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山乡民俗风情的抒情诗

　　周立波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也是一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学识渊博，对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研究有素的著名学者和翻译家。他在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和一些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他在报告文学、文艺理论、翻译外国文学和研究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他曾两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在他们那一代从纷飞的战火里走过来的作家中，像他那样功底深厚，通今博古而又全面发展的作家是屈指可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工厂，深入农村，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满怀激情从北京回故乡湖南益阳安家落户，先后在桃花仓、竹山湾、邓石桥、清溪村等处深入生活，同农民泥里水里滚在一起，参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获得了丰富的创作资源。1956年至1959年写成了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优秀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她和《暴风骤雨》是姊妹篇。作者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以清新活泼而富有山乡色彩的语言，对人物性格和心灵作了生动细致的剖析，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山光水色作了富有诗情画意的描绘，以浓郁而耀眼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新境界，在新中国文艺的百花园中大放异彩，被誉为红色经典，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悠扬而甜美的民俗风情

　　民俗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约定俗成的习惯，是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精神信仰。民俗的内容是丰富复杂的，涵盖面特广，并且在不断的变化，既有传承性，保守性，又有变异性。它包括：婚丧嫁娶、饮食服饰、居处游乐、节令习俗、交往礼俗与迷信禁忌。民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创造的文化，是为人们所享用和传承的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的民俗，也有现实的新生的民俗，既有口语传承的民俗，也有以物质形式、行为和心理等方式传承的民俗。在中外文学史上，大凡一些杰出的作家都是描写风俗的高手，都是他们所生活时代的风俗专家。周立波是一位集革命家、作家、学者三美于一身的杰出的文学家，是一位学识渊博，深谙艺术规律的艺术大师，也是一位描写民俗的高手。不仅在他早期的报告文学中，就是中期的《暴风骤雨》中也有许多生动的、精彩的民俗风情的描写，而晚期众多的短篇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的风俗民情的描写，不仅使周立波的创作更具民族特色、地方特色，而且使其作品具有更丰富的历史内蕴和炫目的文化光彩，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

　　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我们感受到仿佛有阵阵拂面而来的柔软的清风，清风中糅合着淡雅的茶子花香；又仿佛有潺潺的清澈的溪水在眼前流淌，溪水上漂浮着洁白的茶子花片……这既像在欣赏一幅淡雅的风俗画，又像在聆听一曲悠扬而甜美的田园诗。作品一开始就把一幅幅充满民俗风情的江南山乡的水埠和农村的冬季景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往对岸荡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细浪，发出清脆的、激荡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相应合。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缓慢，排筏也好像没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像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轻捷的渔船正在撒网。鸬鹚船在水上不停地划动，鱼人用篙子把鸬鹚赶到水里去，停了一会，又敲着船舷，叫它们上来，缴纳咀壳衔着的俘获物，大鱼和小鱼。

　　这个离城20来里的丘陵乡，四周净是连绵不断的、黑洞洞的树山和竹山，中间是一片大塅，一坦平阳，田里的泥土发黑，十分肥沃。一条沿岸长满刺蓬和杂树的小涧，弯弯曲曲地从塅里流过。涧上有几座石头砌的坝，分段地把水拦住，汇成几个小小的水库。一个水库的边头，有所小小的稻草盖的茅屋子，那是利用水力作为动力的碾子屋。

　　虽说是冬天，普山普岭，还是满眼的青翠。一连开一两个月的白洁的茶子花，好像点缀在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细瘦的残雪。林里和山边，到处发散着落花、青草、朽叶和泥土的混合的潮润的气味。

　　前者描绘的是江南埠头冬季明媚的景色。江水平静而青绿，艄公驾驭渡船在江上游动，激起清脆的声响，江心拥塞无数木排、竹排，说明此地盛产木材与楠竹，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说明这儿当时商贸繁荣，特别是水上运输甚为繁忙。这儿写了江南山乡的种植习俗、商贸习俗、渔猎习俗……作者用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触，将这些习俗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们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后者，描绘的是江南山乡冬季临近暮色苍茫的景象，连绵不断的树山和竹山，一坦平阳的沃土田畈，弯弯曲曲的溪涧，石头砌筑的水库以及水库边头稻草盖的用水作动力的碾子屋；还有普山普岭的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洁白的茶子花……这里，看似平常，实则作家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江南山乡和谐甜美的暮色风景图。这里写了青松、翠竹、水稻、茶子等种植民俗，水库、水碾等水利民俗以及充满诗意的洁白的茶子花……

