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法则下的人性异化——重读《李自成》

历史的车轮走过二十余载，再回过头来读《李自成》，我们依然能为其中的人物命运沉浮而心怀激荡，为人物情感波折而感怀万千。是什么如此牵动着我们的思绪，感动着我们的心？陈思和在对《雷雨》的解读中谈到评价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性刻画的深度和人性所展示的丰富性。在《李自成》的评价历史里，革命阶级斗争话语是评价《李自成》的主线，由阶级二元对立建立的刻板印象，让《李自成》也往往成为了人性简单化的批判品。然而，当我们抛开笼罩其上的阶级外布，深入文本内里，便会发现这部作品中内蕴着如此丰富复杂的人性书写，其中力度最深刻的，也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权力角逐下的人性异化。

                        皇权争斗下的人性异化

《李自成》的主体内容在以崇祯为代表的明朝政权，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军政权以及皇太极、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清政权三股势力的争斗中展开，前三卷以明军与农民军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后两卷则着重写顺军与清军之间的战争。不管三方谁与谁争斗，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夺取统治权。他们三者，无论是坚守了旧的或组建了新的王朝，都不可能改变其封建时代的根本特性，即君权的绝对拥有。所谓“君权神授”，在神化的光圈与儒家伦理的宣传之下，皇帝拥有号令天下、生杀一切的大权。坐上皇位，成为皇帝，便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也是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多尔衮等人不惜以性命相博的原因之所在。崇祯作为明朝数百年基业的继承者，要守护代代相传的皇帝权力；以救民于水火为初衷的李自成，要实现济世拯民的宏伟意图，唯一的办法就是推翻权力的原拥有者，取而代之，将权力攫取于自己手中，方可泽济四方；而隅于一方的皇太极与多尔衮，要扩张脚下的领土，获得更多的马匹、牛羊及人口，最根本的途径也是控制更多的权力。除却这三股不同集团的势力的权力厮杀，在每一集团的势力内部，也都在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权力角逐。在张扬的权力欲望表征下，正常的人性被隐藏、扭曲甚至泯灭，一场又一场异化的悲剧不断上演。

面对权力，即便是如李自成这样的革命英雄人物也无法掩饰对它的渴望与追求。如果说与崇祯王朝的权力争斗是为广大贫苦百姓的根本利益的话，那么，与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首领之间的博战则更多地是纯粹从权力本身出发的。从第三卷罗汝才前来投奔，与闯王合作开始，李自成的权力欲望逐步显露。表面上，李自成对罗汝才十分客气，容忍了他帐中日日歌舞，军纪败坏，也很大度地提出与罗打完仗后战利品六四分的合作办法，实际上却处处提防、限制罗的权力。当听说罗汝才的军师吉珪提出如果要在所占之处设官守土，也应采取六四分的做法时，刘宗敏反问了一句“难道土地、人民也是可以分的？”，这句话里大有文章。为什么马匹、银两等战利品可以分，而土地、人民不可分？概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引自《诗经》的话很明显地表示土地与人民都是属于皇帝所有，不可与他人共享。刘宗敏的问话与李自成劝张献忠起义时张的问话其实同出一辙，都是君权的绝对拥有性。为了确保权力不流失，李自成宁愿放弃李岩“设官治民”，以建立根本的建议，采取“流寇主义”的做法，打下一个城池扔掉一个，直到后来将罗火并之后方才设官理土，但为时已晚。火并罗汝才的情节应该能够非常彻底地显露出李自成的权力独占欲，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详细写出，而是在李自成的后来回忆中一笔带过。所幸，从对李岩的猜忌、诛杀中我们更可看出李自成权力欲望膨胀到极致时人性的扭曲、变形。仪式与封号的使用作为一种权势的炫耀、一种夸大的和符号化的“消费”，展示了权力的活力。从开始讲究入城仪式、封号的使用起，李自成的权力欲望就在不断升级。在百姓的伏地身影中，在群臣的恭贺奉承中，李自成享受到了君权拥握在手的无比快感，也让他开始利用手中权力，对一切可造成权力威胁的人进行剿灭、屠戮。杀掉了共同合作的罗汝才后，曾与之称兄道弟的张献忠也成为他剿灭的对象。在进伐吴三桂的途中，他仍不忘向宋献策传下谕旨，要田见秀速派得力将领“剿灭进犯汉中一带的张献忠零股逆贼”，等他回师长安以后，“既派大军入川，扫荡献贼，不使其割据一方，为患将来”。在此时的李自成眼里，张献忠已不是昔日共同抗明的农民军伙伴，而是危害大顺政权的流贼，必诛之而后快了。当李自成从农民军领袖蜕变为坐在龙椅上的君王时，权力的绝对化使他的人性、人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疑、猜忌之心的产生便是其人性扭曲最明显的表征。大顺军没有听从李岩经营关中的建议，而是直接东下，以摧枯拉朽之势打下了沿途的各个城池，一直打到了北京城。当绝大部分将领都在为异乎寻常的胜利欢欣鼓舞时，李岩的笑不由衷引起了李自成的怀疑，且不相信李岩是在对清兵局势担忧，而是认为李岩觉得他坐了皇位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在李自成打了败仗之后更加扩大化，并在李岩主动提出带兵前往河南经营时，演变为对李岩要与他争夺皇权的猜忌，他先是疑心宋献策所献《譏记》上所说的“十八子，主神器”是应在李岩身上，后又询问牛金星李岩是不是也想像刘玄起兵讨莽一样来次“与民更始”，并从李岩曾经作过的两句诗“神州陷溺凭谁救，我欲狂呼问彼苍”里，读出李不是真正拥戴他，这一系列的推测猜想，都是把李岩当作权力争夺的假想对象进行的，权力的占有欲望遮盖了李自成的判断能力，异化了他的人性，使他最终拿起屠刀，投向了忠心耿耿辅佐他的李岩，也注定了他最终败亡的结局。

