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鲜为人知的创作历程

　　长篇小说《艳阳天》，是浩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作的影响广泛而长远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北京郊区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创作，调动了浩然当时的全部生活积累，囊括着人生阅历、艺术修养、文化知识的吸收与占有，以及他对农村发展的基本认识和对农民大众的朴素感情，代表了他那时的思想、艺术的水平和写作的全部力气。“乌云遮不住太阳，真金不怕火炼”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他对当时中国农村形势的基本认识，这个认识自从产生，终生未曾有过动摇和改变。

　　这部被广大读者熟知的著作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过程呢？

　　初入文坛的浩然，为写出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史诗”式的长篇小说，练好基本功，一连气写了6年短篇，出版了10余本短篇小说集(册)，才于1962年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那时，浩然刚从山东省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下放劳动回京才一年。在昌乐县的许多经历，对浩然的思想感情和艺术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深一层地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农民，认识了文学的使命，使他对农民淳朴、善良、憨直的本性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对农村各种类型的人物在不同境况中，不同的思想心态、行为举止，有了更为深刻的体验和透彻的了解；进一步感受到劳动果实不仅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也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还饱含着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有着他人难以理解的深厚感情。在昌乐，浩然获得了《艳阳天》中的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对《艳阳天》的构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2年底，业余创作的浩然争取到一段较为集中的时间，满怀信心的来到北京作家休养所。始料未及，新的困扰却出现在浩然的面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道路这么长，千头万绪，从何处开始落笔？万语千言，又从哪里说起呢？冥思苦想了两天，不仅没有理出头绪，反而越发的担心这来之不易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白白溜走；与其这样对着稿纸发呆，不如回去创作短篇。在犹豫不决中，他给朋友王主玉打电话，述说了自己的苦闷。王主玉对浩然说：捋不出头绪就不要硬写，合作化的道路很长，哪一段最感动、写着顺手，你就把哪一段提出来先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浩然眼前一亮：素材最感人，写起来最顺手的是在昌乐东村那连阴雨天，发动社员抢晒麦子的场景，就先从这里下笔。当浩然再一次面对稿纸，熟悉的生活情景涌现在眼前，并勾起许多联想，把几年间的素材积累全部调动起来。作品构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如同一股旺泉喷涌而出，源源不断地从笔下流泻到稿纸上。浩然拼命地在纸上用笔耕作，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写作时间达12小时之多，基本上都以万字以上的速度进行，最多的一天完成了1.8万字。

　　随着小说的写作进程，构思中原拟的几个人物没有写进去，倒写出了几个临时“跳”出来的人物。浩然的情绪高涨，而且越写越高，他充满信心，要把这部作品创作为第一流的长篇小说。

　　1963年1月9日，浩然完成了小说第一卷的起草工作，从动笔到草出，历时13天。

　　1月15日开始，浩然对小说草稿进行抄改，增添了一些内容，到4月5日，正式地脱出第一稿，交到了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的编辑似乎并没有看重它，被搁置一旁。先是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人从编辑部的来稿堆里翻出借去阅览；后又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于夏末秋初之际，交给《收获》杂志社来京组稿的叶以群，并带到千里之外的上海。

　　《收获》杂志社对这部书稿十分重视。刊物负责人之一的叶以群阅读后，当即决定用这部小说替换下原定刊发的长篇小说。即将复刊的《收获》，容量仅有26万字，只能发表12万字以内的长篇。为了能全文刊登，编辑部原想增加刊物容量，但此时邮局已经开始了订阅工作，无法进行变更；于是找到浩然，希望做一些删改。大幅度删节自己心血的结晶，浩然有些于心不忍，同时担忧这样处理后，会影响到小说的质量。因此，他感到很为难，几次想打退堂鼓。一方面《收获》杂志社十分热心，一定要刊发，一方面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断然拒绝，浩然只得忍痛做了削足适履式的修改，将正面人物爱情方面的线索全部删除，除三两个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的来龙去脉也做了删除。《收获》杂志1964年第1期，刊登了经过删节的《艳阳天》第一卷。

　　不知是否因为《收获》一复刊就隆重推出了《艳阳天》，并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任彦芳等人看过《艳阳天》手稿后，也对其赞不绝口，作家出版社开始对《艳阳天》重视起来，突然加快了编辑出版的进程。此时距浩然将小说手稿交给出版社已过去了近一年。

　　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浩然于1964年4月2日开始进行修改。这次修改工作量大，也很艰苦，经历了曲曲折折的过程。顺利的时候，思绪像破了堤的洪水，挡都挡不住，一天就“无中生有”的写出1万多字；碰到难题的时候，一天只能完成一点，还不甚理想。最紧张的时候，连中国作协开理事会，都在思来想去后舍弃，抓紧时间修改稿件。

