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散文驶进童话的港湾——严文井创作生涯

　　纵观父亲的写作生涯，所著题材种类颇多，散文、童话、小说、文论，主要成就在童话和散文上，散文是他写作的起点与终点，童话是他表现世界的制高点。

　　上篇·散文创作：美文起步  哲思止步

　　父亲写散文非常早，那时他才17岁，是个高中生。他的作文常被拿到校外传看，也常得到老师的称赞。

　　上高二的时候，他一时兴起，将一组小散文投给了《武汉日报》的副刊《鹦鹉洲》，还给自己取了个“青蔓”的笔名。没想到两三天后文章就发表了，编者们还专门登了一则启事，欢迎这个“青蔓”先生源源不断地赐稿。这给了父亲极大的鼓励，他沉浸在写作的欢快里，竟不顾及其他学业成绩在下降。结果，所报的大学一个没考上。

　　1935年春，不满20岁的他独自到北平谋生，工作之余，拼命地读书、写作，以摆脱远在他乡的寂寞。他把自己的新作寄给了沈从文先生，希望得到指教。不久，沈先生给他回了一封短信，批评他写得太多太快，劝导他多动手修改自己的文章，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那些文章的下落。父亲反复读着并细细咀嚼着沈从文先生的话，从此认真照他的话去做，写了文章，先挑挑毛病，修改几遍之后再寄出。这也成了他终生写作的准则。他的那几篇小文，不久陆续在萧乾和凌叔华主持的报刊上发表。以后，萧乾又把父亲的文章介绍给章靳以主编的上海《文季月刊》。章靳以慧眼识人，1936年，他计划为上海良友公司主编一套12本的散文丛集，并向年轻的父亲发出了邀请。于是父亲用了一年时间，精心撰写了10篇散文，出了自己的第一个散文集《山寺暮》。《山寺暮》是打头文章，其中《黑色鸟》《长城旅客梦》《给匆忙走路的人》《风雨》等，也都是他早期的优秀作品，这些散文的风格及形式各异，充满了现代主义及浪漫主义的色彩，可看出他对生活的感受、思考及对艺术求变的尝试。

　　《山寺暮》记述的是父亲一次出游的经历，游的是汉阳著名的归元寺。归元寺建于清顺治年间，辖地约70亩，寺内有五百罗汉，景致以“百尺茂林、千杆修竹、红分日刹、绿绕云房”而称著。这篇游记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写这里是何方庙宇、名胜，突出的是游山人眼中的山、树、石、暮色，暮色中的寺及游山人。他刻意营造着诗画氛围，重情趣和境界，大胆袒露自我追求。其他几篇，《风雨》写的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风雨”，而是用15个场景，描绘了风雨中的民俗市井，把风雨、人物、事件缠绕在一起，调动多种艺术手段为风雨造势。《风雨》由萧乾推荐，被编入赵家璧主编的《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给匆忙走路的人》展现了思辨的色彩，《长城旅客梦》展现了现代派技巧……10篇散文各有侧重和特色，也使他在文坛上有了名气。萧乾在他写的《鱼饵·论坛·阵地——记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九年〈大公报·文艺〉》的文章中说：“我们也有一些专门致力于散文写作的作家，如20年代的朱自清、俞平伯、谢冰心；30年代的何其芳、陆蠡、刘白羽、严文井、李广田、吴伯箫、萧红、丽尼、李菽等。”

　　晚年，父亲告别了已取得颇高成就的童话，重新回归散文。他是这样说的，“从我自己来说，是想把剩余的生命来写一些童话以外的东西的。因为生活里有些东西不是都可以装进童话里的。我自己的写作并不是从童话开始，在面临写作将要结束这个不可躲闪的时刻，我还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情感，我要再接触一下我开始写作时喜欢运用的某些形式。这好像是为了‘有始有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还说过：“我喜欢这样一种散文，作者凭着自己的心和眼，表达了人对世界真实的感受……质朴的真实必定优于华丽的虚妄。”他主张散文一定是人的声音，“无论描写日月山川、风花雪夜、鸟木虫鱼，都是人之所见。”

