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的乡土情怀与民间精神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亲历者、书写者和见证者，端木蕻良所创造的业绩和所获得的声誉并不对称。原因有诸种：时代的阴差阳错、环境的动荡不安、政治的变幻莫测、情感的波折复杂等，造成他的文学史地位被遮蔽，文学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作为研究者，倘使我们无法拥有确凿的证据还原事件真相，借此揣摩当事人的心理情感，以及那变化不断的人心和世事，那么，评判一个作家的文学史贡献，最有力的依据就是立足于他留下的作品。

　　端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自然生命和创作生命都较长寿的作家。84年的生涯中，创作时间长达60余年。他中学开始写作，21岁完成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并发表了成名作《鴜鹭湖的忧郁》。此后断断续续创作了诸多小说、散文、诗词，还涉足话剧、评剧、京剧、电影等剧本的写作，甚至论文；编辑过数种文艺刊物，参加过许多文艺活动。其作品数量之多，文体之丰富，题材之广泛，好评之精彩，足以证明他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少有的高产的优秀作家，亦是屈指可数的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端木的前半生以故乡小说和个人经历小说为主，创作成就突出；后半生则把精力投入历史人物小说《曹雪芹》，还撰写了大量回忆故友旧事、观景游记的散文，史料价值明显。

　　端木的故乡系列小说洋溢着深厚的家国情感、难舍的乡土情怀和顽强的民间精神。他总是满怀深情描绘东北雄浑辽阔的地理景观，江河大地的磅礴气势；以史诗般的结构讲述纷繁复杂、曲折动人的故事；用诗意的语言和谦卑的姿态记叙各种文化现象。他以怜悯同情之心描写底层劳动者的艰辛生活，暴露他们身上存在的各种缺点，又以崇高之情赞美他们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以精致细腻的笔触描绘神秘的民间文化，又对某些不良风俗进行委婉的嘲弄和批评；他常以“自我”为原型，不厌其烦地叙述家族历史和家庭成员的传奇经历，又不乏对霸权、特权和封建思想的批判。归之为三个层面。

　　1.描述故乡景物，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故乡寄托着端木无限的情爱。那辽阔的大地、肥沃的草原、丰饶的物产都是他创作的不尽源泉，也是他牵挂和抒怀的重要对象。端木早期的部分小说常以故乡地名、人物、物产等作为标题，或者在文本中频频闪现“东北”生活场景。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母亲》《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有些故事背景发生在他乡，或是以他个人的异乡经历为原型写作，也会千方百计用回忆、插叙的手法把故乡生活勾连起来，《大江》《遥远的风沙》即如是。

　　端木观察事物有独到的眼光。他擅长在小说开头分用宏阔的视野去描摹各种景物，煞费苦心地运用夸张、排比、拟人、象征、隐喻等修辞予以设计。把景物同悠远的历史、广袤的空间和苦难的现实有机结合，给人以天地苍茫之宇宙感，家国命运多舛之忧患感。《鴜鹭湖的忧郁》开篇描写了月亮、雾霭、湖水，本该是诗情画意的浪漫美景，可它们被“忧郁”笼罩着。“忧郁”的氛围和环境，激起人们的悲伤和愤怒。《大地的海》用假设句开头，用排比句写草原的“空阔”、“辽远”，再转为比喻句，“比一床白素的被单还要朴素得令人难过的大片草原啊！夜的鬼魅从这草原上飞过也要感到孤单难忍的。”草原应该蕴藏生机，可是连鬼魅都感到恐惧，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这个开头发人深思。《大江》采取倒叙的手法，借长江的九曲十八弯暗示东北铁岭人的坎坷人生。“大江是浩荡的”，“大江在浩荡里呜咽，在卷积云里震荡。”整个第一章，作者的笔力都是聚焦于长江，把江水的浩淼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连接起来，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小家的前途与国家的出路连接起来，让人产生强烈的震撼，也为后文人物命运的发展提供了铺垫。这些寓意深远的开头，旨在表达作家激愤的情感：祖国山河是壮美的，但被敌人的铁蹄践踏着；家乡人民是勤劳的，却被统治者无情地剥削着；故土是富庶的，财富却被侵略者肆意掠夺。作家的心在滴血，他力图用一支纤细的笔传达心中沉重的责任，唤起千千万万同胞的觉醒，唤起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有了新颖非凡的开头，作家不忘在小说中部和尾部穿插景物描写，以此节制叙述速度，深化人物情感。《大地的海》中，青年来头爱上杏子，他渴望见到杏子却又顾虑重重，在森林中遭遇滂沱大雨还强作镇定。作品通过环境变化烘托人物心理变化，也借人物动作渲染环境，推进情节发展。《大江》的中部不断补叙铁岭的“过去”，不时用蒙太奇手法定格他的“现在”。他身在长江边上战斗，心却常常回到家乡大森林，回味那无拘无束的打猎生活。家乡的美丽和人民生活的痛苦形成对比，铁岭的斗志被进一步激发。