　　从4月2日至5月13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一卷手稿进行了两次大的修改；从6月1日到8月10日又对校样进行了三次大改。在这几次修改中，增删了人物，加减了情节；地名由“焦甲坞”改为“东山坞”；大脚焦二菊和韩百仲原本是住在村子两端的两家人，为了使人物丰满，故事有趣，把他俩变成了夫妻；哑巴这个人物，更是初稿中连影子都不曾有的。

　　1964年8月下旬开始，浩然对校样又进行了两次修稿工作，9月14日完成最后的修饰，9月16日付型。

　　作家出版社计划在1964年国庆节前印出1万册上市，10月份内印出25万册平装，2千册精装。为了省工快速，将第一卷分成了上下两册印刷装订。不仅如此，为了能按时完成计划，在上机器前的3日内，出版社校对、出版两个科室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到工厂去加班。《艳阳天》第一卷于1964年9月17日印刷厂上机器，9月29日下午出书，这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高速度的。

　　尽管《艳阳天》第一卷的印量很大，但仍有供不应求之势。出版社在年底时通知浩然：除了已印出和将要印的普及本之外，还要再加印50万册。这样，《艳阳天》第一卷将印刷发行近百万册。

　　为适应农村读者的需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浩然于1965年3月13日开始，只用了4天时间就完成了《艳阳天》缩写本即农村版的编改。1965年10月，《艳阳天》第一卷农村版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就达40万册。

　　1964年10月11日，浩然经过短时间的读书、休整之后，开始了第二卷的起草，到11月18日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草完一稿。此后因参加为期4个月的整风运动，第二卷的修改工作暂时搁置。

　　1965年3月6日至7月17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二卷手稿进行了五次大的抄改。

　　第二卷的修改出版过程并不顺畅。《艳阳天》第一卷出版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是显而易见的，奇怪的是，出版社在收到第二卷的书稿后，使人明显感到他们对《艳阳天》的热度降低了，不再像以往那么迫切，这让浩然很是费解。出版社在与浩然多次交谈修改意见时，既缺乏热情，也极少鼓励，给人一种前怕狼后怕虎，想吃鱼又怕刺儿扎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浩然的情绪，使他产生了担心：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作品，它的质量将会是怎样的；顾虑多端，觉着怎么写都会使某些人有意见，自己似乎不能做主。

　　9月9日，浩然开始动手修改第二卷校样。刚开始时情绪不是很高，两天过后，“劲头”一下子来了，用浩然自己的话说：“情绪之高涨，精神之充沛，思路之宽阔，是西山最高潮期所不能相比的。”浩然紧紧抓住这个灵感之神不放手，“大改、狠删、猛加——笔尖着了火，稿纸在我的手下燃烧起来了。”这次修改，仅新增写的就有10章，工程可谓巨大。到9月29日，书稿修改完成，可作为第二卷出版。这20天，浩然感到“是在十分艰难中度过的，是在拼着性命搞创作”。“从五官到内脏，无一处不是伤痕累累”。

　　在结构第二卷时，浩然曾考虑将二、三卷合二为一，这样事件可以集中，写起来方便，也免得这部小说的写作时间过长，而影响其他作品的创作。但在第二卷的起草、修改过程中，随着新内容的不断充实，最后还是决定分为两卷。因此，当第二卷定稿时，第三卷已经有了雏形，写出了草稿。

　　自1965年10月5日开始，到11月16日，浩然对《艳阳天》第三卷进行了两次抄改。过后不久，浩然对第二卷的校样又进行两次修改；第三卷也由出版社终审完毕，12月22日，浩然将第三卷修改完毕。一部把众多人物、故事和情节，都融汇到从麦子黄梢到打罢场、入库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表现出来，在形式上也有突破创新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基本完工。

　　从1962年12月26日动笔写《艳阳天》，至1965年12月22日将第三卷修改完毕，恰巧是整整3年。在这部120万字的巨著竣工之时，浩然深深感慨道：“可以说，3年中间，我没有一天不是在苦干中；120多万字的艰巨工程，总算初步完竣了！《艳阳天》，会作为我一生中一件重大的事件记录下来。”

　　1966年1月，浩然对《艳阳天》第三卷校样做了最后一次的修订。

　　1966年3月，《艳阳天》第二卷出版。1966年5月，《艳阳天》第三卷出版，但因“文革”开始而没有发行。1971年5月，《艳阳天》通过审查解禁，三卷本《艳阳天》完整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