　　父亲晚年的散文，惜墨如金，以简驭繁，戒除卖弄，凝练幽默，清新淳朴，含蓄隽永，俊逸飘洒，脱出了青年时个人的小圈子，面向社会和时代，面向世界和历史，题材也更多样化。为了扶持文学新人，他写了许多序跋。他在这些序跋中阐述着他的美学观点，他还写了许多关于儿童文学的文论，这些散文可归于议论散文。而《小草的哀歌》《低音变奏》《啊，你盼望的那个花的原野》等作品，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有人把这些散文归为抒情散文。几篇回忆人物之作《关于萧乾的点滴》《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还有写冰心、沈从文等人的文章，更偏于叙事，就算叙事散文吧。父亲与这些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遇，一路走来，出入他们的世界，并运用小说手法表现他们的心灵，内在情绪，因此写来亲切、生动、传神、鲜活，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在此，我想提及两篇我帮父亲寄送的散文。一篇是《我相信》，一篇是《我欠的债》。我与父亲不住在一起，只能偶然给他帮些忙。《我相信》写于1988年11月，是我帮一家杂志社向他约的稿。约稿时，我没给他出题目，但可能因为是我向他约的稿，触动了他某些往事的怀想：譬如我对他的造反，遣散了一窝他心爱的猫家庭；造反派凶猛的抄家，母亲对他悉心的呵护体恤……这些惨烈凄楚的场面，在他的描绘中，没有丝毫幽怨悲切，却充满了幽默戏谑，最后以“我相信”寄予未来结束全篇。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在1977年访问中国时，对父亲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次我到中国访问，听到很多人讲了自己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使我感到悲悲切切，凄凄楚楚。当严文井先生在讲到这些相同或者类似的情况时，他好像用另一只眼睛冷静地审视这所经受的苦难，话语中透着深沉的历史感。”《我相信》写于木下顺二这番话的10年之后，他对历史又有了进一步的透视，提炼出了这篇黑色幽默。

　　《我欠的债》可说是父亲写的最后一篇散文，是我帮他寄给《羊城晚报》的。那时他已83岁，在他80岁的时候，写了《我仍在路上》，有些告别人世，总结一生的意味。他很想就此多写一些回忆性的文章，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他是个内心柔和的人，《我欠的债》可看作他告别人生前的忏悔，500字左右的小文，却涵盖了那么多的深意。我小时候挨的一顿揍，母亲病重时的一次不耐烦，向文坛的几位人士，所表达的未能报答他们的歉意。这忏悔意犹未尽，意味深长。他的确老了，心有余，力不足了。我们只能从短短的文字中，体会他回想往事时内心掀起的狂澜。

　　下篇·童话创作：偶然驶进  长期驻留

　　父亲的童话创作始于1940年下半年。那时，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中文系任教，刚写完一部反映知识分子题材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创作兴致正浓。这时他的第一个孩子快要降生了，他感到应该为自己的孩子做点什么，同时他隐约感到将来的中国一定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他要为孩子们的未来祝福，于是，他一口气写了9篇童话，并在窑洞里，为鲁艺的师生们朗诵了这些作品，获得了热烈掌声。他挑选出其中的6篇童话，结集成童话集《南南同胡子伯伯》(后来又更名为《南南和胡子伯伯》)，于1941年由桂林美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的第一个童话集。父亲更多的童话则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的50年代、80年代。这些童话每年都结集成不同的书名，至今仍在与孩子们见面。当年读这些童话的孩子已成为爷爷、奶奶，他们把儿时喜欢的童话又推荐给了自己的后代。父亲的童话也因此流传着，不因市场大潮的变幻冲击而消失。

　　可以这么说，他初期的童话创作，源自他对美的向往，那清贫童年时的渴望。他出生在一个穷教员家庭，是家里的老大，下边有七个弟弟，可想而知家庭的困境。那时的中国，战争频仍，满目疮痍，遍地饿殍。他亲眼目睹了两个可爱、年幼的弟弟因病无钱医治，相继离开人世……祖父因无钱而害怕过年，父亲多么想让害病的弟弟吃上可口的水果，重新站起来玩耍，然而这一切只能在梦幻中实现。他看到了太多的丑，因而更加向往美！于是他写了《四季的风》，要让四季的风吹走苦孩子的愁苦，给他带来欢乐。写了《南南同胡子伯伯》，让胡子伯伯来护佑南南，给他温暖幸福。他还希望孩子们要勇敢，有礼貌，乐于助人。《风机》《小松鼠》《胆小的青蛙》都是这样的故事。他把自己童年时的渴望与幻想编写成童话，给当时处于抗日战争环境中的孩子送上衷心的祝愿，祝他们拥有美好的未来。

