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林道静身份的言说史

　　在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的母亲秀妮本是与爷爷相依为命的贫苦农家女，“住在北平城里的大地主林伯唐亲自下乡来收租的时候，秀妮忽然被他发现了”。林伯唐不仅是湖南当地有名的大地主，还是“颇有名望的前清举人”、“京师大学堂的‘大学士’”，又兼教育家、实业家等多重身份，林道静生在这样的家庭理所当然地承袭了所谓的“资产阶级身份”。母亲的卑微出身又使林道静的阶级身份呈现出令人同情的双重性。她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她的“资产阶级”身份由此而降格，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林道静的“阶级情况”确很复杂。她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也不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她虽是地主资本家的女儿，但她的母亲却是受地主阶级戕害欺凌的穷苦村姑。因此，林道静在身份上与“资”、“小资”及“知识分子”均有血缘、亲缘或精神层面的紧密关联，但细究起来，她永远处于三者之间的模糊地带。正因如此，《青春之歌》可以被约定俗成、笼统囫囵地纳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成长史”的范畴来讨论。可是，视林道静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林道静的道路代表着知识分子的正确道路，这一系列的“革命言说史”何以形成？

　　1958年初版的《青春之歌》“内容说明”中，同时出现了两组概念，一是“青年爱国学生”：“这部小说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北京一批青年爱国学生从‘九·一八’迄‘一二·九’这一历史的大风暴中所进行的顽强不息的斗争”；二是“知识分子”：“小说刻画了当时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和成长的知识分子……也描写了一部分人的动摇和沉沦”。这个“内容说明”中并没有出现“小资产阶级”这个字眼。王世德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1958年4月17日)一文，较早将林道静纳入“知识分子”与“革命道路”的二元框架内来讨论。事实上杨沫本人也是这样想的：“那本可怜的书(《青春之歌》)可以见世面了么？人们看了，将如何评论它？会不会批它在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是批它丑化了共产党员？”(1956年12月15日杨沫日记)导演崔嵬在《电影〈青春之歌〉创作中的几点体会》也指出林道静的故事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个人命运和大众命运联结起来才有出路”。

　　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由此变成不证自明的基本前提，这一前提为后来大部分有关《青春之歌》的讨论预设了方向、奠定了基调。近年学界开始注意到林道静身份的多重性，例如林道静的女性身份：“林道静是被等同于‘知识分子’的，她的女性身份并没有作为问题而提出。”“重新打开《青春之歌》这一文本关于女性书写的内在历史视野，首先需要对指导50-7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理论作出某种反省。”(贺桂梅《“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林道静的“女性身份”在阅读阐释史中由最初的鲜有关注到如今的深度发掘，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伴随着林道静女性身份的重新发掘，我们也有必要意识到，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其实也颇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林道静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关此尽管仍有模糊之处，但家庭破产之后因家庭关系紧张而离家出走的林道静陷入衣食无着的困顿状态，林伯唐的实业家身份已成过眼烟云，林道静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身上仍流着“资产阶级的血”，这是她的原罪；但是她的出走表明她在精神上已不再属于过去曾经从属的那个阶级。这见证着她的觉醒与成长。“资”与“小资”的身份问题之于林道静已不再成为问题。可是，另一个身份问题却更深地困扰着林道静：她是“青年”无疑，但在“一二·九”运动风起云涌时，她已是一个家庭主妇而不再是“学生”。辍学在家、高中尚未毕业的她能算“知识分子”吗？

　　《青春之歌》初版本篇末有这样的句子，“游行队伍中，开始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几万游行者当中，大中学生占了百分之九十几，其余是少数的教职员们。但是随着人群激昂的呼喊，随着雪片似的漫天飞舞的传单，随着刽子手们的大刀皮鞭的肆凶，这清一色的队伍渐渐变了。工人、小贩、公务员、洋车夫、新闻记者、年轻的家庭主妇、甚至退伍的兵士，不知在什么时候，也都陆续涌到游行的队伍里面来了。”从这段话中可知，“大中学生”及“教职员们”构成了“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这是作家杨沫对“知识分子”的界定。这与今天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是有区别的，人们已不再视“大中学生”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实在当时，杨沫的这种界定也并非共识。否则《青春之歌》英译本在翻译这句话时，句中本应译成“intellectuals”的“知识分子”一词只是译成了“students”而已。因为在西方，“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与“students”(学生)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