　　托物寄情并非终极目标。不论景物是壮观、雄伟、崇高，还是凄凉、荒蛮、狞厉，作家都是为人物性格之丰满、情节之丰富以及意义之再生而设置。

　　2.塑造“硬汉”形象，赞美故乡人民守家卫国的英勇气概。

　　端木热爱故乡，对故乡人们喜怒哀乐的情感和性格上的优缺点了如指掌。他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形象，既不隐藏他们的缺点，也不吝啬赞颂他们的精神。这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大江》中的铁岭和李三麻子是两条铁骨铮铮的汉子。流浪的狩猎生活，风餐露宿的环境培养了铁岭强大的野外生存能力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可是他们的劳动成果被侵略者抢掠了。铁岭入关从军，“替国出力”。迈过了一道又一道死亡门槛后，他明白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凭借智慧和力量征服了土匪李三麻子。两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共同成长，共同抗战，成为保卫大江的钢铁战士。《风陵渡》中的老船工马老汉拒绝为日本鬼子找“花姑娘”，与敌人巧妙周旋，机智地用船把他们载到江心，然后同归于尽。《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讲述了爷爷为纪念被日本人杀害的亲人，决定一天都不吃饭。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热爱家乡，热爱故土，憎恨日本侵略者。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维护民族的尊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作家用平静的叙述表现人民群众的英勇精神，平凡中彰显伟大。

　　《憎恨》反映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压迫与反压迫的关系。孙姓地主的管家麻算盘邀约情人强占朱全老人栖息的窝棚，赶走了朱全，还颐指气使让少年圆子为之烧炕取暖。他仗势欺人、作威作福的态度激起了圆子的愤怒，便巧设妙计烧死了麻算盘和情人，救出了朱全的爱狗，赢得了邻居们的赞赏。《科尔沁旗前史》中写贫苦农民与土匪、地主抢婚行为抗争。为了保存人穷志不穷的骨气，外公和大舅蔑视金钱，几十年不同抢婚的女婿、妹夫家往来，宁愿受苦受穷也绝不低首顺眉。《大地的海》塑造了艾老爹和两个儿子虎头、来头、邻居郝老爷等形象。他们身上有自私、散漫、蛮横、妒恨等缺点，但是，一旦国家被侵略，家园被破坏，生活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时，就会奋起反抗，将家仇国恨化作动力一同发泄。

　　塑造刚毅的男性形象时，作家也没有忘记东北女性的勤勉和勇敢。年轻强壮的来头和哥哥虎头同时爱上了美丽善良的杏子。她不喜欢狐假虎威的与汉奸走得近的虎头，多次拒绝了他的求爱；内心里却悄悄地爱着刚正不阿的来头，两人保持着纯洁的爱情。杏子为捍卫贞操，反抗三少爷的强暴，结果被活活打死。她的结局令人哀婉，却显示了东北女性刚柔相济的性格，不愧为巾帼代表。

　　端木塑造的“硬汉”形象旨在彰显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它们使东北人民在十几年的外侮中没有屈服列强，没有失去家园，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3.书写民间文化，弘扬民间传统和民间精神。

　　东北沃土千里，物产丰饶，有着与关内完全不同的地理景观。加之开发相对较晚，周边移民不断迁徙，民族文化不断交融。各种方言俗语、传奇故事、歌谣戏曲、民俗活动等民间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它们构成东北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东北作家写作的重要资源。