　　到了50年代，父亲已有了我们这五个上小学或幼儿园的孩子，能近距离的观察孩子，于是有了更多的童话素材。我们的童年是欢乐和幸福的，学习、唱歌、舞蹈、游戏……国家也非常重视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号召每位作家都要为儿童写作品。作为父亲，他更觉得有一种责任，他希望无论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其他的孩子，都应该坚强、勇敢、热爱劳动，永远蓬勃向上。他看到我的姐姐怕狗，就写了《丁丁一次奇怪的旅行》，让丁丁在小蚂蚁的帮助下经历一次历险，胆子变得大起来。我的哥哥就是唐小西，他总是玩不够，做什么事总要拖到下一次，父亲就让唐小西在没有白天也没有夜晚，想玩多久就玩多久的“‘下一次开船’港”玩个够，使他终于懂得时间的珍贵。跟唐小西一起走进“‘下一次开船’港”的，还有我家的玩具纸板公鸡、纸蛇、肚皮下边绷着皮筋的老鼠、小木偶、布娃娃、老面人……父亲在写这篇童话的日子里，是我们最快活的时候，他每写出一章，就给我们朗读一章。我们用欢笑回报他，要他再多读一些。小西的历险纠集着我们的心，可惜每次他只写那么多，因为他第二天还要上班、开会。等我有了孩子，给儿子读这本书时，才发现爱干净善良的布娃娃原型就是我的母亲，那个爱吹笛子、用故事口袋给大家讲故事的老面人的原型就是父亲自己。父亲休闲的时候喜欢唱歌和吹笛子，那个故事口袋不就是他创作童话的脑袋吗？

　　他写《蚯蚓和蜜蜂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花猫》的时候，我还在上托儿所。我每个星期回一次家。一次托儿所的阿姨给小朋友们带来了这两本书，并讲给大家听。小朋友们听得入迷极了，每天都请求阿姨读这两本书。在没有人读书的时候，我们就自己翻看书的插图，回想着里面的故事。周末我回家时，发现家里也有这两本书，就对妈妈说，这两本书可好啦，我们托儿所也有呢。妈妈笑而不答，还是托儿所的阿姨后来告诉我，这两本书就是你爸爸写的。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的爸爸会写好听的童话故事。但还没容我向小朋友们显摆，我就从托儿所毕业了。

　　父亲50年代写的作品中，《小溪流的歌》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品。大家在读《小溪流的歌》时，不妨也读一读他的散文《给匆忙走路的人》。《小溪流的歌》写于1955年，《给匆忙走路的人》写于1935年，时间整整跨越了20年。小溪流的形象最初出现在《给匆忙走路的人》里，这篇散文正是《小溪流的歌》的源头。小溪流是父亲青年时代就形成了的人生观的艺术写照，而且是他对人生的切身体悟和强烈的感受。小溪流奔腾向前永不停息，是父亲最崇尚的精神。他自己就是这样一条小溪流。不满20岁就独自到北平谋生。刚在写作上小有名气，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他不甘心做亡国奴，毅然奔赴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后迎来了新中国。看到新中国的孩子沐浴在阳光下，幸福成长，他感到高兴，内心对未来充满了自信、乐观。他胸中孕育着多年的艺术形象——小溪流，像地火一样喷发了！他以巨大的热情，诗化的语言，赞美着小溪流的每个成长过程，无数小溪流汇成小河、又汇成大河、大江，最后汇成大海。他们虽然变大了，但都保留了小溪流的本色，活泼愉快，不停地运动，进行着无穷无尽的变化，一会儿也不肯休息。他们都唱着小溪流的歌“前进，永远前进”，所以有人称赞《小溪流的歌》是“一曲赞美宇宙常动不息的交响乐”。

　　《小溪流的歌》既可以看作童话，也可以把它当作寓言。纵观父亲的童话，寓言常悄悄地坐落在他童话中的某个角落，或者干脆与他的童话融为一体，像《蚯蚓和蜜蜂的故事》《浮云》《会摇尾巴的狼》都有寓言在做客。这是他喜欢思考的结果，每当他创作童话的时候，寓言就会向他招手，所以他的童话不仅美丽有趣还有深刻内涵。

　　他的童话创作也有搁浅的时候，那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因素。“文革”十年，包括60年代初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整个中国文坛都进入了严冬，但是他心中仍然流淌着献给孩子们的歌。大地一解冻，他就写了《南风的话》《歌孩》《浮云》《歪脑袋的木头桩》《一个晚上的故事》等多个童话。

　　父亲热爱儿童文学，从来没把儿童文学当作小儿科，也没把它当作成名成家的敲门砖。他写儿童文学时起点高。他是在写过散文、诗歌、小说，成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后，才涉猎儿童文学的。他把儿童文学当作特殊的文学体裁，在他看来，安徒生与莎士比亚没有高下之分，而且这种文学的写作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孩子。不管战争年代，还是运动时期，在创作童话时，他的心中始终只有孩子，尽管后来他也成了胡子伯伯，但孩子永远在他心中占着重要的位置。

　　如今，他已整整100岁了，他离开我们也整整10年了，但是，他仍在注视着我们，用他的作品陪伴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