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恨水后期小说创作

　　现代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的创作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为代表，后期主要以《巴山夜雨》《八十一梦》为代表。学术界对张恨水前期小说研究较多，而对其后期小说创作研究则相对薄弱。张恨水的后期小说创作，无论是艺术境界、文学观念还是小说体式等，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张恨水小说创作成名于北平，“完成”于重庆，因而，张恨水前期小说创作可以称为“北平时期”，后期创作可以称为“重庆时期”。从北平到重庆，张恨水完成了一个从带有浓厚传统文人情趣的通俗小说家向清醒现实主义作家的成功转型；而从作家人格的自我完成而言，重庆时期的张恨水则更具典范意义。在创作《弯弓集》时还遭到左翼批评家激烈批判的张恨水，到了抗战初期，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方向性和时代感。1944年5月16日，重庆文化界为张恨水五十寿辰举行盛大庆祝会，《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对张恨水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张恨水体现了“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的时代精神，这也是张恨水后期小说创作的基本价值立场。

张恨水后期小说创作的转变是从文学观念的裂变开始的。众所周知，张恨水早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念都带有浓厚传统文人的印痕，张恨水从少年时代即养成了“专爱风流才子文人隐士的思想习性” ，因而，自张恨水创作伊始即背上了“鸳鸯蝴蝶派”的恶名，对此，张恨水并不讳言，他甚至多次自称“礼拜六的胚子”。“消闲”和“趣味”构成了张恨水前期文学观念的核心内涵，“消遣品”“雕虫小技”“以资笑谑”更是张恨水对其小说创作的基本定位。但同时张恨水又是一个颇富正义感且极其敏锐的作家，这与他长期的新闻职业生涯有关，这一点早在创作《春明外史》时即有明显表现。1931年，张恨水应上海《新闻报》严独鹤之邀，开始创作《太平花》，但是小说写到第八回时，“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全国形势骤变，抗战舆情炽盛，于是张恨水临时决定改变原来的构思和写法，增加了小说的抗战内容。也正缘于此，张恨水被称为“抗战小说第一人”，这既与他一贯“不肯与时代思潮脱节”的思想有关，更与他文学观念的裂变有关。张恨水后期不再坚持“不必有功，而至少与读者无损”的创作“底线”， “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反映时代和写人民”成为了张恨水后期创作的“金科玉律”，甚至在他主编《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时，明确宣称，“最后关头”所发表的一切作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有关”，这构成了张恨水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起点。

文学观念的裂变带来了张恨水后期小说创作的变化。张恨水后期小说，放弃了早期社会言情小说之“幻想人生”的写作理念和伤感浪漫的艺术风格，转向了“叙述人生”的现实主义写作，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其后期小说题材较前期更加多样和开阔，特别是《巴山夜雨》《五子登科》《魍魉世界》等，展开了对社会生活各层面大规模的立体化描写，极大地突破了其前期小说之才子佳人的传统小说格局。其次，艺术境界和审美情趣的升华是张恨水后期小说创作最重要的转变。毫无疑问，张恨水的前期小说《春明外史》等多沉迷于社会现象层面描写，即“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这是张恨水前期小说最主要的叙事策略，“社会+言情”也就成为其基本小说模式；但就其美学风格而言，这类小说往往结构泛漫，意蕴淡薄，更多体现的其实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讽刺传统，即便后期的《八十一梦》《五子登科》等，也并没有完全走出这一创作惯性。但整体而言，张恨水后期小说突破了其前期小说才子佳人的狭窄模式，不但批判锋芒更加犀利，更重要的是生命体验更加深广，社会关怀也更加自觉，“探索人生、探索人性的意念更显著”，如《巴山夜雨》，其强烈深沉的文化批判和人性反思意识，使张恨水的小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