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哪怕是自家兄弟，也会争得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从唐太宗李世民到明成祖朱棣，都是手沾亲人的鲜血踏上君主的宝座的。《李自成》中，正在崛起的满清王朝内部，也在不断发生为权力而泯灭亲情的争斗。努尔哈赤出于疑忌，秘密杀掉了自己的同母兄弟，战功卓著的舒尔哈赤；而他的下一代，也继续生活在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中。努尔哈赤的第五子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就因为在与皇太极争吵时不慎拔出腰刀一点，就被革掉封号，罚去人口、银两，并随后暴病而亡。多尔衮有着强大的政治野心，但在坐稳了皇位且手腕强硬的皇太极面前，没有机会显露出来。皇太极死后，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是多尔衮和他的侄儿豪格，于是，皇室之中惨烈的权力角逐就拉开了帷幕。对于自己的侄儿，肃亲王豪格，多尔衮丝毫没有考虑到亲族之情，而是采取各种手段极力除掉这个通往自己专政道路的障碍。在他的努力下，让六岁的小孩福临做了皇帝，而自己居于辅政王的位置，既避免了与当时同样有人拥护，有兵力的豪格的正面冲突，又先豪格一步将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随后，他故意让从未出过水痘的豪格随大军南征，引起豪格的不满，并收买与豪格接近的人，以会商南征之事为名召集王公大臣，当着所有臣公的面揭发豪格在私下诽谤他和图谋不轨的事。在当场杀掉与豪格亲近的几位官员之后，多尔衮试图直接处死豪格，“使皇族亲王中不会再有人妨碍他专擅朝政”，在礼亲王代善的劝阻下，多尔衮没有对豪格下手。但他仍未放弃杀掉豪格的决心，又企图让郑亲王向两宫皇太后禀奏豪格阴谋乱政的罪款，通过皇太后的支持来处死豪格。在这个想法最终也因清宁宫皇太后的否决而破灭之后，多尔衮才不得不改变态度，暂时不处死豪格，但他要杀掉豪格的决心仍未改变，只要有下一个机会，他仍然要为自己的专政权力而除掉这个对他始终造成威胁的人。不管他与自己的血缘关系有多亲密，在权力的争夺中，就是自己的敌人。在皇室的权力纷争中，我们已经找不到人性中本有的亲情与友爱，有的，只是残酷的流血与惨烈的厮杀。

