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的侠文化观

　　作为现代中国通俗文学大家，张恨水不仅充分利用传统章回体式和现代报刊媒介，创作了百余部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中长篇小说，创造了无人比肩的畅销神话，而且在与新文学争夺读者市场的较量中，能够紧跟时代形势，不断调整创作策略，丰富和深化创作思想，善于通过对传统小说的改造来达到影响和教育国民的目的。具体到张恨水的武侠题材作品，主要体现为他一方面以客观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武侠小说和侠文化，一方面从主题意蕴、人物塑造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对传统武侠小说进行现代性改造，形成了与时俱进、超越雅俗的侠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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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出身将门之家，深受其祖其父尚武任侠精神和义勇行为的影响。他从13岁就开始仿作武侠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小侠，使用两把铜锤，有万夫不当之勇。14岁看过《水浒》《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之后，经常讲给弟妹们听。可见张恨水从小就深受侠文化影响，并对武侠小说情有独钟。他一生中写过两部地道的武侠小说《剑胆琴心》和《中原豪侠传》，还有四部侠义色彩浓厚的小说《啼笑因缘》《秦淮世家》《丹凤街》和《水浒新传》。在这些作品中都有侠客的影子，体现了张恨水对民间侠义精神的激赏和赞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侠盲目崇拜，更不意味着他对传统武侠小说及其精神内涵全盘接受。

张恨水在《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一文中认为：“中国下层社会，对于章回小说，能感到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中国下层社会里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始终有着模糊的英雄主义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侠故事所教训的。”在他看来，这种教训有极大的缺憾，即：“第一，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第二，完全幻想，不切实际。第三，告诉人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当然，这主要是针对传统武侠小说的缺陷和负面影响而言的。他的结论是：“总括的来说，武侠小说，除了一部分暴露的尚有可取而外，对于观众是有毒害的。”但他并未因此对武侠小说全盘否定，而是肯定了其积极意义。他认为：“武侠小说，会教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武侠小说深受底层民众欢迎的原因。由此可见，张恨水的侠文化观是辩证客观的。他不仅看到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也看到了它的正面作用和积极影响，特别肯定了武侠小说是底层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之一。

在这种侠文化观指导下，张恨水既不主张放任武侠小说自由发展，消磨人们的意志，也不主张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传统武侠小说的执笔者只是“想当然耳”，他们的说法和想法不是下层社会的心里话。因此，他认为传统武侠小说执笔者“若有今日先进文艺家的思想”，“那会赛过许多平民读本的能力”。在这里，张恨水指出了武侠小说存在糟粕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思想意识的落后，而不在于小说形式本身。但当时执笔者的做法却不尽如人意，甚至站在反面。话语间流露出张恨水试图以现代意识对传统武侠小说进行改造的冲动。

在具体改造方案上，张恨水进行了有益探索。他在《中原豪侠传·自序》中认为：“中国是个积弱之邦，鼓动人民尚武精神的文字，在经过时代洗礼之下，似乎只应当提倡，而不应当消灭。”并指出创作该小说的最大原因是为了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他说：“第一，当时公开的写抗日小说是不可能的，我改为写辛亥革命前夕，暗暗地写些民族意识。也是由华北南下的人，所不免要发泄的苦闷。第二，我也觉得武侠小说，十之八九，是对读者有毒害的，应当改良一下，我来试试看。第三，那是生意经了，在下层社会爱读武侠小说的还多，我要吸引一部分观众读《南京人报》。这是我坦白的话。”这既道出了张恨水创作的动机和原因，也揭示了他改造武侠小说的具体做法，那就是结合特定时代，为侠文化注入新的精神内涵，以此彰显武侠小说的时代精神。

