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协”“笔征”成果一瞥

    “文协”甫一成立，即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相号召。广大爱国作家群起响应，姚雪垠则为其中最积极最忠勇的践行者之一。

　　1939年春天，“随枣战役”打响。受“文协”第五战区分会委派，姚雪垠、臧克家、孙陵等各率一支小小的“笔部队”，分别深入国民党173师、143师和189师驻守的阵地采访。“敌人就在前面的山头上，山上的砦子清清楚楚的描给人一个影子……一步步爬上森林寺的第一线，心，也随着一丝一丝的扣紧了。半山腰里就是敌人，鸡鸣犬吠的声音送了过来。”(臧克家《笔部队在随枣前线》)这是真正的走上火线，是真正的深入前沿。5月1日晚间，日军向我鄂北前线阵地发动猛攻，双方枪炮声如同潮水，彻夜不停。黎明时分，“笔部队”被迫撤退。“上下里是枪炮，火，人群。通到襄樊的大路被切断了……夺路到河南，盘过房山，到了五战区的最后——均县，直着爬跑了八天六夜”(臧克家《笔部队在随枣前线》)，终于平安脱险。回到司令长官部后才知道，几天前防守襄阳西岸的第33集团军渡河出击，血火相搏9日9夜而重创敌寇。鏖战中张自忠总司令身先士卒壮烈殉国，而姚雪垠刚去过的173师则伤亡惨重。想到在战壕里见过的那些鲜活生命大多已血肉不存，姚雪垠把一腔悲愤化作笔下烽烟，写出了最具现场感的战地通讯《四月交响曲》：

　　“蔡家河之役，有一位班长的左边肺叶被机关枪弹穿透了，气从伤口随着血液冒出来，人们把他抬到医务所的时候，他用没有光彩的眼睛望着医务主任说：‘主任，我认识你的，请你把伤口裹紧一点，别叫它冒出气来，我好回到火线上……’半点钟没过去，这位英雄就在一种兴奋的情绪中死去了。临死时，据说他又突然睁开眼睛，含糊说了一句话：‘丢那妈，这就算完事了吗？我还要杀鬼子呀！’”

　　“大小九冲的战斗里，有一位连附负了两处重伤后才从火线上退下来。因为找不到担架兵，等他步行到团部时，已经只剩奄奄一息了。一边不住的流着血，神智开始昏迷起来，一边还喃喃的告诉团长说：‘不要紧的，团长，我用手榴弹打死了七个敌人，已经赚了六个了。’”

　　“有一位叫做黄式勇的二等兵，负伤后不曾退下火线时，阵地就被敌人突破了。白天，他有时藏在草堆里，有时藏在被敌人炮火轰毁的废墟里；夜里，他忍着痛苦，忍着饥饿和疲惫，把步枪驮在脊背上，摸索着从敌人的阵地上爬出来，三天后在炮火中他重又同自家的兄弟们碰在一起，像一个受了折磨的孩子似的流下了难过的眼泪。营长问他道：‘黄式勇，你为什么不把步枪扔掉？’‘报告营长，’他说，‘有枪，我起码还可以换他一个呐！’”

　　在姚雪垠的记述中，那些“来自不同的省份里，说着不同的地方话”的英雄们，“八·一三战争一起就出来打仗，到上海、到南京、到徐州”，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用青春的生命守卫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把血染的风采留给了山高水长。

　　“关帝庙之役，日本一个中队只逃走了十几名，中国兵出其不意的把敌人消灭了。另外，在郝家店、蔡家河、黄土关、兴隆重集、大九冲、小九冲，三零四高地，在这些大小战役里，敌人利用优势的炮火外，还不断的施放毒气和烟雾，然而中国军队在艰苦的条件中获得胜利了。”

　　“在争夺三零四高地的战斗里，中国士兵用惊人的沉着去阻止敌人的猛烈攻击……有许多中国士兵被炮火所鼓舞，被死伤所鼓舞，被烈火一般的狂怒所鼓舞，当敌人的手榴弹刚落地没有爆炸的时候，就像猴子一般敏捷地把手榴弹从地上抓起来，牙一咬，眼一合，嗖的一声投回去。有时候，手榴弹刚出手时在空中爆炸开，中国士兵就在一瞬间倒在血泊里。日本士兵从来没有这样英勇的死法，他们对全世界宣传着中国人是野蛮的，我想，这样死法大概就是‘野蛮’的证据吧。”

　　这些文字，不仅记下了抗日将士们英勇捐躯慷慨赴死的忠烈，也同时记下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对亲人的眷恋对家乡的向往。在战斗的间隙里，战士们“有的静静的坐在掩蔽部或用稻草松枝搭盖的小屋里，熟练的缝补着衣裳。有的坐在温暖的阳光下，从身上脱下来破军装，用心用意的捉虱子……有的在学习记日记，日记本子是从敌人身上捡来的。有的在聚精会神的一字不漏的读着包花生米的一片旧报纸……”他们并不讳言他们想家，但他们又说：“有国才有家。不把敌人打出去，回家不是要当亡国奴吗？……想回家，就得打仗呵！”