                         人性异化下的“臣妾人格”

除却绝对君权的殊死争夺，权力角逐的同道相残还表现在臣工之间。在知识分子入世从政所导致的人格畸形化中，杨嗣昌和牛金星是典型的代表。为排挤掉敢言直谏的翰林官杨廷麟，杨嗣昌表面上举荐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佐卢象升赞画军务，实际上是将他送到远离朝廷的兵凶战危之地，机心深且险恶。有人曾把这种勾心斗角的权术形容为打太极拳，“外表貌似柔顺，善于闪避解脱，善于借力。躲开了攻击，马上转为凶狠的进攻”，这种官场上的权谋机变被杨嗣昌运用得炉火纯青，简直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刚到襄阳，杨借手中无兵的监军佥事殷太白之头来树立自己在襄阳将领中的权力威信，并让左良玉与贺人龙二人共争“平贼将军”之印，来激发他们“剿贼”的斗志。如何排除异己，以权固权，杨嗣昌确实是个中老手，在这一方面，与他可堪媲美的，当数李自成帐下的牛金星。面对各方面才能都不亚于甚至超过自己的李岩，牛金星多少为自己将来的宰相权位有所担心。为了稳保打下天下后文臣第一把交椅，他明知李岩对朝代历史、四书五经也非常熟悉，但从不让李岩插手为李自成讲诗论史，害怕李岩抢了他的位置；当李岩提出经营宛洛连成一片时，他内心里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可为了不让李岩出风头，故意顺着李自成的意思，以陕西将士的乡土之情以及罗汝才分地、天下未定等为借口来加以否定，李岩之议未能通过，除李自成外，汲汲于权谋之争的牛金星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不难想象，倘若李自成坐稳了天下，牛金星当上了太平宰相，他的性格将会更加扭曲，工于心计、隐秘诡诈的一面也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奴性人格往往是在太监此类阉竖之人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身体生理上的人为缺失加上尊卑差异巨大的内廷生活所产生的各种险恶争斗，使他们产生出一种畸变的心理，养成了卑贱、附势、贪婪且多忌的奴性人格。在《李自成》中，高起潜的贪婪，最终葬送了抗清名将卢象升及万千将士的性命，可称满洲铁骑得以肆意蹂躏明朝千里江山的罪魁祸首之一；深受崇祯信任、倚赖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德化与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平日里相互勾结，以替崇祯打探小道消息为名大肆敲诈文武官员，中饱私囊，塞足了银子的便在皇帝耳边为其说好话，塞不够的则记恨于心，一旦皇帝对其恼怒，便趁机落井下石，败坏朝政；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崇祯派他二人守城，他们却喝酒密谈，盘算自己的身后事，丝毫不顾明廷与皇帝的安危。被崇祯派往宣府监军的太监杜勋，更是连阵仗都未曾经历过，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投降李自成，还自告奋勇地想进宫说服崇祯让位，希图以此来获得新朝太监总领的位置，奴性人格的卑劣之态历历可见。宦竖之人本来就有“家奴”之称，地位与生理、心理的各种缺陷促成了其奴性人格的形成。而这一人格表现在臣子身上，就是所谓的“臣妾人格”。