　　《山乡巨变》没有离奇的故事、曲折的情节，也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它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干部和农民，但是，它却以诱人的艺术魅力吸引读者，成为当代文学画廊中的红色经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作家十分细腻地展示了江南山乡丰富、复杂、变化的民俗，既有属于物质民俗的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医疗、商贸的生动描写，又有属于社会民俗的婚丧嫁娶、过年过节、交友娱乐，岁时节日的精彩描绘，有精神民俗(如土地菩萨、阎王、财神、司命菩萨、落水鬼)、歌舞艺术(如花鼓戏、民歌、民谣)以及人生哲学的艺术展示，还有益阳人所特有的民俗语言和民间谚语、歌谣的熟练运用，简直就是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民俗画、民俗志、风俗史。因此，我们说《山乡巨变》是一部新中国初期的江南山乡民俗风情的“抒情诗”。

　　对劳动者的自信

　　《山乡巨变》所描写的是一个美丽而贫困的山村——清溪村在1955年初冬至1956年的上半年之间围绕土地所有权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和由此而产生的家与家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及其产生的一系列心理的、感情的巨大变化。而巨变的核心是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土地和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周立波极其巧妙地把关于“土地神”的民俗和作品的主题融为一体，既开门见山，又高屋建瓴，十分自然，十分贴切。开头第一章由“上篇”提纲挈领的人物，即“派”进来贯彻合作化政策的干部共青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入乡”时的所见所想，生动描写了千百年相沿成习供奉“土地”神的习俗及其相关庙宇——“土地庙”：

　　走到一座土地庙跟前，看看太阳还很高，她站住脚，取下被包，坐在一株柞树下边的石头上，歇了一阵气。等到呼吸从容了，她抬起眼睛，细细观察这座土地庙。庙顶的瓦片散落好多了，屋脊上，几棵枯黄的稗子，在微风里轻轻地摆动。墙上的石灰大都剥落了，露出了焦黄的土砖。正面，在小小的神龛子里，一对泥塑的菩萨，还端端正正站在那里。他们就是土地公公和他的夫人，相传他们没有养儿女，一家子只有两公婆。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那些危害猪牛鸡鸭的野物：黄竹筒(黄鼠狼)、黄豺狗、野猫子，都归他们管。农民和地主都要来求他们保佑。每到二月二，他们的华诞，以及逢年过节，人们总要用茶盘端着雄鸡、肘子、水酒和斋饭，来给他们上供，替他们烧纸。如今，香火冷落了，神龛子里长满了枯黄的野草，但两边墙上却还留着一副毛笔写的，字体端丽的古老的楷书对联：

　　天子入疆先问我

　　诸侯所保首推吾

　　这一段细致的描写，旨在告诉人们，土地庙虽已陈旧破落，香火冷落，这是因为新社会共产党不信迷信，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土地却是“天子”、“诸侯”等都首先关注的重要问题，现在虽说“天子”、“诸侯”已经进了历史的博物馆，但是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命根子。代代相承的民俗习惯使农民和地主都相信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的传说，要求其“保佑”。因此作品通过对土地菩萨这一民俗禁忌的描写，由邓秀梅提出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她说：“天子、诸侯，都早已进入了博物馆，但是这副对联不也说明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吗？”这就开宗明义形象地说明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解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同时，也加重了邓秀梅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分量。

　　[次页标题= 导航短标题=]　　而小说的结尾，即在“续篇”的最后一章《欢庆》中，又以“续篇”的提纲挈领的人物，本土“涌”现出来的合作化的带头人李月辉和本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李槐卿的对话，一方面表现了对土地的重视：“土能生万物，地可纳千粮”，另一方面则艺术地表现了组织起来的农民对土地神的蔑视，对劳动者的自信：

