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清秋的“出走”

　　张恨水是现代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通俗小说大家，《金粉世家》是他最重要的小说代表作之一。这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兼具社会、言情和人情(世情)小说的因素，书中人物众多，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小说的主要情节围绕着北洋政府民国总理金府这一豪门家族的盛衰而展开，金家上上下下的重要角色就不下一二十人。因为题材的相似性，《金粉世家》也经常被称为“民国红楼梦”。小说中的各种人物设置，也与《红楼梦》具有类型上的相似性。假道学的老爷、纨绔子弟的少爷、吃斋念佛的太太、精明泼辣的少奶奶、聪慧灵秀的小姐，大都没有超出《红楼梦》的范畴。按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分类，这应该还算是《红楼梦》的“余泽”。

　　冷清秋是《金粉世家》整部小说中最有意义的一个人物形象。其他人物形象都缺少新意和创造性，因而也就缺少研究价值。如果也用《红楼梦》中人物来作比的话，冷清秋可以说既有黛玉的聪慧清高和多愁善感，又有宝钗的温婉端庄顾全大局，但是我们绝不可以仅以钗黛等古典女性视之，因为在小说最后，她采取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极具现代意义的行动，那就是在现代文学中时常被提到的“出走”。具体说来，就是她在与丈夫金燕西感情破裂之后避居楼上，然后趁一场大火“火遁”，抱着孩子悄然离开了金家。

　　张爱玲曾经说过：“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的确，自从新文学运动一开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介绍到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读者们对“娜拉”这个名字和“出走”这个动作就不再陌生了。但是一般来说，“出走”这个动作，都是和新文学作家相联系，不论是鲁迅笔下的子君，还是庐隐笔下的露莎，这些“娜拉”们都是新文学作品里的新女性。而冷清秋则不同，张恨水是所谓“民国旧派作家”，过去还长期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一员，冷清秋作为他的小说女主角，既非传统的古典闺秀，又不是毅然决然的五四新女性，这个新旧兼杂的女性形象正是张恨水对他所处的新旧转型时代的独特写照。冷清秋因为“出走”这一动作，使她同时与西方作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中国新文学作家们笔下的子君、露莎等中国“娜拉”们都建立起了一种横向的联系。冷清秋这一文学形象的产生，与娜拉的引进和中国“娜拉”们的诞生，是同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天然地具有一种可比性。当然，与这些中外文学中的娜拉们比起来，冷清秋和她们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其中的复杂意味，是非常值得一探的。

　　冷清秋与中外的娜拉们的核心联系是“出走”。看一下冷清秋的从觉醒到出走。从表面来看，冷清秋的出走与娜拉有更多的相似，都是在已经结婚生子之后为了人格尊严而走出婚姻。但其实质则有更多的不同。娜拉一旦觉醒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一切奔向外面的世界。而冷清秋在领悟到其婚姻的实质之后在很长时间内仍是一味的退守。先来回顾一下她的婚姻，她也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但其体验与子君们亦有不同。她与金燕西恋爱结婚，并未遭遇来自家长的阻力，因为她的婚姻完全符合长辈的预期：年轻英俊的丈夫，豪门家族背景，更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她完全没有遇到像子君们所遭遇的“父与子(女)”的矛盾。在这一点上，她是无法和子君共鸣的。同样，她也无法和露莎、莎菲共鸣，因为后者们的痛苦，除了恋爱，更有形而上的迷惘和思索：人生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何在？这些思考具有鲜明的五四时代特点，是那个历史青春期时代的新青年们特有的迷惘。这一代人抛弃了传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之后，新的人生观正在探索之中。而冷清秋虽然与子君、莎菲同样是生活在20年代北京的女学生，但她显然并非这样崭新的新青年，她身上所具有的旧文化、旧道德是她的突出特点，也是她能够顺利嫁入豪门的根本所在。对金燕西来说，觉得她有旧道德的风范，娶她比娶新式女子好。而金家的大家长金铨，正是在看了她的文章诗词和一笔漂亮的书法之后，对她的才学高度赞赏，然后顺利认可她的。所以，她从来也没有像子君那样发出“我是我自己的”呼声，也没有像莎菲那样孤独地挣扎着“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后两者都挣脱了传统伦理的束缚，冷清秋没有，她始终与传统伦理保持着温情脉脉的关系。

　　正因如此，她虽然婚后很快就觉察了婚姻的悲剧，但从觉醒到出走却花了很长的时间。几乎从一结婚，金燕西就暴露出纨绔子弟的本性，终日冶游奢靡无度，在家则对冷清秋实施精神暴力和言语侮辱。冷清秋在冷静之后反省了自己的错误：“终乖鹦鹉贪香稻，博得鲇鱼上竹竿。”也就是说，她认识到了自己这桩错误婚姻的一大原因，是自己贪慕富贵的虚荣心。在小说第九十回，冷清秋回忆了当初金燕西追求她的过程，各种细节充满金钱和物质的攻略，送衣服送鞋子，汽车接送去看戏，最后发展到送珍珠项链。冷清秋意识到当初金燕西“用钱如泥沙一般”地追求她，而她当时只觉得他热情可感，并不觉得他纨绔。“受着物质与虚荣的引诱，就把持不定地嫁给了燕西”，如今醒悟到“屈服在金钱势力范围之下，实在是可耻”。“人家不高兴，看你是个讨厌虫，高兴呢，也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她和娜拉一样，认识到了自己“玩物”的地位，这正是觉醒的标志。