与《八十一梦》相比，《巴山夜雨》无疑更代表了张恨水后期小说创作的艺术高度，思想更加深邃，艺术也更加趋于完美，堪称张恨水后期小说的巅峰之作。有人把张恨水称作“中国的巴尔扎克”。抛开这种比拟是否准确不说，单就《巴山夜雨》所表现出的对社会生活的杰出把握能力和描写能力而言，的确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表现了张恨水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杰出才华。客观而言，张恨水绝大多数后期小说都洋溢着一种悲愤的激情和急切的呼号，《魍魉世界》《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莫不如此，那种激愤的情感和激越的笔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小说的深度表达，也影响了其审美效果，但是《巴山夜雨》却是不同的。

《巴山夜雨》是张恨水后期小说的一个“奇迹”。张恨水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擅长经营故事的作家之一，他对小说有自己的认识：“凡是宇宙间的故事，说起来很动人的，这个叫小说”。张恨水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智慧有着深刻领悟，在《巴山夜雨》中，张恨水抛弃了前期小说专心致志“经营”故事的策略，重新把普通人作为小说关注和描写的重心，淡化了小说的传奇性，没有了战争的残酷，也没有了传奇的惊心，而是始终以一颗平静之心讲述普通老百姓日常琐事和世故人情，作者的激情在这部小说中完全转变成了一种平静的叙述，自信从容，大气磅礴，张恨水特有的才气和情趣特别是其杰出的叙事能力在《巴山夜雨》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就美学风格而言，《巴山夜雨》呈现出一种散淡之美、隽永之致，不像张恨水其他抗战小说那样词锋浅露，文笔匆忙。在这部小说中，张恨水重新恢复了《金粉世家》时的自信和叙事能力，完全超越了《春明外史》的滥漫无节制和《啼笑因缘》之奇巧偶合，进入了一种去巧存真、朴素自然的境界，其叙述语调更像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那样，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神谋化力，正如台湾学者赵孝萱所言，在《巴山夜雨》中，张恨水的“功力”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赵孝萱：《张恨水小说新论》，台湾学生书局印行2002年版)。从《啼笑因缘》到《巴山夜雨》，张恨水完成了从言情小说家到现实主义作家的“华丽转身”。

张恨水后期小说最显著的变化是对传统章回小说的“改写”，这也是张恨水对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贡献。茅盾曾指出：“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小说延续了新的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特别是后期小说创作，张恨水更是对小说体式充满了高度自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那意为也是试试看。在近十年来，除了文法上的组织，我简直不用旧章回小说的套子了。严格的说，也许这成了姜子牙骑的‘四不像’”。从前期高度重视小说“回目”并一定要把它写得“完美工整”，到有意识地对“回目”采取淘汰之法，源于张恨水后期文学意识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事实上，自1935年在上海《立报》发表《艺术之宫》开始，张恨水就开始了对 “回目”这一章回小说的标志性“外壳”的改造，逐渐代之以简洁明快的小标题，及至《太平花》《八十一梦》《丹凤街》《傲霜花》《魍魉世界》《巴山夜雨》等，“章回体”已经名存实亡了。更重要的是，张恨水后期小说对传统章回小说叙事模式的内在“改写”，章回小说最令人诟病的是“以全知视角连贯叙述一个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故事”，也即新文学家所讥讽的“坐着火车看风景”，而张恨水的后期小说则自觉突破了这一叙事窠臼，特别是《八十一梦》，“取材于《儒林外史》与《西游》《封神》之间”，既继承了《儒林外史》的一贯的谴责讽刺笔法，又借鉴了《西游》《封神》的叙事的“荒诞”性，在叙事艺术上采取了意念式结构，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古今错综”式文本形态，令人耳目一新。张恨水后期小说的成功，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章回小说的现代性进程。