　　“从前人在土地庙门前，最爱题这副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纳万粮’。这是确情，一点也不是迷信。”李槐卿说，他的眼睛放在土地上。

　　“土地没有手，就会荒废，手是万能，真是么子人所言，‘劳动人民两只手，工作起来样样有’。”李月辉仍然着重歌颂手。

　　作品中通过贫农陈先晋的“恋土”、贫农盛佑亭的“申请”、社长刘雨生的“婚变”、富裕中农王菊生装病和夫妻假离婚、以及中农秋丝瓜的“宰牛风波”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还有陈先晋带着自己的二崽陈孟春“偷偷摸摸去敬土地菩萨”，请“财神”等情节无一不是围绕 “土地”而发生的。整部作品的开头和结尾都描写土地庙这一祭祀民俗，通过人们对这一祭祀民俗的前后不同看法，写出了农民由对“土地”的依赖性转变为对自己力量的自信，这种由对“土地”、对神的迷信转而为对劳动者自信，是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思想的一大飞跃，是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这就是《山乡巨变》整部小说的核心所在，主题所在。

　　疏密有间的艺术手法

　　茅盾曾说：“《山乡巨变》续篇，可以作为例子说明他在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所取得的成就，他是越来越洗练了，而且，在紧锣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件小事，亦颇幽默可喜”。何止是续篇呢？我认为整个《山乡巨变》都是处处“紧锣密鼓”，处处“轻松愉快”，又处处“幽默可喜”。这种艺术境界的实现，不少是通过民俗的描写而获得的。

　　因为《山乡巨变》所写的是围绕土地所有制而展开的公与私，新与旧，个人与集体，先进与保守的极其复杂的矛盾纠葛与冲突，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作者以其生花妙笔和艺术匠心将这些矛盾变为了一个个精彩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既波澜起伏，张弛有致，却又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和地域特色，而大量的民俗轶闻的描写又起到了和缓矛盾、和谐气氛的作用。

　　比如：善用心计的王菊生(外号菊咬金)不愿入社，害怕刚刚入了社的原来的老朋友陈先晋和社里干部来“劝他”入社，“找他麻烦，耽误功夫”，他因为“懒得与他们劳神”，就装病“扯痧”。“装病”被邓秀梅李月辉揭穿后，又和堂客商量“相里手骂”，王菊生假扮要积极入社，而堂客却“拖后腿”。当社长刘雨生来他们家，便马上演了一出夫妻反目假戏真唱的闹剧：先是相骂，后要离婚，继而相打，女的披头散发，脸被男的“掠了一下子”，又被推了一把，便顺势倒在地板上，翻来滚去，号啕大哭并破口大骂：“打了我，你会烂手烂脚，捞不到好死的，你会爸死，崽死，封门死绝，你这个遭红炮子穿心的，剁鲁刀子的”。一边骂，一边跳起来往外奔跑，要去跳水，一时之间王菊生的屋闹成一锅粥，大人吵，小孩哭，邻居劝，骂的骂，哭的哭，喊的喊，劝的劝，沸沸扬扬，气氛甚为紧张，此时作家又别具心裁引用了“老鸹子”，“落水鬼”等民俗禁忌，使沸腾的场面“降温”。一方面紧锣密鼓，一方面又轻松幽默，既真实地表现了合作化时期人们复杂的心理状态，又显示了新旧交替时期关于禁忌、迷信方面的民俗在不同人们心中正在起不同的变化。

