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散文重提

　　作为十七年散文三大家之一，杨朔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谓饱受争议，其诗化的散文洛阳纸贵、风行一时，众人竞相模仿成为“时文”，进而形成毁誉参半的“杨朔模式”。在散文百花齐放的今天重提杨朔，不仅是一定程度上推本溯源的历史尊重，还是在时隔多年之后的冷静观察，更是探讨散文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

　　较之刘白羽的气势磅礴、激情豪放(以《日出》《长江三日》等为代表)，秦牧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并重(以《土地》《艺海拾贝》等为代笔)，杨朔散文曲径通幽、清丽可喜，呈现出诗一般别具一格的美，这与作者的主观创作密切关联，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杨朔就表示他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杨朔散文富有诗意，主要体现在善于使用诗歌的创作手法，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等，追求类似诗歌的氛围，巧于造景，且善于炼字。这与杨朔本人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分不开，事实上，杨朔本来就是诗人，他早期确实创作了一些颇具水平的古体诗词。以诗意入散文，这是杨朔的成功之处，对此，文学史也给予了中肯评价，认为“在我国当代散文发展中，杨朔是有重大开拓与贡献的作家。他自觉地把诗与散文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学价值”。(《中国当代文学概观》)如果以诗来对应，杨朔的散文不是杜甫诗的沉郁顿挫，也不是李白诗的浪漫飘逸，更不是韩愈诗的诘屈聱牙，它更像质朴的汉乐府，题材朴实，情节生动，用语平白如话又不带粗俗之气，是一种温暖人心的亲和力，是民间长出来又经文人加工提炼过的，如《木兰诗》《孔雀东南飞》。

　　从题材上看，杨朔散文眼界广阔又心思细腻，有反映社会建设的《石油城》《京城漫记》《戈壁滩上的春天》，也有反映抗美援朝的《鸭绿江南北》《平常的人》《万古青春》，有文艺性颇浓的《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也有歌颂与世界人民深厚友谊的《埃及灯》《印度情思》《生命泉》，从辛勤的小蜜蜂、海边泛起的浪花到献身祖国的战士、硬朗清健的老人等等，杨朔笔下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充盈着积极向上之气，无论是表现民族苦难、战争残酷、还是悲壮牺牲的烈士，他都能在娓娓道来中写得欲哭欲涕、撼人心魄，同时绝不会流于悲痛泛滥让读者沉沦，而是看到其间蕴含的力量、希望，在或是新旧对比或是指出光明未来中给人以奋发振作，在动辄伤春悲秋、无端呻吟的今天来看，无疑是很难得的。无论题材巨细，杨朔都善于从小处着手，把宏伟的事业高尚的情操落实到毫不起眼的点滴之上，他并不正面描绘，而是“先言他物”“铺陈其事”最后才“引起所咏之词”，托物寓情，卒章显志。譬如，言人民之勤，便以蜜蜂比拟(《荔枝蜜》)，颂祖国之美，便以茶花为寄(《茶花赋》)，一片红叶就可赞社会之新(《香山红叶》)，一朵浪花就可歌群众之伟(《雪浪花》)，颇有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之妙。法国艺术家罗丹曾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本质上是诗人的杨朔正有这样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再加上单纯的个性、拥抱现实的热情，成就了他的作品。杨朔总能以平常的极小的角度切入诸如社会建设、反映新时代的大命题，以小见大，从而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杨朔本人也曾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说自己的创作是“想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这也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讲的“切类以指事”、“依微以拟议”。其起承转合、曲径通幽的写作，也是“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艺概·文概》)的实际诠释。