　　林道静的“阶级身份”是否包含有“知识分子”这一层面，这对于《青春之歌》的阅读、阐释及审美接受，都有着导向性的意义。换句话说，不管林道静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青春之歌》都有理由、也有必要被纳入“知识分子的觉醒与成长”这样的分析框架。但是，小说中的林道静并不是知识的传播者，相反，她是知识的接受者、崇拜者。她不但不是“知识分子”，相反倒是“知识分子”的追随者、迷恋者。小说中最像“知识分子”的余永泽在写给卢嘉川的信中，急欲讨论的不是“知识”，却是普通人应该具备的起码的“道德”。身为男性革命者的卢嘉川在宣扬“革命话语”时，这种“话语”的魅力迁移为革命者自身的男性魅力，吸引了已婚女性林道静的青睐。在知识分子余永泽眼里，这样的“革命”显然触犯了“道德”。明眼的读者也发现了革命者的光辉角色并非没有裂痕，对此当时就有批判的声音。刘茵在《文艺报》上撰文指出，卢嘉川在宣扬革命真理时，与林道静发生的爱情是“不道德”的。革命成了革命者吸引林道静的工具。小说中也借林道静之口如此说，“仿佛这青年身上带着一股魅力，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人吸在他身边”，“道静目不转睛地望着卢嘉川。在她被煽动起来的愤懑情绪中还隐隐含着一种惊异的成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他和余永泽可大不相同。”林道静对“大学生”甚至带着某种不明就里的盲目崇拜与仰慕。林道静在“大学生”与“知识分子”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卑微与景仰，间接表露着她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与差异。

　　以上的分析使我们意识到，尽管在好友王晓燕眼里，林道静“聪明、有头脑、又喜欢读书”，“比起一般知识和文学修养来，她都不如林道静”，但就林道静在《青春之歌》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情感及知识水准而言，她还不足以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实际上，林道静对“知识”的倾慕是相当深切、相当内在的。这种健康、朴素的情怀给人的印象更真实。余永泽与林道静初识，他们在海滨有过几天长谈，林道静觉得那虽不过是些“艺术、人生和社会的空泛议论，但是当这就要分别的一霎间，他们的心里却都感到了难言的依恋。”在这儿，知识体现为一种“空泛的议论”，它们的作用是为青年男女增加谈资，以驱除从前的“孤独困苦”。海涅的诗作可以让余永泽借以抒发爱意，他的吟咏像是“在低低地倾诉着自己的爱情”。当林道静与余永泽的感情由最初的“绚丽的虹彩”到“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林道静感慨的是“他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的风度”已然消逝。这时的“知识”(学识，也包括小说与诗歌方面的知识)只是余永泽头顶的“光环”。

　　余永泽问林道静：“你一定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冯沅君写过一本《隔绝》你读过没有？这些作品的主题全是反抗传统的道德，提倡女性的独立的。可是我觉得你比她们还更勇敢、更坚决。”这番谈吐展露着余永泽的学养，林道静觉得他是一位“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知识”化作光环罩在余永泽身上，使林道静产生了爱的幻觉。然而知识究竟是什么？林道静似乎并没有细想。后来林道静与余永泽因志趣悬殊及道路迥异而分道扬镳，也不能因此而理解为林道静否定或者背离了“知识”，事实上林道静仍是“知识”的狂热追逐者，只是那些“知识”变换了内容而已。这就是《青春之歌》中由卢嘉川取代余永泽所进行的第二次知识传授，这一次知识传授的重点是马列著作及苏联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林道静的抉择之所以正确，并不因为她走近了“革命”、远离了“知识”，而是因为她的“知识”更换了系统。小说中这样写道：“晚上，道静伏在桌上静静地读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做着笔记，加着圈点，疲乏的时候，她就拿起高尔基的《母亲》。她时时被那里面澎湃着的、对于未来幸福世界的无限热情激荡着、震撼着，她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与希望。”林道静从白莉苹、许宁那里借到许多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方面的书，“有许多书她是看不懂的……可是青年人热烈的求知欲望和好高骛远的劲头，管它懂不懂，她还是如饥似渴地读下去。”以至于许宁情不自禁地冲林道静慨叹道：“啊呀，小姐！你快要变成大腹便便的书虫子了！”林道静并没有因为倾向“革命”而鄙夷“知识”，但后来有关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的言说史，却将“知识”与“革命”对立起来，甚至将“知识”与“知识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丑化。

　　“知识分子”要在“革命”中将自己改造成彻头彻尾的工农大众，与他们水乳交融、形同一体，还是承认并彰显自己的“知识”优势，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事实上，在《青春之歌》中，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贴标语、喊口号、游行或者演讲，这固然是革命的一种表现及途径，但革命同样需要有深度的知识及理论的武装。在林道静的“成长”及后来的“觉醒”过程中，先是余永泽所代表的“五四知识”、“书斋知识”，继而是卢嘉川所传播的“革命知识”先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中国，北京大学图书馆堪称这两种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的共同源头，有关“革命”的“知识”与实践也一直是中国革命相辅相成的一体之两翼，但在后来的言说史中，产生与贮藏人类知识包括革命知识的“图书馆”却被反复丑化，走向“红楼大操场”成为惟一正确的道路。不知这是否符合卢嘉川、林道静的本意？或许，将青年学生的“求知”与“革命”对立起来，这并不是《青春之歌》的内在主题。至少在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一再重复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