在封建官场伦理中，忠君永远是处于第一位的要求。君主的绝对正确与臣工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是数千年封建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与根本。“臣”字，《说文解字》中云：“象屈服之形也”，追根溯源，指男性奴隶、战俘。《尚书传》将“臣”与“妾”并谈，曰“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周礼注》也言“臣妾”为“男女贫贱之称”。尽管对于封建士子而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宁愿付出十年甚至更多的寒窗生涯代价所梦寐以求的结果，然而，一旦登上天子堂，便又面临着朝为王公侯，暮成阶下囚的危机感。所谓“君威难测”、“伴君如伴虎”，君主的绝对权力保证了他既可以使一名臣子享受他人难有的权力与荣耀，也可以立刻使其翻身坠马，死无全尸。“荣枯咫尺可异，瞬息可至”，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臣子战战兢兢、临渊履薄的心态可想而知。为了保全自己的禄位，臣子们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而沦为帝王君主个人意志的附庸，也就形成了“臣妾人格”，它与奴性人格一样，真实地反映出自称者卑微、谦顺、屈服的心理。《李自成》中近乎夸张地刻画了程国祥这位“好好阁老”的形象。他在崇祯初年做言官时曾敢言直谏，颇有耿骨之风，后来见崇祯“猜疑多端，刚愎任性”，对手下臣子薄情寡恩，再加上朝臣同道互相倾轧成风，他害怕招惹意外之祸，从此遇事缄口不言，每每等同僚议事决定之后才随声附和两声“好，好”。就是这样一个无主张无建树的人物，反而官越做越大，当上了内阁辅臣。当崇祯就戚畹借饷一事询问他的意见时，他仍然除了“好，好”外说不出一个字，惹得崇祯大怒，将他削职为民。在拜发谢恩疏后，因疑心自己写错一个字的笔画，竟然在惊恐忧疑中病死。极致的奴性使程国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卑微、柔弱地俯趴在君主脚下，换来的是可怜又可叹的悲剧结果。这种“臣妾人格”在牛金星的身上体现得也格外明显。为了保有开国宰相的禄位，他决定了三种为人处事的态度：“第一，凡皇上不同意的事，纵然他认为十分不妥，也不同皇上争执，更莫说犯颜直谏。第二，他竭力尊重宋献策的军师地位，凡属于军师职掌的事他决不多言，力求与宋献策和衷共济。第三，……他认为自己身为开国宰相，不要对一般事情多言，而为相之道，主要是如古人所说的‘调和鼎鼎’，‘燮理阴阳’”。①在这样的行为原则下，牛金星事事顺着李自成的喜好而言，明明李岩设官理民的建议非常好，但在揣摩了李自成的心意后，知道李自成与陕西将士的恋土心理，他故意顺着李自成的意思来反驳李岩的话，在打击李岩的同时赢得李自成的信任。这种善于闪避逃脱的病态人格恰好迎合了李自成逐渐形成的帝王独断、刚愎个性，因此，牛金星反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李自成多疑独断性格发展到顶点，随随便便就将放官照顾同乡，但并无大错的宋企郊捉拿下狱，将说了句“贼官”的张元第处斩时，牛金星惟有浑身战栗、猛然冒汗的份，不敢多言。对于李自成命他监斩李岩的命令，他明知道李岩没有任何过错，却不得不执行，而且在李自成面前还得称扬“陛下是英明之君，绝不会轻易杀人，况且治乱世用重典，在目前也只好严惩有罪的人”。七八十年代的评论习惯于从牛金星的阶级立场上来分析其人格，写他被迫参加农民军，助长农民军封建化后又抛弃了农民的革命事业，是个可憎可悲的人物，然而，就客观的权力政治角度而言，牛金星的悲剧性应该在于他作为权力的绝对附庸，丧失了独立人格，甚至丧失了对事物是非分辨的能力，这也是传统官场政治文化人格共同的悲剧，是封建极权统治下的必然结果。

                           权力阴影下的情爱扭曲

权力的争夺不仅体现在男性政治之中，同样也体现匍匐于绝对君权之下的女性情爱里。“后宫佳丽三千万”，能像杨玉环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实在少之又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君王之恩泽犹如朝露，瞬间即逝，有的甚至终其一生，都未曾有幸逢上君王一面。然而，倘若一不小心触犯君威，所招来的往往可能就是杀身之祸，最轻的惩罚也是被打入冷宫，寂寥以泪洗面了残生。因此，宫中嫔妃身处其境，唯有使尽浑身解数，想方设法博取皇上开心，以换来对自己的恩宠，才能保证自己的地位、性命，还有家人的荣华富贵。心态的扭曲结果是情爱的扭曲，在这样的心态下所产生的情与爱，已经没有了平民百姓之家夫妻之间正常的欢情笑骂，只剩下充填着曲意讨好、强装欢颜的爱之空壳。周后和田、袁二妃对崇祯的爱正是如此。