　　一次“笔征”，拉近了作家与战士的距离；秀才与兵，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发生了心灵碰撞。从未经历的情感体验震撼心魂，笔底文字因而满怀崇敬：“隔着那发散着汗臭和蠕动着虱子的破军装，我认识了那些纯朴可爱的心，那心上，有着爱国者的慷慨热情，革命者的灿烂理想，和每个战士所应有的那由五千年文明历史养成的自尊与自信。”姚雪垠由衷赞叹深情感慨：“死的人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悲愤的记忆。活着的人除非他的灵魂已经麻木，谁肯忘掉这悲愤的记忆呢？”

　　是的，不能忘掉，不该忘掉！崇高的爱国主义英雄情怀激扬起作家更强烈的责任感，姚雪垠决心写出更多的英雄“交响曲”，好把那些“悲愤的记忆”更多地植入民族灵魂。所以，他又启程了，同臧克家一起，踏上了第二次“笔征”之路。一人一顶破草帽，一人一双破草鞋。炎炎烈日下出发，瑟瑟秋风中归去。小小的“笔部队”晓行夜宿，风雨兼程，跋山涉水几千里，靠两只脚穿越了三个省。途中拜访了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将士；看望了被侵略者逼得拿起枪杆的农民；蒙城血战中的3800殉国英烈让他们啼血泣泪，大发国难财的奸商们囤积成山的仇货让他们触目惊心……臧克家一路感慨一路诗，结集出版时题名《淮上吟》；姚雪垠的收获更是不菲，成系列的报告文学诞生在铁血相搏中：

　　《界首集》揭露了“私货和仇货猖獗的全部秘密”，用事实告诉人们，“国外的侵略者和国内的封建势力紧密地结合着，阻碍着咱们大家向解放自由的路上走！”《血的蒙城》是又一首英雄赞歌，以周光副师长为首的蒙城守卫者以“三四天不曾睡觉”“也没有好好吃过东西”的血肉之躯，拼死抵抗着敌寇的三个机械化部队，最后全部默默地倒在了夕阳荒草中。《随县前方的农民运动》总结了“第×××军政治部的同志们”“向农民进行工作”，组织成立“农民抗日会”的工作经验，称赞他们“从改善农民生活”“联系到抗战建国”的“基本方针”“很可做全国各战区的一个参考”。《鄂北战场的神秘武装》的主人公是“一位神秘的老头子”王川及其“黄学会”，他们的组织形式是那样的愚昧落后，他们的抗日活动又是那样的英勇顽强……姚雪垠用他独到的目光捕捉着豫南皖西一带的社会生活，用他特有的语言抒发着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大别山抗日军民的敬仰，发泄着他对侵略者和卖国贼以及大发国难财的奸商们的刻骨仇恨。

　　这是一批最接地气的战地通讯，它们被桂林前线出版社收集起来，于1939年10月以《四月交响曲》为名正式出版。一个特定时空中的铁血英雄们，从此永远活在了姚雪垠笔下，活在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半个多世纪之后，姚雪垠又为其中的一篇作《跋》：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

　　蒋介石及其控制下的国民党政府中的部分高层人物，一度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同室操戈以为仇寇者快，有的因此堕落成了汉奸，成了民族败类，这是事实。但国民党军队中的大多数将士是爱国的，是强烈要求抗日的。他们曾经不惜血洒疆场而顽强地抗击侵略者并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也是事实，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就是明证之一。那些在抗日战场上倒下去的国民党将士如张自忠、佟麟阁等，都一样是我们民族的伟大英雄，都一样名垂青史光耀千秋。

　　抗战初期，我到了国民党的第五战区，接触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了解了他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和乐观精神并深深为之感动。这一篇散文(指《四月交响曲》)，就是写鄂北随县枣阳一带前线的士兵生活，通过真实的事例，再现了当时国民党下级军官及其士兵的精神面貌。

　　事隔多年，我本来已经把这篇散文忘掉了。后来它被收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散文卷中，我才又想起来，重读一遍，觉得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所以再介绍给读者，以为后来人提供一点儿抗日战争的历史真实。

　　当然，姚雪垠的“入伍”收获，决不只有一本《四月交响曲》。抗战初、中期的5年岁月里，他长期栖身战区，多次走上前线，接触了包括冯玉祥、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在内的广大国民党抗战官兵，写出了通俗宣传品、战地通讯、报告文学、时评政论、散文、小说等各种类型的抗战作品近300万字。用丰厚的创作实绩，佐证了“文协”“下乡”、“入伍”策略的正确与战果之辉煌。