　　然而，这也正是杨朔被诟病的所在。否定者认为，杨朔散文斧凿过重而显太“巧”，是有意拔高，更有甚者拿出鲁迅批评姚明然的“教人吃西瓜”一事来类比，认为刻意把普通的事物赋予深刻的意义，其写法也单调，其情感也虚伪。首先，必须承认杨朔散文确实存在不足，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作品模式化严重，是一种类似八股的文体。然而，回到历史语境中，杨朔散文的开拓意义无疑是明显的，它指出了散文的另一种可能。法国文艺理论家布封曾说：“风格即人”，杨朔作品的形成与其单纯的个性、诗人的气质、拥抱现实的热情和积极投身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分不开的，他曾说，“共产党员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阶级战士，然后才可能是一个好的作家”、“党常常教导我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杨朔《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他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他终身未娶，一生都奉献在热诚拥抱的无产阶级事业上，他在创作中践行着自己的理想信念，“心齐，又有耐性，咬呀咬的，咬个不停，这是浪花的性格。但是，缺乏打江山的气概，就发现不了浪花的这种性格，也就说不出这样有分量的诗的语言。”(林志浩《一篇饱含诗意的散文——〈雪浪花〉》)这样的评论是很中肯的，头脑对物质的反映绝不是镜像式的而是带着主观能动性，当然不能否认，文学里确实存在而且大量存在着“为文造情”的现象，但结合杨朔的生平和实践，他的散文总的来说还是“为情造文”的。至于“杨朔模式”所带来的写作误区，那也只是模仿者泛泛的效颦之作，如果由此而对杨朔散文不加保留地批评，无疑有失公允。早在魏晋，曹丕就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如果没有杨朔的热情与赤诚，便随便往细小的事物中升华意义，一定是矫揉造作的。

　　杨朔散文总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在类似小说的叙事中作者总能把各种材料信手拈来，并从旁引导，少见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而是让人物和事实说话，文章从而显得饱满又踏实，有着质朴无华的美。如《〈铁流〉的故事》中的老三、《百花山》里的梁振江、《香山红叶》里的老导向、《雪浪花》里的老泰山等等，杨朔的散文有人物、有故事，这与杨朔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前期的小说、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等叙事性较强的创作实践分不开，他总能把各种材料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叙事上又能详略得当，详处泼墨如水，略处惜墨如金，“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说》)。杨朔散文不仅是诗化的，也是小说化的。然而，杨朔散文又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它重抒情造境，也不是严格按照故事的发展逻辑展开，而是根据主题需要而取舍，没有人物性格的全面刻画，只有一两个为主题服务的特征，换句话说，杨朔散文虽然记事，但他看重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通过故事在讲一个道理、阐释某种精神。颇有佛家“如人以手，指月示人”，主旨在月而不在手的道理。杨朔散文中的人物形象又多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常见的，无论他们的精神有多么伟大崇高，作者总能通过平凡的小事来描绘，这也是杨朔散文具有亲和力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语言上看，杨朔散文喜用口语，但又不是生活的照搬，是经过用心良苦的加工提炼，杨朔自己也说：“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像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东风第一枝〉小跋》)，其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可见一斑，所以杨朔散文的语言在亲切动人的同时，总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冰心就曾在《〈海市〉打动了我的心》中说《海市》“引起我的数不尽的回忆”，“甚至有些字，像‘海沿’、‘地场’，若是用山东的口音念出来，都是熟习得使人心软心热的字眼！”杨朔不仅喜用口语，把各种俚语、俗语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其灵活变动的人称也是一道亮丽可亲的风景。在他笔下，各种人称交替使用，往往是第一人称直抒胸臆，第二人称满腹深情，第三人称娓娓道来，夹之种种爱称昵称，或对话或叙事，都给人以亲切之感。如《迎志愿军归国》中的一段：

　　可是你们又见到你们白天黑夜，吃饭睡觉，念念不忘的祖国了。几年来，你们在朝鲜战场上顶风冒雪，雨淋日晒，流过血，更流过汗，有的同志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出去了，为的是什么？就是为的祖国啊！不久前在朝鲜东海岸上，我认识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小通讯员，腰里总是揣着几张彩色的北京风景片。他是海边上人，特别爱朝鲜的海。他最爱跟人谈的话题就是祖国。翻来覆去谈一千遍，也不嫌絮烦。我问他：“你说祖国什么东西最可爱？”他说：“什么都可爱。”一边拼命用鼻子闻着一阵带点咸腥味的海风说：“你闻闻，多好闻啊！怎么就像祖国的气味一样？”