在崇祯的姬妾中，田妃无疑是最受宠爱的。她被崇祯称为“解语花”，三宫六院之中，去的最多的，就是她所居住的承乾宫，皇上甚至当着她的面许下与其白首偕老的誓言。然而，即便是如此受宠，田妃在皇宫之中仍时时感觉如履薄冰。作者一语道出了田妃与其他妃嫔的共同处境，“……宫廷中自古来充满着勾心斗角，纵然是夫妇间也没有多的实话，做妃子的唯一的希望是固宠，唯一的职责是想法儿使皇帝心头高兴”。①因而，当崇祯抽到了不祥之签心情沉重时，尽管她也和周后、袁妃一样感觉凄然，但仍然故意将签解成国事有望回春之意，使崇祯心头稍稍开朗；为了迎合崇祯心意，在与崇祯一道骑马游乐时，她特地选择骑一匹名为太平騟的马，以求“李自成与张献忠不日即将被官军扑灭，天下从此太平”，果然让崇祯心头大悦，连声说好。可在乘太平騟飞奔之时，她自己的内心却是异常凄凉。她知道父亲田宏遇做了不少坏事，只因为她在宫中受宠，皇帝才隐忍着不曾治罪。她非常清楚，一旦有朝一日失宠，“那些平日争风吃醋的人们趁机在皇帝面前进谗言，献媚倾轧，不但会使她和她的一家立时失去了富贵荣华，连性命也难保全”。②为了自己与家人的身家性命，她只能“不顾危险买得皇帝高兴，稳固宠爱”，一句“怎知道我在宫中是在刀尖底下生活”，道尽了宫中红颜表面风光背后的无尽悲哀。当正常的男女情爱变成了皇权依附下的曲意奉承时，个中真实情意能有几分？只论尊卑不谈情，这恐怕就是宫廷男女人性畸化的最明显例证了。田妃在病重之时，崇祯前来探望，她却每次都要放下帐子，直到崇祯看中她妹妹田淑英，并允诺她妹妹将来是宫中之人后，田妃方才拉起帐子，并向妹妹道出实情，“皇上对我如此恩情，说来说去，还不是我天生的有一副美貌，再加上小心谨慎，能够体贴皇上的心，我家才有今天的荣华富贵。……自古以来，皇上对妃子的恩情都为着妃子一有美色，二能先意承旨，处处小心体贴，博得圣心喜悦。……我死之后，你被选进宫来，小心谨慎侍侯皇上，我们田家的荣华富贵就能长保”。获得皇帝的欢心就是使全家能长享荣华的筹码，为了赢取这一筹码，田妃处尽心机，讨好皇帝，直到临死之前，还要设法把自己的妹妹召进宫，让崇祯看中。对于她而言，与皇帝的恩爱之情就是一笔交易，付出的是自己的美色与小心体贴，换来的是全家的平安富贵。

相比较之下，在信王府时期，与崇祯曾经共渡患难的周后，对崇祯的情意要真实得多，也有着些夫妻的情分可言。但即便如此，周后也深深明白，“从来皇帝的宠爱是最不可靠的”。在周后身上，权力对人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她为巩固后宫之主的地位并显示其权力的威严所采取的种种行动上。田妃受宠恃骄，使她内心非常不快，认为无视她后宫之主的身份，于是便故意在千秋节田妃前来朝贺时，与袁妃亲亲热热，对田加以冷落；尽管她很不喜欢崇祯过宠田妃，但在田妃被打入冷宫后，她却主动出来为田妃说话，原因无他，只是害怕皇帝下诏选妃，再选入一个“象田妃那样美丽而聪慧的妃子，年纪只有十七八岁，就可能独占了皇上的心”。而一旦她被废黜、杀害，或顶着一个皇后的空名义幽居一生，她的儿子的太子地位也会摇动，这些都让周后感到忧心忡忡。从这一角度考虑，她与田妃之间的权力争斗暂时变成了利益同盟。她想尽办法，使皇上回心转意重新接田妃回承乾宫，既赢得了田妃的感激尊敬又进一步加固了她的地位，可谓一举两得，用心之深实在令人惊叹。在崇祯面前，她努力“现出一副温柔贤良的面孔，太监和宫女们在她面前多说几句话并不碍事”，而当她“心中烦恼或者当什么人触犯皇后的尊严的时候，谁在她的面前一不小心就会‘祸从天降’”。为了显示她作为后宫之主的尊严权威，当她看到宫里的小太监与太子玩耍，把太子压在身下时，立刻要把小太监拖出去打死，冷酷无情一面立现。不仅如此，连陪侍太子的宫女，她觉得长得漂亮了些，年纪大了点，就惟恐其招引太子，动用皇后之权让其去做了女道士。作者通过对周后作为绝对君权牺牲品与以暴力化方式呈显权威的权力执有者的双重身份的行为描绘，入木三分地写出了权力对人性的毁灭与颠覆。