　　次如：桂满姑娘在坏人的“挑拨”之下，误以为自己的男人谢庆元同刘雨生离了婚，刚同符贱庚结了婚的贞满姑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因而两位“儿时的游伴”，“从前的朋友”却成了“现在假想的情敌”，并在桂满姑娘的“小小的地坪里”，发生了“武装冲突”：一个举起锄头，一个扬起竹扫把子；一个精精致致，一个披头散发；一个骂你“发疯了”，一个骂“我没有疯，有人倒臭了”；一个骂“你这个东西，太混账了”，一个骂“我混账，我不是东西，男人换了一个又一个。自己老公才走了不几天，就又忍不住，出来寻野老公了”。双双举起高高的“武器”，暂时都没有落下。桂满姑娘因为怀疑对方勾引自己的丈夫，因而骂对方：“我怕你这婊子婆！”贞满姑娘因受了侮辱以更重的语言还击：“我怕你这婊子屙的！”“我一家伙打烂你的狗脑壳！”桂满姑娘动动扫把骂了一句，但眼睛紧盯着锄头，生怕它挖下来；因为在武器上扫把毕竟抵不住锄头，而手握锄头的贞满姑娘在武器上略占上风，骂语也硬绷些：“我一锄头送你见阎王！”

　　但是，双方毕竟都是女人，比起男人来，要斯文多了，尽管双方剑拔弩张，但却只停留在“不动手脚，光斗唇舌了”。会计李永和捡起一根树棍子，从中一拦，把双方的武器一下子架开，双方也就偃旗息鼓休战了，而作家却用陈先晋与亭面糊两人的“抬杠”，用民间轶闻对这场“武装冲突”进行评判：

　　“由她们去，”来看热闹的亭面糊宽心地说，“打不起来的，堂客们只一把嘴巴子。”

　　“也不见得，”跟着赶来的陈先晋说，“听老班子讲，同治年间，我们陈家有一位堂客，长一脸横肉，打起架来，两个男人都拢不得边，人来猛了，她就扑上，用嘴咬人家的手。”

　　“还不是离不开嘴巴。”亭面糊巧妙地把人家的话作为自己的主张的证明。

　　这里陈先晋听老班子讲的“同治年间”“陈家”的“一位堂客”“用嘴咬人”，就是民间的轶闻趣事。正好被亭面糊“巧妙”用来作为自己观点的证明材料，显出了“面糊”并不“面糊”，而且在“斗嘴”“抬杠”中却有几分机敏，因而就特别显得滑稽可笑。同时使得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轻松了，既合情合理，又幽默风趣。

　　整个《山乡巨变》把全村十几户人家，30多个主要人物的许多故事编织起来，看似“凌乱”实则灵活，完整，有序，各个故事之间往往用一两个民俗故事或民间传说或歌谣童谣来隔离，使整个作品疏密有间，井然有序，既“紧锣密鼓”，又“轻松愉快”，充满幽默可喜的喜剧味道，而民俗却是这一喜剧风味的绝不可少的调味剂。

　　丰韵多样的人物性格

　　周立波长期生活在湖南山乡，对故乡的山光水色民俗民情既爱之甚深，又烂熟于心，因而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不仅用于主题的揭示，结构的变化，而且用来显示人物的不同性格，借以进行抒情言志，使整个作品风韵多姿，人物性格丰富多彩。其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童谣、童戏和民歌幽默讽刺，抒情言志。我们知道，借用童谣、童戏、民歌来讽刺批评落后事物，诋毁反动丑恶事物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惯常运用的一种民俗。作家在《山乡巨变》中就运用这种民俗巧妙地含蓄地抒发了自己的喜怒爱憎。

　　比如：菊咬金夫妻假戏真做“相里手骂”的把戏被人识破之后，“经过多嘴多舌的人添油加醋，竟把菊咬金涂成一个花鼻子了”。一次小学生演戏，有个小学生扮演一个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他是劳动能手但私心很重，患得患失，苦闷犹豫，不愿入社，其说话神情，很像王菊生，小学生演得绘形绘色，逗得大伙笑声不断。有些小孩甚至把王菊生的外号菊咬金编成童谣传唱：“你是死菊咬，活菊咬，你思想不通，不肯入社，跟堂客相里手骂，哎呀，哎呀，不要脸，不要面子，不要香干子”。这里借童戏童谣对菊咬金进行了善意的批评。

