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气息、泥滋味”的山药蛋派文学

　　站在21世纪的今天来看，“山药蛋派”文学依然闪耀着来自乡土中国大地的泥土气息，塑造的人物形象经历了岁月洗礼而依然异常鲜活可爱，对中国民间文艺形式的创造性运用之于新世纪中国文学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山药蛋派”的形成首先是来自三晋大地的民间艺术滋养。 非常有意味的是，“山药蛋派”作家群的形成，截然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文学流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有着鲜明的社团宣言、组织方式和创办发表园地的自有刊物。“山药蛋派”没有统一的宣言、机构和刊物，是自然而然逐渐形成的，是被后来研究者归纳、提炼出来并得到了广泛认同的、审美艺术风格特色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文学社团流派。既然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倡导，何以形成一种“山药蛋派”文学流派呢？深深探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共同性因素，那就是他们都是三晋大地的儿女，从小都是在三晋大地农村长大的，得到了来自乡土民间文艺滋养的“农民作家”(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就因为创作成绩和审美特色极为突出，被誉为“农民作家”)。作为“山药蛋派”领军人物的赵树理，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的农村，从下就喜欢各种民间文艺。赵树理就跟从村里民间艺术高手组成的“八音会”，听各种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赵树理的父亲就是一个说书能手，不仅能够阅读“三侠五义”等民间侠义小说，而且能说给乡民。所以，赵树理对民间说书人的说唱艺术及其结构布局、叙述方式了然于胸，幼小的心灵受到来自三晋大地民间艺术的深厚熏陶和滋养。这为他后来的文学立场、文学理念和“为农民写作”文学观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渊源关系。马烽是“山药蛋派”作家群中创作作品较多、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与赵树理一样，马烽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一个贫农家庭，7岁移居汾阳县。从七八岁开始，马烽就参加农村的田间劳动，熟悉农民的日常生活、民风民俗、方言口语和各种农业劳作。这为马烽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终生受益的生命底色和精神根脉。西戎、束为、孙谦和胡正都是曾生活和工作在晋西北大地上的作家。三晋大地的民间文艺传统滋养了作家的艺术魂魄，赋予他们不竭的乡土之情和艺术生命活力。这从赵树理小说中的说书人叙述口吻、评书体结构布局和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的自由运用可以得到清晰的见证。事实上，“山药蛋派”作家中不仅赵树理在作品中采用快板、打油诗、民谚等民间文艺形式， 而且马烽、西戎、束为等人同样使用快板、俗语、 地方戏曲、民歌等民间文艺形式，如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西戎和束为的《王德锁减租》、胡正的《民兵夏收》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三晋大地的自然地理空间在20世纪所发生的波澜起伏的社会革命变革及其大地上的乡民心灵震荡与情感涟漪是“山药蛋派”作家一生创作的叙事中心和永不枯竭的情感动力源。

　　火热的农民土地革命不仅点燃了“山药蛋派”的创作激情，而且也为这种来自大地的土生土长的“山药蛋文学”提供了成长的精神土壤。1943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太行山区迅速传播。赵树理不仅从《讲话》中找到了文学知音，而且从中找到了具有正本清源性的美学理念、创作准则和新的文学发展道路。土生土长的“山药蛋派文学”第一次具有了“合法”性的文学身份和承续传统中国叙事美学的独特内在性审美价值。从此，“山药蛋派”文学真的可以登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大雅之堂了。毫无疑问，伟大的时代呼唤并创作着一种新的基于最广大穷苦人的革大雅之堂命美学，呼唤一批具有乡土中国大地的“泥滋味”和“土气息”和鲜活的、展现社会巨变中农民心灵震颤的新文学。从三晋大地中土生土长的、被民间文艺滋养的、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壮大的“山药蛋派”作家可谓是生逢其时， 被时代需要和塑造，同时也以文学记录和书写着时代的历史。