　　跳大神民俗在东北文学中颇为常见，萧红的《呼兰河传》有较详细的描写。但叙述最多最细致最生动的还是端木，他的多篇小说和散文都有描述。《科尔沁旗草原》第一章就用了11个页码的篇幅叙述跳大神的过程。跳大神的大仙用哭诉的口吻揭露地主丁四老爷发家致富的秘密在于“神仙保佑”，借此哄骗善良的百姓，保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和万贯家财。《大江》第一章用了7个页码的篇幅描写铁岭家跳神的热闹、神秘景象。小说叙述了年轻漂亮的媳妇九姑娘如何成为跳大神的“花大神”。对跳神过程中的服饰装扮、各种道具的功能、神秘的唱腔曲调(邪魔歌曲)、冗长的歌词内容、欲神欲仙的表演动作、大汗淋漓的表演状态，神灵久请不来的焦虑心理，神魂附体后的唱词变化，所开药方的内容数量和病情诊断的细节，作家不厌其详地一一交代。跳大神吸引了村人来观看，大家都希望得到预期效果。然而，铁岭哥哥的病情并未因大神的巫术行为而好转，气愤之极的铁岭对大神扇了一耳光。作家如此耐心细致地叙述，至少表达了四层意义：第一，跳大神是东北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民俗活动，是大神和民众共同狂欢的仪式，对个人命运和家庭财富产生决定性作用。第二，它是表演者的护身符和生存手段。九姑娘因为跳大神而嫁了个身强力壮的丈夫，也因治疗效果好而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还能赚取钱财过好日子(端木有个舅舅跳大神)。第三，它是求神者的心理慰藉和精神寄托。家人生病，请人跳大神，即使不能治愈也不会产生心理压力，将其归之为是命定，神灵也无法保佑，活着的人聊以安慰。第四，跳大神是富有新锐思想的反对者的攻击目标。铁岭在睽睽众目之下扇大神耳光的举动，就是与神巫抗争。它被视为对神的亵渎和不恭，引起了大神的诅咒和旁观者的恐慌。实际上，它是铁岭反抗行为的表现，是科学思想和民主意识的萌芽，也是铁岭走上抗日道路的起点。没有大神的“失算”，就不会有铁岭的觉悟。由此观之，跳大神这种民间文化具有多种功能，对旁观者能产生娱乐功能，对跳神者能产生经济功能，对求神者能产生心理安慰功能，对拒斥者能产生反抗功能，促使他们寻找新生道路；一旦被作家写入文学文本，又能产生文化承载功能和审美功能。跳大神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东北民间文化中占有重要席位。

　　此外，作家还运用方言俗语、行业密语、民间歌谣、宗教文本进行叙事，刻画人物性格。《大江》中的李三麻子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是民间文化孕育的精英。他深谙各种民俗，方言俗语、土匪黑话脱口而出，典故传说、民谣故事张嘴就来。他和卖碗人玩“摇骰子碗”游戏，边念边唱可通宵达旦，尽了兴致也解了疲乏。他和新兵讲人情世故，看见小庙就跪拜念经。他与老太太拉家常，能十分顺溜地唱关东大鼓莲花落。慰劳会上他给战友们唱“罗汉调”，混合着宗教神话故事和民间俗语的歌谣赢得同行惊叹。他的匪气一旦发挥正能量，就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端木描述的民间文化带有沉郁、悲凉的风格。《风陵渡》与沈从文《边城》在描写船工生活经历和民间文化方面类似。但沈从文的画面是优美的，人性是温暖的；而端木则是冷峻的、刚烈的。沈从文的民俗活动是人们情感交往的纽带，欢快轻松；端木笔下的民俗都带抗争意义，悲壮沉重。《遥远的风沙》运用大量方言、土语(黑话)刻画土匪形象，可与艾芜《山峡中》的土匪媲美。但端木笔下的环境是荒凉的、凛冽的；艾芜则是沉雄的、壮观的。端木的《红夜》与台静农的《拜堂》均属于婚俗故事，但前者先扬后抑，以悲剧告终；后者先抑后扬，以团圆结局。造成这种审美风格的差异，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是“九一八事变”让东北故乡陷入水深火热之境，作者内心郁积着愤懑和苦痛。端木将民间精神与时代情绪紧密结合，其作品流露出强烈的时代感和忧患意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精神的表现，也是中国文学精神的重要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