　　还有，当副社长谢庆元因自己受坏人挑唆，工作消极，贪图吃喝，与妻子吵架，甚至动了刀子，加之自家代养的耕牛又不明不白地被刀砍伤，万般无奈，便吃水莽藤寻短见自杀，后被送到城里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第二天他去犁田，遇见一群背书包上小学的孩子，为首的是支书李月辉的儿子李小辉，他顽皮地问谢庆元：“庆元叔，水莽藤好不好吃？”“还想吃吗？”另外一个小学生也前进一步，“你要还想吃，我替你去扯。”“那边山上有的是。”第三个小孩也凑热闹。“抽你们的肉”，谢庆元扬起鞭子，孩子们一轰都跑了，跑了一段估计对手追不上来，孩子们又都站着，手舞足蹈地反复唱着他们新编的童谣：“一个人，出时新，吃了水莽藤，大叫肚子痛。”这里借助童谣、童趣批评了谢庆元，同时也显示了孩子们鲜明的是非观。人们常说，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茶子花派，是含着微笑看世界，即使对落后的、错误的事物，进行批评讽刺也是面带微笑，充满善意的。

　　二、通过服饰、饮食、娱乐等民俗展示人物的性格、休养与习性。《山乡巨变》写了10多个主要家庭，30多个主要人物，从他们或各不相同，或大同小异的服饰、饮食、娱乐等民俗，可以看出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和生活习性。

　　[次页标题= 导航短标题=]　　一是运用衣着服饰显示人物特征。

　　比如，邓秀梅“入乡”在路上遇着亭面糊，他们彼此打量对方，通过衣着服饰就显示了各自不同的身份地位。她“仔细打量他”，“只见他头上挽着酱色毛袱子，上身穿件青布棉袄，跟别的挑肩压膀的人一样，肩上补了两块布。腰围巾也是补疤驮补疤，看不出原来的布色了……”老倌子“也在打量”她，“看见她穿一身青斜纹布制服，白地兰花的衬衣领子露了出来，披在棉衣领子的两边。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佩一支钢笔，插一把牙刷。她没有戴帽子……脚上穿的是蓝布面子胶底鞋……”从“亭面糊”的穿着来看，是一位勤劳朴实且较为贫困的农民，经常肩挑背驼，以“补疤驮补疤”的“腰围巾”围着来御寒。而邓秀梅呢，则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具有一定文化，爱美又爱整洁的比较含隐的国家干部形象，那“白地兰花的衬衣领子露了出来披在棉衣领子的两边”，告诉人们她是青春爱美而又朴素整洁的，脚上的“蓝布面子胶底鞋”，说明她是一位国家干部，因为当时，一般的普通农民是买不起胶鞋的。

　　同是农民，李月辉、陈大春、刘雨生等各人因各自的生活经历不同，家庭经济状况有别，因而服饰穿着都存在着差异。三个人都戴有帽子，但从色彩、质地、造型显出三个帽子的主人的不同身份：乡支书李月辉的“浅灰绒帽子”，显示其年龄较长，举止稳当，庄重；团支书陈大春戴的是“有光滑黑亮的鸭舌的蓝咔叽制帽”，显示家庭宽裕，在家庭地位较高，本人有青年人的好奇，喜爱青春靓丽的色彩；社长刘雨生是“戴顶藏青斜纹布制帽”，适合中年人朴实本真的性格。再看他们的衣着：支书李月辉穿的是“半新不旧的青布棉袄……”显得妻子(堂客)很爱他，衣着整洁，像农村基层干部；陈大春则“披件对襟布扣的老蓝布棉袄，没有扣扣子，也许是怕热……脚上是一双麻垫草鞋……”显示其充满活力，不受拘束，热爱劳动，生活简朴；而社长刘雨生因忙于互助组的公事，标致的媳妇要与他离婚，因而，自己衣服破了，也无时间补，媳妇又懒得补，因此“上身穿件肩头露了棉花的开胸布扣青大布棉袄”。这三个人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家庭处境不同，衣着也有明显的区别。