　　1938年台儿庄战役，姚雪垠到火线采访了于学忠将军及其麾下，写出了《蚌埠沦陷后》《烈士》《悼烈士梁雷》《奠定保卫河南的胜利基础》《对于保卫河南的几项紧急建议》《淮北战地巡礼》《为保卫黄河贡献一点愚见》《白龙港》《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河南青年救亡协会宣言》《战地书简》《差半车麦秸》等一大批门类各异的作品。1939年随枣战役，姚雪垠的两次“笔征”如前所述，其收获除了战地通讯集《四月交响曲》，还有《春暖花开的时候》与《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几乎同时开笔。1940年冬天，姚雪垠又到了钟祥前线。此次“笔征”战果，不仅有《战地春讯》《春到前线》《归来感》《文人眼中看军纪》《〈春雷集〉题记》《神兵》等篇章问世，更为后来写于安徽立煌的《日本行动方向之谜》《戎马恋》《希特勒的最后一张牌》《抗战文学的语言问题》《长沙三捷》《母子篇》《笔参战》《诗人，正义的象征》《重逢》以及后来在赴川道中和到重庆后所撰作品《三年间》《伴侣》《五月的鲜花》等，做了必要的生活积累和素材准备。

　　有学者曾经指出：姚雪垠在抗战时期的全部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基点，在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的反帝反封建政治立场。他视抗战阶段为中国人民挣脱一切枷锁、开创崭新未来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明确提出文学必须为“改造社会”服务。因此他热情讴歌战斗的觉醒的人民大众，抨击一切压制民主阻碍进步的黑暗势力，毫不懈怠地用艺术形式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或许惟其如此，他的抗战作品才几乎是写一篇“红”一篇：《差半车麦秸》获“抗战杰作”之誉，《牛全德与红萝卜》被以“抗战名篇”相称，《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毁誉咄咄中声名大振，还有《戎马恋》《重逢》《崇高的爱》等等，无一不畅销。尤值一提的是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先经《读书月报》连载，再由重庆现代出版社出版。当时“国统区”面积已很小，发行受限，故一般新小说只能印2000册，《春暖》却开机就印了1万本，且未半月即售罄，只好反复印行达4次之多。1940年代末《春暖》在大陆绝版后，香港却出现了多种翻印本，仅高原出版社一家就印行过3次，其影响深入香港和南洋的广大华文读者中。直到1979年年底，新加坡籍华文作家严晖还在12月6日的《星洲日报》撰文回忆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是写大别山这一群青年男女的抗战工作和生活动态，其中有几个人物，我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部小说当时相当轰动，大后方的青年读者很羡慕那种生活，觉得既新奇又很有意义。曾有过那种生活的读者，好像重温旧梦，又思念起那一段活泼生动的日子，即便抗战结束多年，仍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统观姚雪垠的抗战作品，其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贴近地皮“草根”，“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些作品与其他作家的抗战作品一起，“不仅奠定了抗战文学基本的创作路向，而且最大限度地改写和丰富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容和文学取向”。(杨洪承语)惟其如此，1943年春天姚雪垠一到重庆，即受到国共两党和进步文艺界的热情欢迎，不仅送他一顶“战区来的杰出作家”桂冠，而且所有报刊都争先恐后为他提供着登场亮相的机会：1月，《文艺杂志》发《创作漫谈》；2月，《新华日报》副刊发《需要批评》；同月，《文艺先锋》开始分3期连载中篇小说《重逢》；3月，《抗战文艺》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特刊发《大别山中的文艺孤军》；4月，《文艺先锋》发《出山》；5月，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发《略论士大夫的文学趣味》；同月，《抗战文艺》发《风雨时代的插曲》；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是怎样写成的》文艺论文集；同月，《国民公报》发《我的学校(一)初学记》； 8月，《新华日报》发《论深刻》……姚雪垠2月抵渝，4月即当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作研究部副部长。所有这一切，宣示了进步文坛对其抗战文学作品的认同，宣示了“文协”对其率先践行“下乡”、“入伍”导向，深入前线掘取“战壕真实”，在新型文艺创作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高度肯定与褒扬。

　　日月如梭光阴似水，70多个春秋匆匆过去。历史早已翻开新的篇章，却不曾忘记曾经的苦难与辉煌。2015年9月2日，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等单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召开“姚雪垠抗战文学作品座谈会”。作协书记处书记何建明莅会，在致辞中反复强调“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夕，我们召开一个著名作家的一个人的关于抗战题材的作品座谈会，这在我们作家协会，在文坛，我所知道的，还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所以，这是一种殊荣。但这种光荣决不只属于姚雪垠，也属于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属于那些齐聚“文协”麾下以笔为枪为抗仇寇保家国奔走呼号的前辈作家，更属于那些为抵御外侮保国保种而默默倒在抗日战场上的民族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