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 胡适是位开风气的思想家， 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里说胡适的贡献在于创造了库恩意义上的“典范”。而寻找贫弱国家的出路问题上， 胡适的􀀁典范􀀁性价值体现在寻找国家的病因何在。胡适写下大量的文字来揭露国民的陈旧心理， 并号召人们来“打倒”传统的思想。

　　在1914年的一篇日记里， 胡适批评中国人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家族制及裙带关系是中国之所以贫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称这一现象为“亡国之根”： “吾国之家族制， 实亦有大害， 以其养成一种依赖性也。真亡国之根也。”后来， 胡适陆续又以嘲讽的口气写下了《差不多先生传》、《麻将》， 描述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 以此揭示中国人的散漫与惰性：“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 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懒人国了。“麻将只是我们这种好闲爱荡， 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专利品。”还专门写了《名教》一文， 又讥讽了国人的愚蠢可笑和不为实务。胡适之所以多次揭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懒惰和风俗习惯的落后， 其希望在于找出国人《日用不知》的各种毛病， 引起对旧有文化传统和积习警惕， 进而改正之， 以养成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习性， 成为现代国民。

　　除了嘲讽国人的生活习性， 胡适还激烈批判旧有的文化传统。在他看来， 中国知识分子曾颇自以为是的“旧的文学、政治、伦理”，恰恰是造成陈旧国民的根源， 要想国家社会得到新生， 必须尽去之。他说： “旧文学， 旧政治， 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 固不得去此而取彼； 欲谋改革， 乃畏阻力而牵就之， 此东方之思想， 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因此， 胡适认为， 我们的国民急需要反省， 急需要认错， 认识到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全面的反省， 认识到传统的幽暗。从而， 在自知之明的基础上， 重建民族信心， 而不是自以为是的盲目民族自信。

　　胡适认为：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因此， 国人必须从心底承认传统的文化意识是落后的， 需要变革的：这种急需的新觉悟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胡适主张彻底的认错， 彻底的思考中国固有文化的弊病， 表现出了新知识分子领导人对思想意识的改革采取了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他说： “所以我十分诚挚的对全国人说： ‘我们要认清那个拥戴􀀁小脚， 八股， 太监， 姨太太，骈文， 律诗， 五世同居的大家庭， 贞洁牌坊， 地狱的监牢， 夹棍板子的法庭’到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 是不足迷恋的， 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替祖国消除罪孽， 替子孙建立文明， 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胡适将固有的文化， 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政教器具都做了猛烈的否定， 将这些都算作是“罪孽”， 要想子孙成为新国民， 这些􀀁罪孽􀀁必须由我们洗刷干净。平心而论， 胡适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笼统激烈的态度显得失之粗暴。然而， 在西方文明融入的背景下， 再造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国民的确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即使是过了近百年的今天， 也不能说胡适提出的任务已经完成， 撇开上述提到具体的残暴行为， 仅从心理上来看， 以斗争和施虐来对待人的传统心理依然弥漫。故而不得不说， 在对传统矫枉过正的同时， 胡适对国人文化心理的分析和鲁迅有着异曲同工之功效， 依旧值得我们反思。

　　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大事件， 包括国民革命在内，“都不曾达到挽救危亡的目标， 都不曾做到建设一个有力的统一的国家的目标。”胡适认为只有我们认识到了民众心理中的种种弊病， 才有可疗救的希望， 因此要敢于正视并且反省自己民族的不足， 方可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当然， 胡适对待传统文化的心理，没有止步于“破”， 而是努力的去“立”， 去塑造崭新的国民， 从“思想意识”层面构筑“少年中国”， 正是如此， 唐德刚先生称其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 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朱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