　　二是通过饮食信奉等透视人物的心理与性格特征。

　　民以食为天，饮食菜肴最能体现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温饱、贫富与习性爱好。

　　首先，看陈先晋家的夜饭：

　　桌上点起一盏没有罩子的煤油灯，中间生个汽炉子，煮一蒸钵的菜，清汤寡水，看不见一点油星子。炉子的四周，摆着一碗扑辣椒，一碗沤辣椒，一碗干炒的辣椒粉子，还有一碗辣椒炒擦芋荷叶子。辣椒种族开会……

　　看到这桌“辣椒种族”开会，不禁令人想起湖南流传的一首辣椒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背诵给斯诺听过：“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个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可不能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烧，样样味色好。没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可见辣椒是湖南山乡的主菜，《山乡巨变》中陈先晋的夜饭“辣椒种族开会”就写出了湖南山乡饮食的主要特色， 这辣椒歌在陈先晋的“夜饭”桌上“具体化”了，因为他家只有五口人吃饭，故而只写了四碗辣椒一碗白菜汤。既显示了陈先晋家节省、清贫，也显示了陈家一家人坚忍吃苦的精神，又生动地展示了湖南人爱吃辣椒的地域特色和民俗特色。

　　其次，看陈先晋的信奉：

　　他跟他婆婆，每年大年三十夜，子时左右，总要把一块松木柴打扮起来，拦腰箍张红纸条，送到大门外，放一挂炮竹，把门封了，叫做封财门，守了一夜岁，元旦一黑早，陈先晋亲自去打开大门，礼恭毕敬，把那一块松木柴捧进来，供在房间里的一个角落里。柴和财同音，就这样，在陈先晋心里，财神老爷算是长期留在自己家里了……他盼望走运，常常想在路上捡一块金子，也想从山里挖出一窖银元宝来。不过，金子也好，元宝也好，似乎都不愿意和这老倌子做朋友，到目前为止，它们都还没有到他们家做过客，一回也没有。

　　这里通过陈先晋请财神细节的生动描写与盼望拾到金元宝的幻想，真实地揭示了旧式农民迷信、愚昧、渴望发家致富的心理追求。书中亭面糊算命的民俗，也是很精彩的，特别是对算命瞎子的“胡言乱语”的揭示更是让人捧腹大笑。亭面糊的请瞎子算命与陈先晋的请财神，两厢呼应，异曲而同工。典型的细节描写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同样，典型的民俗的描写也胜过千言万语。

　　三是通过游戏、演戏等民俗展示人物的性格及社会的变化。

　　湖南人乐观、爱热闹、爱唱戏、爱看戏。就笔者所知，湖南除京戏、汉剧外，还有湘剧、湖南花鼓戏、祁剧、皮影戏、高跷戏等。《山乡巨变》中写了演戏，打扑克、下军棋、拉二胡、唱花鼓戏、舞龙灯、舞狮子、摔跤、田头唱歌等民间风俗，作家写这些，不是单纯为写民俗，而是通过写民俗来展现人物的不同性格，以及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比如，在《入夜》一章中写邓秀梅、陈大春、刘雨生和盛清明四人打扑克，李月辉在旁观战兼替邓秀梅(新来的客人)“观场”。当盛清明打出一张主牌梅花六，陈大春则“啪嗒一声，把他粗大的右手拍在桌子上，冲出一张梅花k”，不怕被下家吃掉，以此显示“猛张飞”的冒失；刘雨生与精灵的盛清明作对家，打牌与他干工作一样，老老实实，认认真真，既不冒失，也不玩假，以此显示其为人的本真；盛清明一面眼观三家打牌，一面与李月辉说笑，却乘人不备偷牌、换牌、悔牌，以此显示其治保主任的机灵；李月辉“观场”，一面说盛清明打扑克不老实，爱打电话，爱动手脚：擤擤鼻子，就是要梅花，眨眨眼睛就是要黑桃，并说他们“老实鼻子空，肚里打灯笼”，揭穿盛清明作假后，并说：“你呀，我看你还是少调皮的好，你越调皮，张芝园越不喜欢你”，以此显示其兄长的风趣。而邓秀梅呢？作为身负重任的下乡干部，她无意打牌，打牌只是她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在打牌中主要是注意观察刘雨生等人的神情，以此显示其工作的细心。

