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老舍创作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彰显与融合

　　中国新文学是在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强势影响下孕育、诞生和发展的，但由于中国文化、文学具有举世少有的深厚的历史传统和优势，更由于绝大多数中国作家不论其接受的外国影响有多深总是首先在中国文化、文学的熏陶下成人的，一些作家仍自觉地注重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建构，老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民族意识向着“文化”问题的聚焦；

　　对于 20

　　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说，其民族意识表现为反对一切黑暗势力的统治和关心广大民众的生活与疾苦。应该说，老舍小说在此方面的成就是极为辉煌的：他的《猫城记》以寓言的隐喻手法，对投敌卖国、腐败无能、愚弄民众的反动统治寄以辛辣的嘲讽；他的《四世同堂》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愤史”，它以沦陷后的北平为背景，描写了日本侵略者给故都北平人民带来的极大的痛苦和灾难，谴责了种种汉奸走狗的无耻与卑劣，讴歌了北平人民在经历过“惶惑”“偷生”和“饥荒”之后的觉醒和奋起；他的以《骆驼祥子》为代表的一大批表现北平市民生活的作品，不仅揭露了政治的黑暗、社会的不公，而且以感同身受之情描写了下层市民的痛苦与不幸，老舍小说的民族化成就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可说是第一流的。但是，老舍毕竟不是政治家，甚至也不是一位政治意识极强的文学家。城市贫民的出身，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生活经历，使老舍和大多数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少了一份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干政欲望，却多了一份宏阔的文化视野和人文情怀。因此，如果说老舍小说对反动统治势力的嘲讽、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谴责、对下层市民痛苦与不幸的同情，主要源自一个现实主义的民族作家的人格和良知，是别的作家也可以做到的，那么，老舍常常把自己的民族意识聚焦在“文化”问题上，则是老舍小说作为民族文学杰构的独造之处，而这一点，显然得益于他所具有的宏阔的文化视野和人文情怀。

　　思想观念和民族形式的现代性；

　　老舍诚然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老舍同样具有强烈的世界意识。老舍不仅接受过“五四”思潮的洗礼，而且曾讲学英伦，深受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现代意识的浸染。五年的旅英生活，使老舍鲜明地感受到了西方人的进取精神、认真精神、独立精神和当时一般中国人身上普遍存在的愚昧、奴性、惰性之间的悬殊对比。正因为如此，老舍多年来对现实所怀的隐忧在东西方文化的具体对比中，化成了对本位文化的理性怀疑与批判。他选择了他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作为反省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对象。他对因循守旧、封闭自足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北京市民生活的表现，始终是在现代人文思想的烛照下进行的，这种表现就完全不同于传统市井小说的娱乐趣味，它是一种文化反省与自我批判的现代文本。所以老舍的小说叙述的是市井生活，可叙述的视点却远远高于市井文化，小说的现代意识与批判精神是十分鲜明的。

　　在艺术形式上，老舍的小说创作无疑继承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叙事模式，然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吸取了西方小说叙事模式的营养，并将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帕西卢伯克声称：“在小说技巧中，我把视角问题——叙事者与故事之间的关系——看作最复杂的方法问题。”全知叙述和限制叙述正是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线。从叙事模式来看，叙事角度也许是老舍小说叙事模式中最具现代品格的方面。与传统小说的全知视角不同，他的小说多采用限制叙事(包括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老舍主张小说叙事角度的多样化，并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在很多作品中，他都采用了纯“客观的描写”法，即“作家始终不露面”，利用限制叙事来创作，《月牙儿》《阳光》《微神》等就是这样。《月牙儿》从叙事模式上来说完全是现代的，在表现人物复杂、矛盾、恍惚、失落的心理时，意识流手法经常暗暗地成为主人公感知世界的方式，使之自然地服从作品主题的需要。《微神》尽管没有通篇地运用意识流，但基本上还是以叙述者的梦境、感觉、情绪、性意识的流动穿插在整个比较传统的叙事主体情节之中，内容扩展到意识的各个层次，配合象征意味浓郁的写景，与具有中国古典诗词意境的对话，创造出了意识流、心理分析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意境相辅相成的含蓄蕴藉、朦胧优雅的散文化风格。与《月牙儿》《微神》相比，《骆驼祥子》在叙事模式上更接近中国传统小说，更易为中国老百姓接受。但《骆驼祥子》里加进了心理剖析、景物烘托等手法，如那场吞没一切的暴雨与晒干一切的骄阳等描写。《四世同堂》在叙事的同时也包含了许多抒情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舍在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上，善于将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显示了老舍的创新精神。

　　可以说，在对待世界文学遗产的态度上，老舍善于根据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和自己的审美爱好，广采博纳，去芜存精，择善而用，消化吸收，并使之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学的沃土之中，既达到与世界优秀文学的交融和“接轨”，又始终保有着、散发着本民族浓郁的审美气息，使现代与传统、现代化与民族化，得到了较完美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