不洁人物，都在附逆文化人员范围之内。同时决议处理附逆文人办法如下：(一)公布姓名及其罪行；(二)拒绝其加入作家团体及其他文化团体；(三)将附逆文化人名单通知出版界拒绝为其出版书刊；(四)凡学校、报馆、杂志社等等，一律拒绝其参加；(五)编印附逆文化人罪行录(姓名、著作、罪状)，分发全国及海外文化团体；(六)要求政府逮捕公开审判。(见《抗战文艺》终刊号)依上述条款，周作人每项皆符。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因汉奸案被国民政府逮捕，被关押于由“中统”特务管理的北平炮局胡同监狱。1946年5月27日，被移送南京老虎桥监狱。1947年7月9日、8月9日、9月13日接连进行了三次公审，1947年11月16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以“周作人共同同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14年”。在审判期间，茅盾、姚蓬子、何其芳、冯雪峰、孔令镜、唐弢等左翼文人坚决批判周作人的附逆行为及其思想。1947年12月后，周作人对首都高院的判决不服，上诉至南京最高法院，要求考虑以下证据：1、他被指定为“留平教授”，委托管理校产，设法保全理学院，忍辱负重，护校有功。2、他抱定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伪之宗旨，抵抗奴化不遗余力。3、发表论文《中国思想问题》，抵制敌人企图奴化中国人的思想，并被片冈铁兵指认为“反动的中国老作家”。后附有经由14位教授呈示的《周作人服务伪组织之经过》一文，证明其“保护文化，确有实绩”，要求法院重判(《周作人年谱》第527页)。此外，再加上国民党北平地下组织成员出庭为其作证，证明其掩护过他们，蒋梦麟、胡适及北京大学出函证明其保护校产有功。1947年12月19日，国民党最高法院重判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这表明，这些有力的证据被最高法院考虑进去了，最后还是做出对其有力的判决。今天看来，法院以“汉奸罪”判处10年徒刑，已是网开一面了；1949年1月26日，他被交保释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新政府所特赦。按理说，周作人的“待遇”，与其罪责相比，已经相当不错了。然而，他依然不承认自己的“汉奸”身份：“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明教，我可以承认，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家，譬如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去做‘乱’的特务工作，决不能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周作人致周恩来信》)周作人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汉奸”，其特殊性就在于，他常打着“文化救国”的旗号招摇撞骗。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文化界似乎也有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