张恨水之走向抗战小说创作，与其“报人”的敏感有关，同时也与新文学家的批判有关，因而，与新文学家抗战小说不同，张恨水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一方面，张恨水特别重视和强调小说的“时代意识”——这实为新文学家们批判的必然反应，而另一方面，张恨水并没有完全否定小说的“趣味性”——这是张恨水前期小说“立身”之本，张恨水认为，与“意识”相比，“趣味”应是小说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其后期小说力求在“抗战”与“言情”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即“故事能在抗战言情上兼有”。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张恨水创作出了《满城风雨》《太平花》《热血之花》《大江东去》《一路福星》等，这类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寓“抗战”于“言情”，明显地保留了张恨水前期小说的基本故事模态，“抗战”只是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来体现，对具体的战争场面描写不多，“言情”成了主导性线索，故事类型也基本延续了前期小说惯用的“三角恋爱模式”，传奇性、趣味性较强，比较好地体现了张恨水抗战、言情“两结合”的创作思路。

一般都把《虎贲万岁》看作是张恨水后期小说的“代表作”，这主要是就这部小说的意义层面而言，从纯粹艺术性来讲，《虎贲万岁》却是一部典型的失败之作，其根本原因在于这部小说背离了张恨水的艺术个性。作为一部“战事小说”，《虎贲万岁》的史料价值高于文学价值。正如张恨水在这部小说的“自序”中反复强调的，作者之所以创作这部小说是被常德战役中五十七师的抗战事迹所感动，《虎贲万岁》是根据《五十七师作战概要》和一些战场上的油印材料、地图、日记、照片等创作完成的，“自师长到伙夫，人是真人，事是真事，时间是真时间，地点是真地点。”虽然在创作之初，张恨水就已经意识到“若是像写战史一样写，不但自乱其体例，恐怕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因而“找点软性的罗曼斯穿插在里面”，即小说之程坚韧与鲁婉华、王彪与黄九妹的恋爱故事。其实早有学者指出，张恨水抗战题材小说始终有一种留恋“鸡肋”的心态：“对已经形成的艺术个性陷入‘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的彷徨之中。”(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但是，这样人为的罗曼斯故事与小说的抗战主题相互游离，甚至相互拆解，事实上形成了抗战、言情“两张皮”：一方面陷入了为言情而言情的怪圈，另一方面，张恨水对实际战争特别是阵地的进退和士兵的生活等十分陌生，在描写上更是捉襟见肘，左右失据，处处暴露了“对于军事，是个百分之二百的外行”的缺陷，张恨水丰沛的想象力、灵活多姿笔法以及擅长讲故事的才能，在这部小说中完全无法施展。另一部抗战小说《巷战之夜》则根本就没有“言情”内容，也没有生动的人物形象，整篇作品充斥着干瘪、空洞的说教，与后来的“抗战八股”几乎毫无二致。张恨水直接描写抗战的作品，除了《虎贲万岁》《巷战之夜》外，还有《桃花港》《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游击队》《敌国的疯狂》等，这些作品在政治上可以说都起到了某种“唤醒国民”“鼓励民气”的作用，但关注现实的精神使张恨水或多或少地偏离了自己原有的艺术个性，有的学者认为张恨水的抗战小说“平铺直叙，急于说教，既有拘泥于生活真实而放弃艺术真实的倾向，又有制造巧合图解观念的毛病。”(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并非没有道理。

对于张恨水后期小说创作，一般文学史喜欢描述《八十一梦》，这也主要是就其思想性特别是之于抗战的现实意义而言，《八十一梦》在《新民报》连载时，即引起读者的强烈关注，其原因在于这部小说“骂得好”“骂得痛快”，但是，应该看到，《八十一梦》《五子登科》等讽刺—暴露性小说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张恨水的艺术个性，“要替人民呼吁”的急切愿望和“讽喻重庆的现实”的初衷，压倒了艺术方面的考量，影响了小说的美学品格和审美效果。

张恨水的后期小说创作，一方面创作出了《巴山夜雨》这样的现实主义经典力作；另一方面，有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又背离了其原有的艺术个性，陷入了一种分裂的写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