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奇的独特与丰富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这样说：

　　革命战争快要结束，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甚至反映抗日战争，是否已成为过去，不再需要了呢？不，时代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它已远远走在我们前头了，我们必须追上去。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的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第5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在这样一种政治召唤下，从新中国成立初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短短几年里，中国文学界兴起了一个创作革命战争历史题材作品的热潮。《腹地》《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铜墙铁壁》《铁道游击队》《平原烈火》《新儿女英雄传》《烈火金刚》等等，不一而足，影响巨大。正是在这样的语境里，曲波的《林海雪原》195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很快就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注目。评论家侯金镜随即在《文艺报》上著文称其为“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1961年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后更是名声大振。但也出现了一些质疑之声，并因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小说《林海雪原》孰优孰劣的群众性讨论。《北京日报》1961年5月至8月甚至开辟了“笔谈《林海雪原》”专栏。虽然这场讨论的最终结果仍然认为这部作品“显示了它的独创的成就”，是“解放以来优秀作品之一”(李希凡《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北京日报》1961年8月3日)，但我们发现，自此之后关于革命历史书写的长篇小说再难有这样“引人入胜”的“传奇”之作了，当年出现的蔚为壮观的“传奇热”至此戛然而止。

　　应该承认，在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战争传奇的诸多作品中，《林海雪原》达到了一个高峰。离奇的故事情节、身怀绝技的英雄好汉、神秘莫测的地形与气候、英雄与美人的爱情，在表现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剿匪战斗的名义下异常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由此而获得各方最初一致的认可。因此，《林海雪原》的出现与退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也不是一个个体事件，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颇有意味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反映为成立新中国而付出艰巨努力的革命斗争历史自是一种必然。然而如何反映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从胜利者的角度来回忆、纪念甚至享受这个过程，是一种写法，从新中国主人的角度通过革命历史来确立自身在本质上的合法性甚至从中提炼出当下甚至未来可以遵循的本质规律、理想追求则是另一种写法。两种写法初看起来颇多交集，但在根本上却是不能相容的。一个着眼于世俗情怀，一个立足于使命精神，它们甚至互为消解。《林海雪原》和之前之后的众多传奇之作显然属于前者。刚刚过去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一旦被传奇化，它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快乐甚至快感。战斗便成为一种快乐的游戏。

　　从游戏消遣的角度来看，《林海雪原》还真是一个颇为经典的文本。它的神秘性、它的个人英雄主义、它的匪气与身体及语言暴力、它的英雄美人的朦胧的爱以及通过郑三炮蝴蝶迷等反面人物传达的性，无一不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一种宣泄与释放。例如，小说中杨子荣打入威虎山和土匪的那段黑话，在实际的接受过程中，读者接受的不是杨子荣的勇敢机智，而恰恰是对匪话语言暴力的“受用”。小说改编成电影时，这一段“黑话”得到了强化，而这一强化又进一步引起观众的竞相模仿。当时一位小学教师这样写道：“不久前，《林海雪原》上映以后，‘三爷’‘老九’一类的称呼就在孩子们中间出现了，有的孩子学小炉匠的丑象，自己打着耳光喊：‘我该死！我浑蛋！’有的拿‘黑话’当笑话说。”(丁林：《我们的共同责任》，《北京日报》1961年6月25日。)更为严重的是，读者的模仿往往是一种“断章取义”式的模仿，模仿者似乎并不关心其前因与后果，若干年以后，黄子平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下乡在农场看完京剧《智取威虎山》后的情景：“看完电影穿过黑沉沉的橡胶林回生产队的路上，农友们记不得豪情激荡的那些大段革命唱腔，反倒将这段土匪黑话交替着大声吆喝，生把手电筒明灭的林子吼成一个草莽的世界。”(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69、7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大凡任何一个社会转型时期，都会要经历一个从以狂欢为特质的解构到以庄重为特质的建构的过程。解构原有社会的合法性、享受解构带来的精神的自由往往是社会转型初期的精神文化特征，而当这一过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建构新的秩序体系会成为一种更为内在的心理需求。转型时期的文学也往往与这一文化心理的演绎相吻合。因此，新中国文学对革命历史的表现，在短暂的传奇式表达后，必然要求前面所提到的第二种写法：寻找一种秩序，一种本质，一种理想。正是这样一种整体上的不可逆转的要求，对《林海雪原》的质疑就成为一种必然。我们发现，在关于《林海雪原》的群众性讨论中，所有对该作品的质疑都与此相关。对《林海雪原》的最早质疑来自冯仲云的《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名小说〈林海雪原〉》，该文对小说取材于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小分队的斗争事迹提出批评，认为无法反映人民解放军的本质特征。个人英雄主义是被批判最多的地方，批评者认为小说表现的只是少剑波、杨子荣等的机智勇敢，而对于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给予充分的估价；少剑波与女卫生员的爱情也受到了批判，显性的层面上是批评其小资情调，而隐性的层面上是不满于这种暧昧感情的世俗化内涵。冯仲云甚至明确地用“传奇性”“武侠式”来指称这部作品。

　　其实，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传奇热”方兴未艾的这一段时间里，也出现了一些非传奇的作品，代表作就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保卫延安》。这部作品出版后，眼光敏锐的冯雪峰立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一文中指出，作品“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 “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尽管后来《保卫延安》也受到了批判，那只是受庐山会议的政治牵连，不涉及小说的内在品质，这部小说写作中内在的建构性指向却没有受到质疑。只是随着小说的被批判，这种建构性亦随之流失。《保卫延安》可能承担的诸多的功能，更多地依靠对《林海雪原》的质疑来完成。在新中国文学史上，《林海雪原》及其命运对于后来文学的规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表现革命历史传奇的高峰与终结，它为新中国文学转入庄重的、建构性的史诗性品格做了重要的铺垫。

　　我认为，重新讨论《林海雪原》及其命运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以来，我们的社会转型以及文学转型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30年里，我们始终在解构的路上，一是20世纪80年代对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的解构，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学意义与责任的解构，这两拨解构的结果是，我们的创作与阅读变得更加放纵更加轻松。我们在获得更多的快意与快感的同时，却感到某些不足和空洞。就以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而言，那些抗日神剧、那些草莽英雄、那些战地情爱游戏比当年的“传奇”走得更远。我们30年的转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纵深的阶段，我们不能总停留在解构游戏的平台，然而，我们是否累积了足够的建构的资源？我们是否具备了建构某种精神的能力？在转入建构的路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这应该是我们面临的迫切的问题。在这层意义上，《林海雪原》及其命运也许是一面镜子。