也许是满族情爱较汉室皇朝开放、大胆的历史原因，也许是写作后期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松动的外在因素，小说文本中对小博尔济吉特氏与多尔衮之间的情爱描写格外生动、传神，也人性化得多。作者并没有回避小博尔济吉特氏与多尔衮之间暗自互相爱恋之情，反而用工笔画式的手法将其描绘得详尽又真实。但在这充满人性温情的男女情爱背后，却始终笼罩着一层巨大的权力阴影，像乌云一般将两人之间满腔柔情蜜意、儿女私情遮挡得一干二净。在皇太极死后的皇位之争中，两人达成了攻守同盟的关系，多尔衮力排众议，辅佐顺治登上皇帝宝座，从而使小博尔济吉特氏免于皇位纷争中被迫殉葬的可能，而小博尔济吉特氏也暗中利用与自己的姑母，即清宁宫太后及两黄旗将领之间的亲密关系，为多尔衮在与豪格的斗争中“得了大益”，权力的利益共享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亲密之情；另一方面，为保自己的儿子福临能稳坐皇帝的位置，小博尔济吉特氏不得不压抑自己对多尔衮的倾慕，对其百般提防。同样，为了避免这个聪敏的女人插手国事，妨碍自己的专权，多尔衮也是以同样既爱慕又提防的心情对待她。每次见小博尔济吉特氏，他都要忍不住多呆上一会儿，甚至会情不自禁地不顾其皇太后的身份多看她几眼，但当小博尔济吉特氏向他打听军国大事时，他却总是要掂量一下，思考讲这些会不会使她产生干预朝政之心后，再加以回答。而面对多尔衮的专权，小博尔济吉特氏惟有希望儿子能用功读书，早一点亲政，把权力从多尔衮手中夺回来。权力与爱情的交织使她在面对或想到多尔衮时心情异常矛盾、复杂，既为他的卓越功勋而感到高兴，增添爱慕与尊敬之意，又忧虑、害怕他将来不会忠心辅佐福临做皇帝，而是自立为王，废掉他们母子。当多尔衮试探性地说有人建议将他的尊号改一改，不再称摄政王时，小博尔济吉特氏感到了吃惊与害怕。“她的心怦怦乱跳。这跳不是平时与多尔衮单独相对时那种跳，而是惊骇、恐惧的心跳”。①爱情被推到了一边，涌上心头的唯一想法就是“如若你要篡位，……除非你先杀死我，我拼着一死，决不答应！”在进了北京后，为着“儿子的江山完全依靠多尔衮，一定要笼络住他的心”，她又在与多尔衮会面后，“又一次与他四目相对，故意从眼睛和嘴角露出亲切的似有若无的一丝微笑”②，使多尔衮心神荡漾。这种渗入了政治权力交易意味的爱情暗示，已经失却了亲密纯情的内涵，变得复杂化了。但对于小博尔济吉特氏而言，她已然没有别的选择，权力背后的情爱代价，只有身处其中的她，才真正明白两难的苦楚。

以君王权力为中心，我们看到围绕这一权力之柄，人性如何被扭曲变形，偏离原来的常态，这种触目惊心，在人类社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然而，能够如此细致入微地把握这一复杂幽微世界的作品，实在不多，若有，它一定会让我们陷入难以言说的深思和感动中，《李自成》正是这样的作品。它让我们在不断的重读中，不断向人性的更深处发掘，不断地被启迪，生发新的思考。（詹玲）

①②姚雪垠：《李自成》第四卷（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第319页

①②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中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版，第445页，第451页

①②姚雪垠：《李自成》第五卷（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510页，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