　　方言俗语的光彩

　　《山乡巨变》中就运用了大量的民俗的方言土语或谚语，以此来揭示主题，揭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心理活动。谚语、歇后语等民俗语言的大量运用，使作品更闪耀着民俗文化的光彩。比如用以表现走互助合作化集体致富道路的谚语就有：“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独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一个好汉三人帮，一根屋柱三个桩”；“人往高来水往低”；“公众马，公众骑”等，表现不愿走集体化道路私有观念的谚语有：“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人心隔肚皮，饭桶隔木皮”；“聋子擂鼓，各打各的”；“叫花子照火，只往怀里扒”；“野猫借公鸡，有借无还” 等，这两类谚语针锋相对，都来源于民间，但生动、形象、风趣，能抓住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生活习惯，给予有声有色的显现。还有许多迴然不同的为人处世哲学的谚语如“少吃咸鱼少口干”；“不上当，不成相”；“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到黄河不死心”；“打开窗户说亮话”。关于农事的谚语那就更多了，比如：“雷打冬，十个牛栏九个空”；“田要冬耕，崽要亲生”；“喂猪没巧，栏干肚饱”；“有种有根，无种不生，什么蔸长什么苗”。盛佑亭老人的“养牛经”更是把农民对牛的习性和感情写得生动、具体、传神：

　　“人畜一般同，”面糊接着说，“平常人骂人‘笨的像头牛’，拿牛比笨人。其实，牛哪里笨呢？它机灵极了，就欠阎王老子给它一个活泛的舌头，不会说话，它一天要吃三巡水，田里的水有粪尿，它不肯喝，要到塘边去，越口里的活水，它顶爱吃。一眼塘里的水，水牛吃过的地方，黄牛不肯吃，黄牛吃过的地方，水牛闻一下，就昂起脑壳……”黄牛水牛是前世的冤家，不过习性也差不多，比如在数九天里，凌冰一样的冷水，黄牛不吃，水牛也不闻。打点牛的人要费力烧些热水给它们喝。要不，一天一夜不进一滴水，肚里风科百叶干坏了，车不动，不要说做功夫，命都保不住，你以为呀……

　　在下雨天赶牛耙田，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牛也有蓑衣，但没有斗笠，只有面糊老人的牛“头上的两角之间绑了一顶破草帽”，他叫戴草帽的理由是：“人畜一般同，人的脑门心淋了生雨，就要头痛，牛也一样。”

　　这两段描写，一是对“人畜一般同”的谚语的生动描述，一是对“笨的像头牛”谚语的批判和反驳，通过对谚语的认同与否定，生动地展现了农民与耕牛之情，显示了农耕社会深深的历史痕迹，这是写谚语，是写人，也是写史。《山乡巨变》中的方言谚语是很丰富的，既有旧社会轻视妇女的谚语如：“母马上不得阵”；“男人的田边，女人的鞋边”；“妇道人家跳起脚屙不得三尺高的尿”；也有与之相反的称赞妇女的谚语如：“穆桂英挂帅，樊梨花西征”等。还有关于气象的谚语等等。

　　《山乡巨变》中关于民俗的描写是十分丰富的，既有关于虐杀女婴的陋习，也有关于女子缠足的恶俗，还有许多古老民俗在新社会的演变、蜕变，或逐步消失，如亭面糊岳母的丧事，刘雨生与盛佳秀的婚礼，赌风的消失等，所有这些既保留了传统民俗的优点，又去掉了旧式民俗的迷信糟粕，并且融进了新的风俗、新的时尚，使其闪耀着时代的光彩。

　　作为一个高明的艺术家，周立波在文学作品中，既生动自然地描写了民俗风情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变异性，又熟练老到地运用民俗风情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变异性为揭示作品主题，刻画人物形象，抒发内心激情服务。其运用之妙，几乎进入天衣无缝、自然天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