　　从写作内容来看，“山药蛋派”作家群书写了三晋大地上的社会变迁、革命斗争和心灵嬗变，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民形象，对在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激烈的土改斗争下三晋农民的心灵战栗进行了细致而精彩的艺术描绘。以往我们对“山药蛋派”文学作品的评价集中于对土改革命中各类农民形象的典型塑造方面，对小二黑、小芹、李有才、 小顺、元孩等坚定的农民革命者形象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对二诸葛、三仙姑、老秦、苗海其、王万成等老一代落后农民形象给予关注。这在无意之间忽略了“山药蛋派”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对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作品的思想丰富性和深刻性构成了某种无意识的遮蔽。事实上，进一步考量“山药蛋派”作品，我们越过流逝的岁月，拭去历史偏见的尘土，就能发现“山药蛋派”自身的精神生命光芒。即“山药蛋派”建构了类型丰富的农民形象，包括以往被遮蔽的地主形象、变质农民革命者形象、受批评的“中间人物形象”等等。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塑造了冒充的革命先锋者“金旺、兴旺”兄弟，在《李有才板话》中塑造了村霸阎恒元形象；束为在《红契》中塑造了“笑面虎”地主形象，在《老婆嘴退租》中塑造了狡猾的地主“老婆嘴”等形象。这其中尤以阎恒元和“笑面虎”形象生动鲜明。《李有才板话》中的地主阎恒元见风使舵，顺应时代形势变化，通过变相改选和寻找政治代理人，牢牢把握村政权，糊弄土改的章工作员，甚至获得了“模范村”的荣誉。正如小说中的快板所言：“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特别深刻的是阎恒元利用封建等级思想和安逸享乐的糖衣炮弹，把陈小元从贫农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领导者渐渐腐化为变质者。无论是地主阎恒元，还是变质的革命者陈小元形象，小说都呈现了赵树理对变动中的乡土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和超越时代的先锋性思想。如何确保政权保持在革命者的手中，如何确保乡土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不腐化变质，这在新世纪的今天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巨大警示意义。

　　赵树理和束为等人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天翻地覆的土改胜利喜悦，而且是把千百年来乡土中国底层农民所深深受到的传统文化和地主威权的压抑展现出来，即把胡风所言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呈现出来，揭示出土改不仅是一种经济与政治的翻身仗，更是乡土中国农民文化与心理的翻身仗。地主等剥削阶级的强势文化和心理威权依然对普通农民心理构成一种威压和恐惧。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需要长期的培育和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制度的保障。而西戎等人合作的《王德锁减租》在承继以上思想主题的时候，又往前探索了一步。这部获得边区政府表彰的戏剧作品，提出了翻身农民的文化教育需求，即农民不仅要求政治、经济翻身，而且要求文化翻身、“子子孙孙学文化”得解放的终极性要求。这比较于新世纪今天中国农民新兴起的“读书无用”和农村学生的“弃学论”，无疑是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思想张力。

　　从时间上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山药蛋派”文学作品在叙述主题、人物形象和情感基调都有显著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对农村女性形象、“中间人物”形象和农村领导者形象等新中国农村人物群像的建构方面。事实上，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开始，女性形象书写就是“山药蛋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叙述向度。当然，《小二黑结婚》中的女性如小芹和“三仙姑”等形象是模糊的，不够清晰的，属于服务于叙述主题的扁形人物形象。新中国成立后，“能顶半边天”的新女性在各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一时期“山药蛋派”作家对女性形象书写，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有了一个极大的飞跃。赵树理的《传家宝》虽然依旧没有摆脱为叙述主题服务的局限，但是小说叙述的两代女性形象李成娘和儿媳金桂形象，已经显露出新的叙述特质。婆媳关系是一个千古难解的叙事主题。但在新中国初期的文学世界中，这一冲突关系注入了新的叙事内容和相对温和，乃至带有某种内在抒情意味。 《传家宝》借助金桂嫌婆婆的旧箱子有碍观瞻放到床底下这样一件小事，触发了婆婆李成娘的“老火”。这是新中国工业化初期，乡村女性被繁重家务所束缚、固守家庭的传统乡土伦理文化与分工合作、妇女解放的新工业伦理文化的冲突，是蕴含着时代进步与女性解放的明朗、乐观与抒情意味的冲突。经过女婿的高明调解，李成娘终于意识到新时代到来了，过去的那一套“传家宝”不灵了，新社会新农村需要的是金桂这样能够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新女性，从而达成了和解。赵树理小说《邪不压正》中女性形象软英有了新的进展，具有了清晰的性格变化，写出了软英对不同恶势力的“软中带硬”、“等等看看”而又决不牺牲自己的生命韧劲和“软反抗”的生存智慧。《登记》讲述的小飞蛾与女儿艾艾两代女性不同的婚姻命运故事，与《小二黑结婚》，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意思的是，新世纪山西作家李骏虎同样书写了两代妇女不同婚姻命运的小说《母系氏家》 ，延续了赵树理《登记》对乡村女性婚姻命运进行人文关怀和审美书写的文学主题。