　　好孩子，于今你不用光闻气味，你的脚又踏到祖国的土地上了……

　　在短短的文字中，杨朔巧妙地完成了从第二人称到第一人称再到第三人称最后再到第二人称的转变，在不知不觉中不断更换，没有生涩坚硬，反而亲切自如。此种例子在杨朔的散文中俯拾即是。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有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照此来看杨朔的语言也是极为中肯的，其平白如话、人称灵活，并不是生活的照搬，而是经过高度地艺术提炼，其类似诗歌里的“炼字”就是佐证(如《雪浪花》里的“咬”字)。然而，这也是评论家所乐道之处，认为杨朔散文言过其实，带着斧凿痕迹。比如，认为《雪浪花》中老泰山的话“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不像是劳动人民说的话，倒像是杨朔刻意追求的结果。纵观林林总总的评价，背后其实是批评者的文艺观念不同，即艺术与生活的距离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论述文章之道时说：“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鲁迅《做文章》)文学艺术绝不是生活的原样照搬，而是有创作者的加工提炼，杨朔深谙其道，他本人长期采访报道于一线，与人民群众结交深厚，不可能不知会他们的言语方式，在表达上之所以与劳动人民有所差距，正是作者加工提炼的结果，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散文贵在真实，这已是评论界之定论，然而必须指出，散文的“真实”并不就是事实的真实，而是情感的真实，而断定情感是否真实则主要看能否打动人心，杨朔散文曾广受欢迎，多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时人竞相模仿，自有特定时代背景，其作品能引起广泛共鸣，还是由于其真情实感，否则又怎会一度被众人热捧而流行于大江南北？虽然，杨朔散文确实也存在着雕琢略过而稍显做作的问题，语言上的提炼修饰并不是主要原因，其情节布局之“太巧”才是“症结”所在。对于这一点，应该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语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简单笼统地一以概之不但对作者不公平，也易于掩盖其真正的价值，对创作和批评而言都是极为不利的。洪子诚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在杨朔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在写作中已不具独立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的价值。这种‘象征化’，其实是个体生活、情感‘空洞化’的艺术表征。”

　　滚滚逝水，历史的大浪淘沙，杨朔散文的功过是非似已成定论。杨朔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他喜欢散文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散文常常能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所以一篇出色的散文，常常会涂着时代的色彩，富有战斗性。”(杨朔《〈海市〈小序》)杨朔的散文热情而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特色，虽然不如客观的历史全面，如缺少对三年自然灾害的反映等，但这种不全面一定程度上正是时代使然。他在那个特定的语境里被认可，当历史轰轰烈烈的车轮碾过，后人的评说已无法还原真实具体的场域，曾经广受欢迎转而备受诟病。然而历史是不容忘记的，杨朔的散文虽是“时文”，但有着超越时代局限的价值，那即是在题材处理、语言运用和情节安排上透出的深入人心的亲和之力、向上之气，与主流的评论相反，笔者认为杨朔的散文恰恰是朴实而真切、热情而赤诚，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感动人心的单纯。而主流话语对杨朔的苛责更多的是出自于80年代以来对政治化时代的污名冲动，而今天，时间的延宕和物欲化则反向催生了对于纯真、热情的缅怀，杨朔散文无疑具有深刻意义。至于“杨朔模式”所带来的写作误区，不过是效颦者泛用，没有杨朔那般诗人的气质、战斗的激情和拥抱现实的信心而模仿杨朔之文，顶多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重提杨朔散文，带着对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无比深切的怀念与无比诚挚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