　　她的反省是深刻而沉痛的。然而她并没有马上离婚或出走。她的第一反应是认命而且自怜。她在生日诗里写道：“百花生日我同生，命果如花一样轻。”把不幸遭遇归结于“命”，从而避开了思考反抗的可能性，这正是中国旧式女子的常态思维。因而她能做的只是默默地忍耐。这种忍耐也可以理解为道家的清净自守，它是冷清秋精神上的自我保护。它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寡欲，无欲无求。金父死后每个儿子分到5万大洋现金，冷清秋没有花过其中一分。在后期避居楼上之后，更是每日只食青菜素汤，摒弃了一切物质享受和繁华富贵。其二是无为。对金燕西，对周围的一切，都“任其自为”。对诽谤冤枉她的人，她不解释。对丈夫的变心、花心，她不干涉不争取。她用道家的寡欲与无为，为自己筑起了一道保护墙，这也是她的底线：维护自己人格的清高与精神的洁净。有了这道墙，仿佛她就能够与金燕西以及整个金府的奢华和堕落划清界线，避免同流合污，保持人格的独立。但其实还是做不到。当她彻底成为金燕西与白秀珠一同出国的阻碍和累赘时，金燕西也终于图穷匕见翻脸逼迫她。她的“不食周粟”式的坚持也成了自欺欺人。冷清秋尽力退守但是仍被金燕西羞辱：你照一照镜子，你穿的用的难道不都是金家的？

　　所以，冷清秋的出走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动的，第九十回彻底觉悟“怀诗忽解脱”，但到了九十五回才欲离婚而不得，“封步闭楼居”，然后到了一百回才趁大火而火遁。她的出走是被逼到底线之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点又是她与中外娜拉们的不同：她们都是主动的。当娜拉一朝觉醒，就马上一刻也不能忍耐要出走。当子君一朝觉悟，马上斩钉截铁地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一旦觉醒之后，她们就相当于换了个新人。相比之下，冷清秋的出走是消极的，并非新生。

　　冷清秋未能成为一个个人主义者，那么她出走的动机和思想资源来自哪里？小说第九十回里，冷清秋醒悟到自己的错误之后，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其实真正的男女爱情思想，还是道学先生认为风花雪月的词章上很有表示。《诗经》是不必说，像屈原、宋玉的赋，以至于唐人的诗，宋人的词，元人的曲，哪里不代表儿女子一种哀呼？‘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在唐朝就很胆大地有人说出来了，现在女子们还甘受丈夫的压迫而不辞吗？清秋本是个受旧书束缚的人，今天忽然醒悟，恰是在旧书本子里找着了出路。”

　　作者这段话尽力把冷清秋的觉悟归因于传统旧书，是非常牵强的。传统女性对爱情的呼求，与冷清秋的觉醒与出走，并非同一个范畴。因为她要求的不是爱情而是尊严。无独有偶，冷清秋在出走前也有一段对话。她对四小姐道之说：“我们做女子的，第一步就是要竭力去了‘寄生虫’这个徽号，所以我的第二步是干，不是做了丈夫的寄生虫之后，再变成一个社会或人类的寄生虫。”

　　这段话可以看出，冷清秋出走的目标，是不做“寄生虫”，换言之，要求独立人格。这更多是来自于现代思想。她在出走后确实也做到了自食其力。冷清秋毕竟是生活于20年代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转型年代，又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女中学生，她的思想当然受到了现代思潮的吹拂。虽然作者要尽量强调冷清秋传统文化的一面，但其实还是无法抹杀这点。

　　但是，冷清秋的出走与娜拉还是有很大不同。前面说过，冷清秋未能成为一个个人主义者。虽然她说要拒绝做“寄生虫”，但这离“人的觉醒”还是有距离的。娜拉出走是指向“生”，冷清秋出走最初却是指向“死”，她本来是要抱着孩子投水自尽的。我们看到她是带着孩子出走的，因为她儿子和她母亲，这些基于伦理和亲情的关系，是她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应该说，娜拉的出走是对世俗伦理的反抗，而冷清秋的出走则是对世俗伦理的回归。和家人一起抚养儿子长大，就是她出走之后的全部生活意义。个人人生意义的探寻，并未成为她人生的主题。

　　总之，我们看到，在婚姻失意时，冷清秋采用了道家的生活态度，同时，她也用佛学来排解痛苦。第一百回提到她“小楼伴佛”，房间里摆着几十部经书和“灵山说法图”。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儒释道的互补。痛苦时用道家和佛学来排解和支撑，出走之后，又以儒家的世俗伦理和血缘亲情作为归宿。另外，她的出走还有一部分是基于读书人的“气节”。所以说，冷清秋这个形象，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时代的产物。她身上既凝聚了传统的文化精神，又有现代思想的感染，充分反映了新旧过渡时代的现实。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张恨水对现代文学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