　　马烽的《金宝娘》则叙述了一个美丽善良的乡村女性金宝娘被地主恶霸欺负，从好媳妇沦落为“接日本人、警备队、晋绥军”的“烂货”，后在工作团的帮助下斗争地主、重新做人的故事。《韩梅梅》是马烽采用日记体书写的一部新社会乡村知识女性韩梅梅，勇于打破世俗，不怕苦累改造养猪场、建设新农村的新故事。胡正的《碑》在语言特色上与西戎构成了呼应。《碑》中的革命女性凌前英为救群众牺牲了，在她跳水的地方立起了一块碑。“碑是吕梁山脉的青石，它永恒不朽地、坚实地立着。”西戎和胡正的作品的抒情化、诗意化语言，与赵树理和马烽那种白描式叙述构成了“山药蛋派”内部叙述语言的差异与变化。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山药蛋派”一个极大的文学贡献就是对“中间人物”形象的审美书写。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作家在农村革命者和建设者形象塑造方面，一方面刻画了像《小二黑结婚》中县工会主席老杨同志、《“停止办公”》的县委书记杨成柳、《我的第一个上级》的防汛副总指挥老田等光辉形象，另一方面书写了一些带有急躁、冒进思想性格的，即有人间烟火气的、有缺点的农村干部形象。马烽的《临时收购员》就塑造了官僚主义作风的“我”和“老金”误解了“临时收购员”石二锁老汉，还把他扶持山区农民养鸡的远见误当为自私自利的卑鄙行为。西戎的《冬天的夜晚》刻画了一个忘我劳动而又骄傲自负、主观粗暴的队长牛成宝形象。站在新世纪的今天，那些依然生动可爱、触动人性内心深处的“山药蛋派”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作品恐怕当属是那些描写“中间人物形象”的文本。其实，从深层来看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塑造的有缺点的农村干部形象已经具有了“中间人物形象”的精神特质。但是，在真正意义上的“中间人物形象”作品当首推西戎的《赖大嫂》莫属。赖大嫂爱占便宜，嘴头子硬，没人敢招惹，养了两回猪，一头说是因病而死，一头杀吃了。特别是第二头猪因为偷吃集体庄稼与民兵队长立柱发生了冲突，赖大嫂狡辩说：“谁说的我的猪到了庄稼地里？到了那块地里？为啥不把我叫出来让我看？”后来，因为立柱妈养猪挣了一笔大钱，赖大嫂后悔自己脚踩两只船，错打了算盘。赖大嫂固然有打小算盘的自私缺点，但是新的保障农民个人利益的政策让她第一次下定决心把猪养好，争当一个好社员。马烽《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是一个饲养好手，但是为公家饲养却出现了牛驴消瘦得像副骨头架子，成为全社最落后的社员。但在社长甄明山的教育下，他逐渐发生了质的思想变化，成为公社理家过日子的能手。这些“中间人物形象”文本在今天依然闪烁着熠熠的艺术光辉，依然有着可进一步阐释与探讨的美学理论空间。

　　总之，对于“山药蛋派”文学，我们需要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其与“五四”新文学、传统通俗文学和民间文艺的内在关系，重新思考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特别是其叙事学、美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山药蛋派”作家那种向生活学习、向农民学习、向民间学习的创作思想与精神姿态于新世纪中国作家如何书写真正意义的中国文学、中国故事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