在张恨水看来，章回小说描写和承载着游侠事迹，从《水浒传》到《彭公案》和《施公案》，“造成了民间一种极浓厚的侠义思想”，但这类小说“限于作者时代的背景，只是提倡小仁小义，甚至杂入奴才思想(如施公案黄天霸之为人)，不合现代潮流。而作小说者，正如笔者，不必个个内行，在叙述技击上，渲染了许多神话，因之故事的叙述，也超现实，以致落入幻想。”正是这种超现实的描写，使现实中无力反抗的民众将拯救的希望寄托于超人般的侠客身上，从而丧失反抗意志和斗争精神。张恨水认识到传统武侠小说存在弊端，必须改造。与同时代革命作家对武侠小说持批判甚至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同，他主张不能“一举焚毁铲光，那就当加以纠正”，“所以平生写过几篇武侠小说，也都是这一点意思”。基于此，他善于从民间现实生活中挖掘侠义题材，重塑侠客形象，并结合时代语境注入新的精神内涵。

武功和神力是侠客必备的技能，“口吐一道白光”、“飞剑取人首级”是传统武侠小说对侠客技击之术的形象描写。但张恨水认为：“武侠中人，其实不是小说中口吐白光的怪物”。他在《写作生涯回忆·武侠小说的我见》中坚持自己的小说美学：“我对武侠小说的主张……还是不超现实的社会小说。”因此，他的武侠小说“没有口吐白光，及飞剑斩人头之事”。可见张恨水重侠重义不重武，没有武功未必不能成为侠，只要有一副侠义心肠，急公好义，勇于担当，就可谓侠士。这与司马迁《游侠列传》对侠的界定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张恨水立足于民间立场来书写侠客传奇，他说：“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的游侠小说，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不但涉及军事政治，并会涉及社会经济，这要写出来，定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大著作，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我越想这事越伟大，只是谢以仆病未能。”从这段谦逊式自白中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理想的武侠小说，是“不超现实的社会小说”。将武侠小说加入社会元素，能极大地开拓题材范围，深化主题内涵。虽然会削弱武侠小说的幻想性，但因社会现实的干预，而增添了世俗性内容和深厚的人文内蕴，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收获。张恨水主张真要写游侠小说的话，可以从“四川的袍哥，两淮的帮会”的故事中取材。他之所以如此主张，正因为他看到了四川袍哥和两淮帮会成员具有侠客气质和可歌可泣的故事，至于其有无武功、是否世外高人，似乎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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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的创作以言情为主，武侠小说只是偶然反串。虽然是反串，但并非随意，他对武侠小说创作有自觉的内在规范。他认为：“小说而忽略了意识，那是没有灵魂的东西，所以我对武侠小说的主张，兜了个圈子说回来，还是不超现实的社会小说。”可以看出，张恨水并未完全承袭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创作，而是对之进行了现代性改造。他赋予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武侠小说以新的使命，使它能接地气，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矛盾，成为教育民众的工具。因此，张恨水实现了对传统武侠小说的精神超越，更注重现实性、社会性和教育性。这种改造和超越在他的武侠题材作品的主题意蕴、人物塑造与社会功能等方面均有体现。

(一)在主题意蕴上，善于结合时代语境，给侠文化注入新的精神内涵。张恨水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剑胆琴心》以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社会形势为背景，结合所处的革命时代，塑造了散居江湖、仗义行侠的侠客形象，张扬着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中原豪侠传》以晚清侠客王天纵的故事为影子，结合民间和武术界的轶事，将侠义叙事置于晚清革命的时代语境中，侠士们关心国家社稷和民族生存，凸显出侠义精神的现代性，意在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啼笑因缘》言情其表，文本深层结构潜隐着舍己救人、惩恶扬善的侠义叙事，蕴含着反封建军阀、匡扶正义等精神内涵。在《啼笑因缘续集》中，作者又结合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高扬民族气节，赋予侠文化抗日爱国的精神内涵。《秦淮世家》《丹凤街》和《水浒新传》均作于抗战时代，无论是徐亦进、王大狗和阿金等义救唐氏母女而刺杀恶霸杨育权的行为，还是以童老五为首的小贩们为了拯救缝洗女陈秀姐而慷慨赴义的事迹，都书写了底层小人物的英雄传奇，歌颂了嫉恶如仇、舍己救人、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和有血性、重信义的道德情操；而《水浒新传》借古喻今，对招安后的梁山泊英雄勇赴国难、为国捐躯的悲剧描写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起到了砥砺民族斗志的作用。张恨水这些革命语境和抗战语境下的侠义书写，充满了不畏强权、勇于反抗、追求正义和公道的现代精神，甚至将侠文化提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这是非常可贵的。

(二)在人物塑造上，善于发掘人物身上的侠义品质，并赋予其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剑胆琴心》中塑造了朱怀亮、张道人、于婆婆等侠义形象，他们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隐身于江湖，行侠仗义，自由自在。《中原豪侠传》中的秦平生虽为官宦子弟，却胸怀反清的革命大志，具有侠的气质和胆略，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慷慨赴义，一派革命大侠的风范。《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仗义疏财、急人所急，并以平等态度对待底层人物，关寿峰和关秀姑父女知恩图报、见义勇为、锄强扶弱、豪气干云，均为侠义之举。《水浒新传》中的卢俊义勇赴国难，视死如归，体现了一种侠义英雄精神。还有《丹凤街》中的童老五、洪麻皮、王狗子、杨大个子和杨大嫂子夫妇，《秦淮世家》中的徐亦进、王大狗、阿金等，都是市井小人物，他们淳朴善良，正直勇敢，嫉恶如仇，急公好义，彰显出市井侠客之独异风姿。这些人物无论出身高贵，还是生活于底层，他们身上都蕴含着优秀的侠义品质和自由精神，内心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或为了朋友而肝胆相照，或为了国家而赴汤蹈火、捐躯赴难。这种义薄云天的高贵品质和义勇行为，是中华民族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在社会功能上，因武侠元素的渗入，使小说产生了重要的教育作用和社会价值。可以发现，张恨水的侠文化观在创作过程中呈现出由平民意识到民族大义的嬗变轨迹。写于1928年的《剑胆琴心》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注重描写侠客的仗义行侠，写他们的技击本领。小说主人公隐居江湖，过着平民的普通生活。他们有仗义行侠、扶危济困的朴素观念，国家社稷并非其终极理想，文本中渗透着平民意识。1929年《啼笑因缘》开始连载时，报社再三请张恨水写两位侠客，于是他塑造了关寿峰和关秀姑两个形象。1933年张恨水开始写《啼笑因缘续集》时，国难迫近，他在续集中写关氏父女参加了关外的义勇军，于是民间侠客变身为抗日英雄。1936年开始创作的《中原豪侠传》，其目的在于向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有利于唤醒民众奋起反抗。写于1939年的《秦淮世家》和写于1940年的《丹凤街》均讴歌了市井民间的侠义精神，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强权暴力，只有奋起反抗，才能捍卫生存权利，维护人的尊严。1940年2月11日，《水浒新传》开始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时，就受到了“孤岛”人们的欢迎，并获得毛泽东高度评价：“《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其中，卢俊义形象的全新塑造和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同仇敌忾的反抗精神。在张恨水的武侠题材作品中，侠文化一旦与革命和抗战的背景相交融，便骤然升华为民族大义。通过梳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小说因武侠元素的渗入而呈现出复杂深刻的内蕴。在追求自由、平等、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语境中，其教育作用和社会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张恨水是一位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极为强烈的现代作家，他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发掘时代精神内涵，塑造一系列仗义行侠、扶危济困、舍己救人、慷慨赴难的侠义英雄形象。旨在弘扬底层社会普通民众的义和勇，充分表达了力图实现社会公道和正义、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朴素的政治愿望与价值诉求。

总起来看，张恨水坚持与时俱进的创作原则，以超越雅俗的气度重新审视侠文化，从而使得他的武侠题材作品重侠义，不重武，且带有朴素的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这是他的小说与纯文学相耦合的地方，也是他的作品不同于一般通俗文学的独特之处。很显然，张恨水是在以对传统武侠小说的现代性改造来达到社会救赎与人性启蒙的目的，虽然立足于民间立场，采用通俗文学形式，但表达的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时代特征。我们一般将张恨水视为通俗文学大家，但他何尝没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他的创作又何尝缺乏纯文学因素呢？这或许是张恨水小说在当时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也是成就其通俗文学大家之美誉的根本原因，毕竟他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通俗文学类型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